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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城:“六经皆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更新时间:2020-03-27 11:00:35
作者: 张城  
道作为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历史在实践中向前发展,相对真理亦不断丰富。正如余英时所言:“实斋的本意是说六经但为某一阶段(即古代)之史,而非史之全程。易言之,六经皆史而史不尽于六经。必须如此下转语,‘六经皆史’的全幅涵义始能显现。……实斋以‘道’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展现。六经既只是古史,则最多只能透露一些‘道’在古代发展的消息。至于‘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三代以下之道便只有求之于三代以后之史了。”37六经只能明三代之道,即“义蕴之匿于前者”,而“事变之出于后者”则超出六经范围,须“随时撰述以究大道”。章学诚非好古之人,但特别强调贵约六经之旨,对经世致用之道从不怠慢,“至于古而有用,则几于身命殉之矣!”38“未有不于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39以身殉之,可见其分量之重,同时又须随时撰述,不断揭示道之恢宏全体。

   后出之大道,六经不能言,则是时会使然。“君师分而治教不能合于一,气数之出于天者也。”40由此,学者不可抱守残缺,舍今而求古,“诵法圣人之言,以为圣人别有一道在我辈日用事为之外耳”41。因此,必须与时俱进,经世为本,以时为大,此即“六经皆史”论之精髓所在。三代以前,所习皆在官司典守,“学周公而已”。而后私学勃兴,则出于势之不得已。“‘以吏为师’,三代之旧法也。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而仅以法律为师耳。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秦之悖于古者多矣,犹有合于古者,‘以吏为师’也。”42对此,章学诚只微批以法律为师,对秦人恢复古制深以为然。同时他又认为不能盲目复古,特别指出“以吏为师”之前提是“礼,时为大”。“《传》曰:‘礼,时为大。’又曰:‘书同文。’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43对法先王抑或法时王,他推崇后者。“把‘六经皆史’说涵义推拓至极,实斋便无可避免地会得到‘贵时王之制度’的结论,因为时代愈近便愈可见‘道’的最新面貌,而时王之‘政典’也必然将成为后世的‘六经’也。”44不能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须以时王之制度为本,“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45。

   (三)章学诚的实践论

   求道必求于政教典章。其迹,即存于众人不知其然而然,“学于众人,斯为圣人。非众可学也,求道必于一阴一阳之迹也。……盖自古圣人,皆学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46。此乃章学诚方法论之真谛,看似尊奉以吏为师,推崇法时王,主张圣人史观,但并非如此,“故言圣人体道可也,言圣人与道同体不可也”47。章学诚驳斥了“圣人与道同体”的神秘观念。“学于众人,斯为圣人”,此语道破玄机,说明其遵循群众路线,坚守群众史观,被侯外庐称为“乾嘉时代的光辉的命题”48。

   圣人如何学于众人?这又充分彰显了章学诚的实践论。“大道之隐也,不隐于庸愚”。49众人虽不能知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作为总体性概念之众人却包含万事万物之当然,不知其然而然即为道之迹,其所含蕴的正是经世之道。同时,“天下有公是,成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也,圣人莫能异也”。50圣人须藉此迹方能见道,“非众可学也,求道必于一阴一阳之迹也”。由此,圣人须对众人的一阴一阳之迹即道之迹进行深度加工,“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既多而穷变通久之理亦大备”51。按照经世之要求,圣人把众之迹(道之迹)中的“穷变通久之理”进行“经纶制作”,变成六经等经典以垂训后世,即道之器。此道之器非空言,皆取于官司典守,“彼时从事于学者,入而申其占毕,出而即见政教典章之行事,是以学皆信而有征”52。六经等道之器经过实践反复检验,又可进行理论提纯,“贵约六经之旨”用以指导众人,变成道之理。余英时曾言其师钱穆对章学诚的“圣人学于众人”甚为推崇,认为这是章氏所持最精义理,并延伸说道:“儒家的价值系统并不是几个古圣昔贤凭空创造出来而强加于中国人的身上的。相反的,这套价值早就潜存在中国文化——生活方式之中,不过由圣人整理成为系统而已。正是由于儒家的价值系统是从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所以它才能反过来发生那样深远的影响。”53由此,我们可清晰梳理出章学诚的认识论亦即实践论:圣人必须学于众人,道之迹(众人之感性材料)——道之作(圣人经纶制作)——道之器(编辑为经典)——道之理(变为指导实践的思想),由实践之深入随时撰述以究大道。正如汪晖所言,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确立了一种理解经史关系的方法论视野”,其“内在逻辑”是“知识应该与实践合一,实践总是内在于制度的实践,制度又总是存在于自然的过程之中;……这就是知行合一,这就是作为伦理与政治的反思的史学,这就是以史学形式出现的实践论”54。

   在章学诚看来,诸子之患起于思而不学,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必须学思结合,既不能误器以为道,更不能离器而言道,离事而言理,舍今而言古。“夫思,亦学者之事也。而别思于学,若谓思不可以言学者,盖谓必习于事而后可以言学,此则夫子诲人知行合一之道也。”55习于事乃思之根本,学之大原。汉宋之争只是争名而已,于事无补,于道无益。由此可见,“六经皆史”的实质即道器合一,学思合一,知行合一。“‘六经皆史说’是章学诚的‘经世’理论,是他的历史哲学的核心。‘六经皆史说’是在乾嘉时代汉学盛行、宋学仍占优势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并以之反对‘汉学’、‘宋学’的偏失的。在当时,他有所立、有所破。他大胆地提出‘六经皆史’的命题,建立道器合一的哲学,反对风靡一时的‘汉学’和高据堂庙的‘宋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56综上所述,秉承浙东史学经世传统的章学诚“六经皆史”之经史观,核心即道器合一之本体论、即器明道之认识论、学于众人之方法论,宗旨为知行合一之实践论。

  

   三、思想之榫卯:从章太炎到范文澜的经史观

   章学诚晚年曾言:“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然恐惊世骇俗,为不知己者诟厉,姑择其近情而可听者稍刊一二,以为就正同志之质,亦尚不欲遍示于人也。”57他自知多有惊世骇俗之言,不宜刊刻。直至民国初年,此书才渐为人所重视。胡适“很替章实斋抱不平。他生平眼高一世,瞧不起那班‘襞      补苴’的汉学家;他想不到那班‘襞      补苴’的汉学家的权威竟能使他的著作迟至一百二十年后方才有完全见天日的机会,竟能使他的生平事迹埋没了一百二十年无人知道”。58岛田虔次却认为章学诚“六经皆史”并未沉寂于历史,晚清以来有一清晰的思想传承谱系,即章学诚—龚自珍—章太炎:“龚自珍的‘史’是史官,现在章炳麟的‘史’则是史书、历史(history),它们都源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章炳麟,最饶有趣味的是他既是考证学者又是革命家;而考证学(朴学)与革命之间的媒介则是‘六经皆史’说。”59

   (一)章太炎之经史观

   被誉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的章太炎,深受章学诚影响。“会稽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近《史通》。”60特别是“六经皆史”论,对其经史观之奠定功莫大焉。对于二章之思想传承,思想界早有共识,梁启超言:“炳麟少受学于俞樾,治小学极谨严,然固浙东人也,受全祖望、章学诚影响颇深。”61周予同指出章太炎“受浙东史学的影响,兼祧了章学诚、全祖望、万斯同、黄宗羲一派的学统。……浙东史学派有两个特点:其一,是严种族之别,以异族入主中原,为汉族奇耻;其二,是尊崇历史,以历史与民族的兴亡有密切的关系;……章太炎当时就是高举着浙东史学派的这两个火炬,向青年们号召着煽动着”62。的确,章太炎治经专尚古文,曾师承谭献。谭献对章学诚推崇备至,曾说“章氏之识冠绝古今,予服膺最深”63。因此,不论经由龚自珍,接续浙东史学,还是受谭献影响,路径或兼而有之,结果都是章太炎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极为服膺。“余幼专治《左氏春秋》,谓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语为有见。”64“直到近来,百年前有个章学诚,说‘六经皆史’,意见就说六经都是历史,这句话,真是拨云雾见青天。”65但二章所处之世却是大相径庭,基于反清革命之需要,章太炎已对“六经皆史”作出新诠释。因此,讨论二章的“六经皆史”论,既要注意其一脉相承的经史问题意识,又要根据时代来理解其特定内涵。

   首先,章太炎承继了“古无经史之别,六艺皆掌之史官”之经史观。章太炎明确指出,经“本来只是写书的名目。……真实可以称经的,原只是古人的官书”66。对于六经皆古史,他曾言:“《尚书》《春秋》固然是史,《诗经》也记王朝列国的政治,《礼》《乐》都是周朝的法制,这不是史,又是甚么东西?惟有《易经》似乎与史不大相关”67,“似与历史无关,不知《周易》实历史之结晶”68。六经虽不能言事变之出于后者,但并非可弃之不用。“经者何指乎?‘大纲’二字,允为达诂。……宗旨曰经。”69经者宗旨,“古未必可废,所着重的,在善于推阐。假使能够发挥他的精义,忽略他的粗迹”70。六经虽非道之恢宏全体,但有精义在,“经国利民,自有原则,经典所论政治,关于抽象者,往往千古不磨”71。忽略粗迹,发挥精义,随时推阐,必能有功于当代。

   其次,章太炎对经之范围的界定,超出章学诚之定义。“挽世有章学诚,以经皆官书,不宜以庶士僭拟……学诚以为六经皆史,史者固不可私作。”72在章太炎看来,不能以官书为标准,“经不悉官书,官书亦不悉称经”73,认为“经之所该至广”74。他对章学诚否定私学甚不满,认为“学诚必以公私相格,是九流悉当燔烧”75,公私即官私,如按公私相格,孔子亦有僭越之嫌,“准其条法,仲尼则国老耳,已去司寇,出奔被征,非有一命之位,儋石之禄,其作《春秋》亦僭也”76。这与事实不符,不利于振兴学术。“古之作者,创制而已,后生依其式法条例则是,畔其式法条例则非,不在公私也。”77这种说法既肯定圣人创制之功,又为后生著述开方便法门。“一般人的意见,往往把经学史学,分而为二。其实经是古代的史书,史是近代的经书,二者本来是一致的。……史即经,经即史。”78他纳史入经,经史不分,看似将经之外延扩大,实质却已触及经史关系之根本,经史著述由官学渐变为私学,为私学之繁荣奠定了正当性之基础。

   再次,章太炎指出,六经非为万世立法,力图还原经学之历史本色。章学诚推崇“以吏为师”,认为六经皆先王政典,肩负教化重任。章太炎却力图突破经学之神圣性。在他看来,既不能像今文经学家神乎其神地尊经,亦不能如疑古派怀疑经之价值,其意图在于还原经学本色,给予经以史之恰当地位。要知晓其经史观,我们可由他对孔子地位之分析窥见一斑。首先,章太炎认为,孔子删述六经非为万世立法:“近世缀学之士,又推孔子制法,讫于百世。法度者,与民变革,古今异宜,虽圣人安得豫制之?”79与其说是制法,不如说是制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不足尽人事蕃变,典章亦非具举之。……为汉制惑,非制法也”80。他讥儒生欲尊孔子,却不识大体,不得要领。经史无别,不能尊经过甚,“六经无一非史。后人于史以外,别立为经,推尊过甚,更有些近于宗教”81。今文经学神化孔子,认为经孔子删述之六经有教化功能。在他看来,此乃妄想,六经只是古代的史,乃孔子之历史学而已。“孔子删定六经,与太史公、班孟坚辈初无高下。其书既为记事之书,其学惟为客观之学。”82因此,欲尊孔则须还孔子历史学家之地位:“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不言孔学则已,若言孔学,愿亟以提倡历史为职矣”。83

对疑古派怀疑经学之历史价值,欲打倒经学的主张,章太炎予以严正驳斥。“如我学人,废经不习,忘民族之大闲,则必渝胥以尽,终为奴虏而已矣。”84他如此重经,在于认为国难当头,必须保持民族性,发扬爱国心。“吾人读经主旨,在求修己之道,严夷夏之辩。”85故孔子实非儒家教主。他尤其对康有为成立孔教会,视孔子为教主深恶痛绝,认为中土素无国教,“孔子所以为中国斗杓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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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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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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