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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天帝与祖先:《尚书·金縢》解义

更新时间:2020-03-27 11:23:24
作者: 刘伟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尚书·金縢》记载,周公向祖先祈祷请代武王侍奉祖先并得到应允,由此周公获得先王之命而具备称王的合法性;武王则受命于天为天子,安顿四海生民。这一区分揭示了作为制度上的天子和王的根本区别:天子受命于天帝,王受命于祖先;天子与天联结的纽带为生民,王与祖先联结的纽带为继承而来的土地;天子广有四海,王权则直辖于王畿;天子最重要的品质是凝聚人心的德,而王最核心的品质则是恪守祖先成业的才。《金縢》所揭示的不同于王的天子制度及其成立的基础,乃周礼之核心,亦为殷周革命之要义。

   【关键词】 《金縢》,天子制度,天下理念,生民

  

   一、引言:重提“何炳棣问题”

   何炳棣先生在《原礼》一文中曾做出一个极富洞察力的判断:周礼的核心是天子制度的确立。具体说来,这一论断大约可以这样概括:第一,周礼为周公创制,其主要内容是宗法制,其政治功能为“封建亲戚,以屏藩周”;第二,宗法制的关键是大宗的确立,而天子则为天下之大宗;第三,与之相应,天子和天下观念都产生于周公、成王时期。①何炳棣的用意非常明显,就是要用现代史学的方式“拯救”屡经现代史学侵蚀而摇摇欲坠的《殷周制度论》的经典论述。

   王国维关于“殷周制度”的全部论述都基于殷周转型(“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这一前提,即所谓“殷以前无嫡庶之制”,在他看来:

   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②

   既然说“周公制作”的根本是嫡庶之制的确立,那么言殷周转型,则意味着周朝以前不可能存在嫡庶之制。故王国维认为,殷商继统之法以兄终弟及为主,父没子继为辅。这一点恰恰是后来历史学者不断质疑的地方,而何炳棣也认为王国维在这一问题上乃“过分强调两代间制度上革命性的不同”③,需要修正。

   如果嫡庶之制自有其远源,那么又凭什么说“殷周革命”以及“周公制作”呢?

   依王国维之说,由“立子立嫡之制”而生的宗法制,其本质是寓尊尊于亲亲,进而形成一个有凝聚力且有秩序的“道德之团体”。这一团体,“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形成了一个至大无外的“天下”。

   面对殷商已有嫡庶之别的质疑,何炳棣强化了王国维所谓“周之所以纲纪天下”这一说法。将宗法作为政治秩序建构的根本原则,贯彻于普天之下,一个统一有序的天下理念由此诞生。不特如此,作为整个人间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来源于天,于是而有“天子”之称号及其制度,发《殷周制度论》所未发。如此一来,嫡庶之制发生于何时何地,已不重要。问题的关键是:基于宗法原理形成的统一有序且至大无外的“天下”,是何时以及如何被发明出来的?何炳棣通过引入天下理念和天子制度,捍卫了王国维关于殷周制度的论述,同时打开了一个极具思想潜力的论域。

   本文的写作,得益于何炳棣的“天子制度”这一提法,并试着进一步探讨“天子”制度的本质内涵,及其与“王”(秦汉以后称“皇帝”)的差别。为防止讨论漫无边际,对于该问题的探讨将围绕《尚书·金縢》这一具体的文本展开。

   《金縢》是《尚书·周书》中的一篇,一般认为其成文较早,真实性比较可靠。④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有一篇题为《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的简文,内容与《金縢》大同小异,有学者认为是今本《金縢》的一个抄本⑤,或可说明今本《金縢》成书更早。《金縢》所记,乃武王伐纣之后的事。彼时,武王身染重病,周公设坛向先祖祈祷,希望代替武王侍奉祖先,并将祷辞书于简册,藏于“金縢之匮”中,此即篇名“金縢”之由来。在周公祈祷之后,武王一度恢复了健康。武王崩后,周公的兄弟管叔、蔡叔发起流言,说周公将危害成王,于是而有“周公居东”。是后天降灾异,成王醒悟,迎接周公,叔侄和好。

   《金縢》所载,显然不止是一个叔慈侄孝的感人故事,其中包含着诸多重要的经学议题,细绎其本文,对于理解传统政治思想文化大有裨益。因此,笔者不惮繁冗,征引如下: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墠。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乃卜三龟,一习吉。启籥见书,乃并是吉。公曰:“体!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终是图。兹攸俟,能念予一人。”公归,乃纳册于金縢之匮中,王翼日乃瘳。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鴞》。王亦未敢诮公。

   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诸史与百执事,对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执书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熟。⑥

   经文根据内容,可分为三部分:其一为“金縢”故事的主干部分,包括事件之始末缘由,而重点则是周公的祝辞和占卜后的言论;其二为武王崩后,面对流言四起,周公的辩解和行为;其三为天降灾异,真相大白。下文的论述,将由此展开。

  

   二、称王:一场与祖先的“约定”

   《金縢》故事的主角是周公,可“二公”在上文三个环节都在场,不容忽视。“二公”为谁?司马迁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释“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云“太公、召公乃缪卜”,以太公、召公为“二公”,后世皆从之。武王驾崩后,有流言说周公所作所为将不利于本应继嗣的孺子成王。周公向太公、召公解释说:“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关于“辟”字,有两种解法:或解释为“避”,意为如不“避居东都”则无以面对先王,马融、郑玄持此说;或解释为“法”,可理解为若不东征法办造谣者则无以面对先王,伪孔安国《尚书传》(以下简称“伪孔《传》”)持此说。⑦二说都可与“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相应。不过,更耐人寻味的是司马迁的理解,《鲁周公世家》云:

   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⑧

   同样以“避”训“辟”,但对于整句话的理解,司马迁与马融、郑玄完全不同:司马迁认为,之所以不“避”(引申为摄政),是因为逃避责任则无法面对先王。很显然,司马迁之解读,较其他各家为优。除更合乎上下文之情境外,还在于这一解释提示了经典(包括历代注疏)欲说还休却客观存在的事实:周公践祚称王。

   关于周公践祚称王,最直白有力的依据就在《尚书》之中。《尚书·康诰》开篇有“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的说法,其中“王若曰”的“王”指何人,历来争议颇多。所谓“康诰”,乃册封周公母弟康叔之辞,康叔名“封”,故经文云“小子封”。诉诸常理,既曰“朕其弟小子封”,则言说者绝无可能是身为康叔晚辈的成王。而经文于“王若曰”之前云“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则此“王”为周公而非武王无疑。在今本《尚书》中,《大诰》在《金縢》之后、《康诰》之前;以事件发生先后为序,一般也认为《大诰》在《康诰》前。郑玄注《大诰》“王若曰猷大诰尔多邦”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摄,命大事则权称王。”⑨准此,则《康诰》之“王若曰”郑玄亦必视为周公所言无疑。

   后世经学家为了捍卫周公的圣人形象,坚决否认周公称王。如伪孔《传》释《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云:“周公称成王命。”⑩意谓周公以成王的名义训诰康叔,因权藉成王名义,故云“王若曰”,又因假周公之口,故称康叔为“弟小子封”,颇费苦心。更有甚者,认为“王若曰”乃武王所说,11用意与伪孔《传》同。诚如刘起釪所说,周公受命称王之说,在先秦两汉的典籍中俯拾皆是。12如《荀子·儒效》云“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此“及”即“兄终弟及”的“及”,意为继嗣王位;《逸周书·明堂解》云“周公摄政君天下”;《礼记·明堂位》云“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等等。后世王莽、刘歆更是发挥周公称王之义,代汉而立。王莽在给太后的奏疏中说:“《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13证之出土文献,康侯簋铭文有云:“王来伐商邑,延令康侯啚于卫。”杨树达云:“文云‘王来伐商邑’,或疑王为成王,然其时兴师伐殷讨武庚者为周公,成王年少,未尝亲征,则铭文所云‘王来伐’者不得指成王也。然则王何指?盖周公摄政称王,王即谓周公也。”14可见周公摄政称王,凿凿无疑。

   若要弄清周公受命为王的实质,需要理清周公成为王的过程。而问题的关键,就在《金縢》所载周公的祷辞之中。事件的起因是武王病重不愈,“二公”想通过占卜向先王之鬼神考问吉凶。周公则以为,只是一般的占卜不足以感动先王(“未可以戚我先王”),15于是有了后面的祝祷行为。从周公与“二公”的对话可知,他们都坚信武王的生死取决于已故的“三王”(太王、王季、文王)。大概他们认为,死亡乃是离开此世到另一个世界侍奉祖先之鬼神,于是有了周公的祝祷行为,而祝祷的内容事后由史官著于简册,藏于“金匮”之中。

   在这篇重要的祷辞里,周公向“三王”告白:武王病重,如果是“三王”要让其到另一个世界服侍自己,那么,本人因多才多艺而更适合替武王服侍先王;武王受命于“帝庭”,并且获得四方民众的敬畏,“三王”不应罔顾天命。本人请求替代武王,如“三王”准许,请通过命龟显示吉兆。从祝辞的内容可以看出:第一,周公确然认为,武王遭遇“虐疾”,乃“三王”使然,目的是让武王去侍奉他们;第二,“鬼神”对于侍奉者的个人禀赋有很高的要求,如经文所云“仁若考能,多材多艺”;第三,周公明确区分了祖先的鬼神和天帝,并认为自己更适合“事鬼神”,而武王受命于天帝;第四,周公的诉求是,以己之身代武王之身,承担“事鬼神”之职责;第五,先王是否应允周公的诉求,将通过占卜来验证。如经文所载,占卜的结果显示为吉,这意味着“三王”应允了周公的请求。

   种种迹象表明,这篇祷辞的本质是周公与“三王”(“鬼神”)订立的契约。订立的过程首先由周公一方请祷,最终以占筮为吉表示鬼神一方的应允,约定由此成立。故周公在占得吉兆后,说“王其罔害”,因为周公已代替武王而获得了“事鬼神”的资格。果然,第二天武王的病就痊愈了。可是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一“契约”的成立,意味着周公获得的不止是替代武王疾病和死亡的资格(在今人看来属于风险),同时还伴随着受命为王。所以,当卜得吉兆之后,周公明白无疑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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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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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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