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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惠康:国际法的发展动态及值得关注的前沿问题

更新时间:2020-03-30 21:42:14
作者: 黄惠康  
既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国际法学界的共同使命。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另起炉灶”,也不是推倒重构,而是要在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现有国际法律秩序的基础上,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美丽清洁的世界。

   外交的灵魂在于王道,法律的生命在于行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中国外交的王道,需要国际法的固化和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写入了联合国相关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青岛宣言》《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等多双边文件。下阶段,应积极推动通过具体国际规则体现和落实上述理念,使其真正落地生根,并焕发持久生命力。希望学界共同做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法阐释和宣介工作,积极探索在各具体领域外交实践中体现和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路径,使我国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成为我国不断培育和扩大国际影响力和制度性权力的过程。

   (二)“一带一路”法治保障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的总规划,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实践平台,法治保障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下列法律问题值得研究。

   一是条约网络的构建。当前“一带一路”条约网络构建工作已经起步并已初具雏形,但还存在不少短板。一是覆盖的国家和领域还不全面,需要拓展;二是现有经贸条约还不太适应新形势,需要升级换代;三是如何用好已有多边条约和机制,深入参与制定新公约新机制,需要加强研究。

   二是风险防范机制。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法律问题相当复杂,风险不小。有效应对法律风险,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立足各国现实情况,将相关政策问题法律化。利用法律的正式性、稳定性、可预测性等特质克服政治和商业决策中的不确定性,从而使“一带一路”合作与交往走上法治化轨道,在相对稳定的法律框架下实现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这个法律框架应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和平等互利的原则,尊重当事人选择可适用法律的自由,发生法律冲突时选择相应规则来解决。

   三是争端解决机制。“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分歧争端难免,迫切需要建立高效、公正、便捷的争端解决机制。有两种基本思路:一是用好用足现有机制;二是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考虑设立新机制。考虑到“一带一路”聚焦经济领域的合作,国家、公民、法人等不同主体间争端都可能存在,需要区分情况分类施策。

   (三)《禁止核武器条约》与全面核裁军进程

   核武器是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从长远看,应该全面禁止并最终彻底销毁,实现无核世界。迄今,国际社会已先后缔结《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1963)、《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68)、《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96)等国际公约,多边核不扩散法律体制总体稳定牢固,但近年来在国际核裁军领域,有核国家与多数无核国家间在如何进一步推进核裁军的问题上矛盾十分突出。2016年10月,奥地利、墨西哥等国推动第70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就禁止核武器谈判,制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⑨2017年3月该谈判进程正式启动,有130多个国家参加,其中绝大多数是亚非拉国家。主要有核国及多数北约成员国均未参加。⑩2017年7月7日,联合国大会以122票赞成通过了《禁止核武器条约》,要求全世界各国立刻停止几乎所有与核武器相关的活动,比如研发、制造、生产乃至持有。在此次表决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拒绝参与投票。此公约涉及复杂的法律问题,主要包括核武器在现行国际法是否合法,《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核裁军谈判义务的范围,《禁止核武器条约》对非缔约国的效力,对核不扩散机制的冲击,以及对核有关行业的实体和个人的影响等。联系到2014年马绍尔群岛在国际法院起诉拥核国家案,(11)表明核裁军中的法律因素日益突出。2018年10月29日,中俄美法英五国发表声明,共同反对《禁止核武器条约》。声明强调,五国一直在按照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对核武器进行削减。该条约在防止核武器的威胁扩散到全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控制了核战争的风险,还给民用核技术提供了重要的框架,造福了人类。五国一致强调,实现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是各国共同的目标,只要这不会损害世界的安全。声明表示,“恰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反对《禁止核武器条约》”。理由是,“我们坚信只有考虑国际安全形势,一步步来,才是实现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最佳办法”。声明进一步阐述了《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几个硬伤,例如忽视了国际安全形势和地区的挑战,也没有增加各国间的互信与透明,甚至还会给《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执行带来阻碍和困难。因此,五国表示,“我们不会支持、签署或批准《禁止核武器条约》。该条约不会对我们的国家产生任何法律强制效力……我们也希望考虑支持该条约的国家可以认真考虑这会给世界和平与安全带来的影响。”(12)

   (四)国际司法机构与国际法的解释与适用

   国际司法机构,特别是联合国国际法院,一直被许多国家视为公平正义的化身,在国际法的解释与适用中发挥重要作用,不仅决定有关争端个案的解决,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际法的发展方向,一直是大国博弈和争夺的重要阵地。近年来,国际性司法裁判机制趋于加强。越来越多的条约规定了以司法手段解决争端的义务和程序,主权国家接受国际司法机构管辖的压力增大,在人权、环境、海洋法领域尤其明显。国际海洋法法庭和其他第三方争端解决机构或机制在受理、审理国家间涉海争端时出现了严重的“扩权和滥权”问题。(13)普遍司法管辖权趋于扩大,对侵犯人权的追诉趋于国际化。最新趋势是将所谓侵犯人权的罪行列入所谓的“普遍管辖权”,并限制司法豁免的适用范围,对一国现任或前任领导人进行刑事追诉的案例增加。“国家主权与全球治理”“不干涉内政与保护的责任”“国内管辖与国际管辖”三组矛盾激烈折冲对撞。国际管辖的范围在扩展,“国内和国际混合管辖区域”在增多,深刻影响国家决策空间和行为模式。(14)而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欧洲人权法院、美洲人权法院等国际或区域司法机构,愈来愈多地直接或间接地介入了一些国际热点问题或敏感问题。争权、扩权、滥权倾向日趋明显。(15)甚至联合国大会都有了建立具有独立刑事侦查权的辅助机关的冲动。(16)因此,有必要结合国际形势与我国发展现状,提高我国在国际司法活动中的影响力。作为政府和学界共同努力的方向之一,从人才培养、制度建设、机制创新多角度入手,寻求突破。还要高度重视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法律实务,都要十分重视对国际法院案例的研究。

   (五)条约履约机构和缔约国大会扩权动向

   与此同时,除国际司法机构外,条约履约机构等具有一定准司法或监督职能的机构,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扩权倾向。主权的人本化趋势进一步加强,消除所谓的“有罪不罚”的呼声日高,道义天平明显向个人倾斜。这是法律与政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必然结果,也是各国抢占国际新秩序制高点的博弈在法律上的必然反映。(17)自2009年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启动有关改革进程以来,人权条约机构监督职责不断强化,工作的选择性和政治化倾向日益严重。我国是联合国六项主要人权条约的缔约国,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反对种族主义,禁止酷刑,妇女、儿童和残疾人权利等重要领域,人权机构改革进程中的扩权动向,对我们应对履约工作有重要影响。(18)环境类条约缔约国会议也有类似趋势。《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缔约国会议决定,在公约框架下就全球土地退化问题建立工作组,这可能会超出公约规定的防治荒漠化目标的适用范围。《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管辖范围应该是进出口贸易,但是公约缔约方会议以保护濒危野生动植物为由,对缔约国国内贸易措施也提出要求。这些条约履约机制或者缔约国大会的扩权趋势,既是各领域国际治理日益加强的结果,也对有关国际规则和制度的确定性产生一定冲击,长远来看对国际法治会产生影响。

   (六)国际法院“查戈斯群岛咨询意见案”

   2017年6月22日,第71届联合国大会以94票赞成、15票反对、65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由毛里求斯推动非洲组国家提出的第71/292号决议,(19)提请国际法院就涉及查戈斯群岛的两个问题出具咨询意见:1)在查戈斯群岛与毛里求斯分裂的情况下,毛里求斯1968年独立时非殖民化进程是否已经完成;2)英国继续管理查戈斯群岛有何法律后果。这是一个政治上很敏感的问题,既牵涉非殖民化进程中的历史纠葛,又有双边领土主权争端特征,还涉及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20)国际法院已启动咨询程序,并邀请各国提交书面意见和出席听证程序。目前看,各国在法院应否发表咨询意见的问题上分歧严重。毛里求斯及其支持方认为非殖民化是联合国大会的职权,国际法院有权应联合国大会的请求发表咨询意见。英、美等国则认为查戈斯群岛问题本质上属于毛英间的双边争端,根据“当事国同意原则”,未经当事另一方(英方)的同意,不能诉诸国际法院。毛里求斯在道义上获得众多发展中国家同情,声势不容小觑。另一方面,查戈斯群岛问题涉及英美重大利益,两国势必运用国际政治和法律领域的软硬实力,全力阻止国际法院发表对其实质不利的意见。如何处理,确实是对法院智慧的考验。后续进展情况需要密切跟踪研究。

   鉴于此案涉及重要的国际法问题,中国政府高度关注,决定向国际法院提交书面意见。2017年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有关决议时,中国投了弃权票并作解释性发言。2018年9月3日至6日,国际法院在海牙举行了口头程序,听取双方当庭陈述,两军对垒,阵营分明,观点对立,交锋激烈。(21)从各方提交的书面意见和口头陈述看,中国在联合国大会的解释性发言和向法院提交的书面意见的主要观点得到各方的肯定和认同。(22)

   (七)朝鲜半岛局势相关法律问题

   朝鲜半岛问题是东西方“冷战”的产物。受“冷战”后国际失衡局势的影响,2006年以来,朝鲜致力于强力推进核导计划,(23)引发美日韩和国际社会强烈反应。美加大了对朝军事威慑,半岛局势急剧恶化,几乎走到战争边缘。联合国安理会十次通过对朝制裁决议,一次比一次严厉。中国对半岛局势有重大战略关切,(24)并划出了“无核”“不乱”“不战”三条“红线”:坚决反对朝鲜拥核,也不允许韩国或日本拥核;坚决反对颠覆朝鲜合法政府,确保半岛和平稳定;坚决反对任何武力解决方案,决不允许在中国家门口动武。中国坚定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提出“双暂停”和“双轨并进”倡议,即朝鲜暂停核导活动,美日韩暂停大规模军演,逐步建立互信、化解危机;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同步推进。

   2018年以来,朝鲜半岛形势风云变幻。朝韩首脑发表《为实现半岛和平、繁荣和统一的板门店宣言》,朝美首脑新加坡会晤,开启政治解决进程。目前,朝韩、美朝双边,中朝韩美各相关方正在协力推动半岛问题的政治和法律解决进程。(25)

   半岛问题涉及众多复杂的国际法问题,其中包括:

1.停和机制转换以及缔结和平协定问题。(26)和平协定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国际法问题,比如中方是否有权成为新的和平协定的当事方?如何看待我国在和平协定谈判中的法律地位?我国不仅是当年朝鲜战争的主要参战方,还是1953年《朝鲜军事停战协定》的主要缔约方,当然有必要参与和平机制构建。(27)实际上,我国作为半岛和平机制进程重要参与方的地位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认可,包括1954年朝鲜战争各参战方参加的“日内瓦会议”以及与和平机制紧密交织的半岛无核化问题六方会谈进程等。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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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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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法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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