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或传说经典化的话语垄断在阐释学中形成了顽强的传统。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承接刘安、班固、王逸的经学立场对《离骚》进行了同样的评价：“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祇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谕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擿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18]（P46-47）尧舜禹汤之陈，桀纣羿浇之讥，自是远古以迄三代文化的传存，不必附会“典诰之体”和《诗》之比兴，后者只是一种表现手法，《诗》可用之，何独屈辞不能？不必指为“同于风雅”。至于“托云龙，说迂怪”等四事，也明白显示《离骚》等篇“异乎经典”的独绝之性，都是来自遥邈的传说，惟以未受经学影响的原生形态，连通楚人的精神，成为《离骚》等篇浪漫铺陈的不尽资源，光怪陆离，不可方物，倘若擿而去之，全同风雅，何复《离骚》之存？洪兴祖驳之曰：“《骚经》《天问》多用《山海经》，而刘勰《辨骚》以康回倾地、夷羿弊日为谲怪之谈，异乎经典。如高宗梦得说、姜嫄履帝敏之类，皆见于《诗》《书》，岂诬也哉！”[11]（P21）《骚》取于“谲怪之谈”，不必受《诗》《书》影响，《诗》《骚》共取于悠久的传说，显现“文学创作”的特质，却总被经义障蔽。

　　 在某个角度上说，文学创制的形式和语言是决定性的，对于屈辞而言，文本几乎是唯一可资阐论的资源，尽管《离骚》总被附会风雅，但没有人能够在屈原诸作中找到《诗》的形式影迹甚至片言祖述。刘勰《文心雕龙·事类》谓“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18]（P615），屈、宋自己何曾“号依诗人”？其引“古事”是在三代乃至以前，而一无取于《诗》者，这是确凿的事实，却在经学的独断中恒被遮蔽久远，视若当然。只有跳出经学的藩篱，才能说出原本简单的事实。晚清姚华《论文后编》云：

　　 楚隔中原，未亲风雅，故屈原之作，独守乡风，不受桎梏，自成闳肆，于《诗》为别调，于赋为滥觞。[19]（P29-30）

　　 这是至为确切的论断，从屈原诸作的所有语句文词来看，确实“未亲风雅”，倘使“同于风雅”，则如同“桎梏”，安能尽情抒发怨怼激发？正是长篇巨制、散语长句乃至“江离、辟芷、申椒、菌桂、蕙茞”之楚物、“中洲、江皋、极浦、澧浦”之楚地，以及“顑颔、缤纷、婵媛、犹豫、容与”之楚语，凡此各个方面都以迥异于《诗》之形制、篇章、造句、名物、语词显示“未亲风雅”、出脱《诗》之“桎梏”而“独守乡风”、“自成闳肆”的“别调”异彩，经由宋玉弃情叙物的辞、赋转换，终成一代文学之盛，同时屈、宋之辞也在汉代以降“骚体赋”的摹拟流变中获得了久远的传承。

　　 三、情理事与骚体分途

　　 屈辞为抒情之作，宋玉作品除后人明标为赋者外亦然。情感的抒发是根本性的，其中所涉理、事被激越的情感驱使裹挟，篇章结构都随情感的抒发展开，往往杂乱无序，重三倒四。《离骚》或训“离忧”“遭忧”“离愁”，王逸谓“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衺，忧心烦乱，不知所愬，乃作《离骚经》”[11]（P2），或以屈原被谗放逐后作。清刘熙载《艺概·赋概》谓“《离骚》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而其中自有不变者存”[20]（P88），其所“不变者”，就是情感的激荡，惟以“忧心烦乱”，不堪着意安排使然。清王邦采《离骚汇订·自序》说：“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屈子之情生于文也；忽起忽伏，忽断忽续，屈子之文生于情也。”[21]张永鑫谓王氏“指出了《离骚》的结构同屈原感情的激动跌宕是密切相关的”[22]（P438-439），情文合一，不可端倪。倪晋波《论〈天问〉的“叙问”特征和抒情结构》，说《天问》对宇宙、天地、人事的170个追问也是错杂无序，如在宇宙的追问中忽然插入鲧、禹治水之事，叙述周继商起，不按世系，而是从武王说起，推动其追问思维的“流动性”和“跳跃性”，也是“诗人去国怀忧状态下奔腾流泻的内心情感”。《九章》则王逸谓“屈原放于江南之壄，思君念国，忧心罔极”而作[11]（P120），朱熹谓“非必出于一时之言”[23]（P72），其中“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涉江》和《哀郢》有大致的行路叙述，后者尤然，但纪行不是主要的，而是一路悲歌，且行且怨，《哀郢》从“发郢都而去闾”，依次叙述“过夏首而西浮”“上洞庭而下江”之后，却又反过来“哀故都之日远”、悲“郢路之辽远”，惟以悲愤的情感驱动一步一顾的故国思恋；《抽思》题名取于篇中“与美人抽思兮，并日夜而无正”，《章句》作“抽怨”，王注“拔恨意也”[11]（P139），虽亦放逐途中所作，但无纪行，而是“反复其词，以泄忧思”[11]（P141），情感的抒发并不在于后世所谓篇章的结构，只有清晰的写作思维才斤斤讲究“谋篇”的章法。《九章》其他篇章也大抵如此。

　　 《九歌》原是远古之乐，《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王逸注谓启为禹子，《九辩》《九歌》为禹乐[11]（P21），洪兴祖注引《山海经》“夏后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11]（P21），楚人传之，以为祭神，王逸谓沅、湘之间，其俗信鬼好祠，歌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作此[11]（P55）。现代学者多认为屈原作于放逐之前，用供祭祀。《九歌》中除《国殇》祭祀楚国阵亡将士外，都写神恋，愁怨惆怅，营造水湄山中的凄迷场景，多在情景交融，可称意境。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一谓，“蒙叟《逍遥》，屈子《远游》，旷荡虚无，绝去笔墨畦径，百代诗赋源流，实兆端此。”[24]（P126）实际上《九歌》尤然，不仅与屈原其他诸作一起直开赋体，也可能演变为诗。现代学者多从“兮”字脱落着眼，其实情景、意境为要，固当识取大者。《九辩》为宋玉所作，当代多无疑义，与《九歌》同为远古之乐，王逸注谓“九”为阳数之极，取为歌名[11]（P55），然《九歌》为短歌之集，《九辩》单篇敷陈，借景抒情，融情于景，抒发“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感慨，非如后世枚乘《七发》、东方朔《七谏》分为七事构篇。《招魂》王注“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11]（P197）所作，在极度散乱的精神状态中，何堪着意构结？也是语无伦次。《远游》取效屈宋，“悲时俗之迫阨”“怊惝恍而乖怀”，虽涉神仙道家之事，仍然以情为主，通篇杂沓有之。外此者较为特殊的是《卜居》《渔父》问答构篇，议论有之，不涉儒、道之理。凡此屈宋等“楚辞”与汉代拟作不同，后者虽亦抒情，但以明显作意构篇而或取于儒、道，理性为本，或以事构篇，次序井然。

　　 汉代骚体赋对于屈宋等“楚辞”的传承，根本上就是抒情，与汉大赋承接宋玉赋叙物，并为两大主线。汉代骚体赋因其所祖不同，厥分四途：

　　 一是弔悼屈子，或以自悼，如贾谊《弔屈原赋》、扬雄《反离骚》取效《离骚》，《鵩鸟赋》句式为短，有类《九章·怀沙》，《惜誓》则祖《九章·惜诵》，王褒《九怀》、王逸《九思》则拟《九辩》《九歌》，凡此亦参屈、宋其他诸篇。《弔屈原赋》共三段，首段同序，次段为正文，概括屈原行事遭遇，抒情为主，末段为“讯”，议论为主，刘勰《文心雕龙·哀弔》谓“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18]（P241），迥异《离骚》怨怼激发、重沓繁复，而以事、理为主，明孙月峰谓“视《鵩赋》较有骚人之致……第述意太分明，便觉近今”[25]（P12）。扬雄《反离骚》名虽为反，却是哀弔，希望屈原能留住有用之身，以孔子“终回复于旧都”，悲其“弃由、老聃之所珍，蹠彭咸之所遗”，抒情虽近于《骚》，但通篇贯穿了清醒的思理，结构转为谨严，篇幅去《骚》甚短。《鵩鸟赋》有序，交代缘由，则一篇思路构结已定，自是理路较然，多用老庄之义，这是汉初尚黄老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庄子》“荒唐谬悠”也许与屈辞“旷荡虚无”同有南方文化的浪漫特质，前者较诸经学与后者的结合尤为适应，刘师培即指屈辞“叙事纪游，遗尘超物，荒唐谲怪，复与《庄》《列》相同”[26]（P81）。《惜誓》自抒己意，不似代屈所为，篇中不仅如《远游》言“赤松、王乔”而念“长生久仙”，且陈“比干忠谏”“仁人尽节”，反映儒家忠节仁义，与《九章·惜诵》之言“五帝”“六神”不同，远古之神已降为世俗所羡之仙，三代理想已经降为儒门经义，而且从《惜诵》抒情为本变为议论为主。至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追思屈原，固以抒情为主，然其鸿篇巨制，出于精心构架，每章各主一义，述旨分明，已较屈原《离骚》和宋玉《九辩》出于情感复沓铺陈尤其是屈辞生命精神的熔铸不同，且《九辩》取于阳数命名，至此则变为篇章结构之数，在其精心结撰之中，作者变为一个清醒的叙述者，理性的反思隐然其中，也是全篇构思之本。又东汉梁竦《悼骚赋》历述孔子、重耳、乐毅、项羽、范增，抒发对于历史人事的感慨，只是体制拟《骚》而已。

　　 二是《太玄》《思玄》之制。除汉初尚黄老的短暂时期之外，汉代思想基本以经学为尊，反映于骚体赋的创作，但在贾谊《鵩鸟赋》之后，也有扬雄《太玄赋》和张衡《思玄赋》等，清陈螺渚谓“汉儒者不傍老庄门户”[25]（P11），贾谊《鵩鸟》仅为例外，却不及扬、张二赋。《太玄赋》只是以骚体形式阐论玄理。张衡“常思……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4]（P1914），为汉代骚体赋中可比大赋的鸿篇巨制，拟于《离骚》而述想象之游、玄远之思，一样是上天入地，漫无方的，但不是《离骚》以情为主的繁复迭出，而是谨于谋篇，“势虽宽而用意甚紧，此长篇能事”[25]（P19）。

　　 三是自我或代为抒情，以恋情为主。屈宋诸篇大多自我抒情，或以《招魂》《大招》等代屈抒情，《九歌》中《国殇》是悲悯将士殉国，《湘君》《湘夫人》《少司命》《山鬼》则写诸神之恋。司马相如《哀二世赋》所哀非己，篇幅为短，前半部分铺陈山高水深、原广竹密，其环境描写似有取于《招魂》，又有《高唐赋》并自作《子虚》《上林》大赋影迹，后半部分议论，归于“持身不谨”“操行之不得”。司马相如《长门赋》代陈皇后作，刘熙载《艺概·赋概》谓出于《山鬼》[20]（P90），述其落寞踟蹰情状，体贴细腻，融情于景，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长门》一章，几于并美”[27]（P982），这本是刘安论《骚》之语，于《骚》不侔，却以汉人浸淫经学，正合其论。汉武帝《悼李夫人赋》，抒情感人至深。班婕妤《自悼赋》，明茅坤谓藻思当胜相如[28]（P9），实有取于《长门赋》，元祝尧《古赋辩体》引朱熹谓“虽出于幽怨，而能引分以自安，援古以自慰，和平中正，终不过于哀伤”，是惟“德性之美”[29]（P45），宫廷妇德，固当如此，作为骚体拟于屈辞，却已丧失屈辞未染经义的理想精神，以此视彼，隔若胡越。张衡《归田赋》是东汉抒情小赋的名篇，实开魏晋六朝赋风，从抒情赋迥异大赋叙物而言，其源犹在楚辞，而其“寄兴高远”[30]（P43）“超然远引”[25]（P24），却是本于庄子逍遥之旨。汉灵帝时赵壹《刺世疾邪赋》直陈愤怒，狂飙疾雨，飞沙走石，原其所本，也是“怨怼激发”之极，其人奇伟，其文杰特，当许“别类”。

四是自述其志。屈辞多为第一人称的自我抒情，并兼述志，尤其《离骚》前半部分自述理想，《九章》中《惜诵》《哀郢》诸篇也有类似的表述，是为汉人祖述所本。董仲舒《士不遇赋》首段用《诗》四言，接着“重曰”第二、三段用楚辞体，都是感慨议论，以明其志，称述“圣贤”“圣人”“君子”之“道”而“正心”归“善”。司马迁《悲士不遇赋》很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