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刘海林:2019年度论坛 香港基本法前沿理论研讨会综述

更新时间:2020-03-27 10:18:37
作者: 刘海林  

   在香港基本法解释权的权力性质分析这一部分,杨晓楠教授分别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的解释权性质分析两部分展开。

   一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权具有以下性质:首先,全国人大常委会是香港基本法的解释主体,并不是全国人大或其他的中央机构。其次,全国人大常委会是行使香港基本法解释权的中央机关,其基本法解释权是一项中央管治权。再者,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解释权是概况性的、一般性的、不受限制的中央权力。然后,香港基本法解释权既与其在内地的职权相关联,又应有所区分。最后,香港基本法解释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的职权之一,也是与香港基本法其他条款相联系的中央权力一部分。

   另一方面,香港法院的解释权具有以下性质:首先,香港基本法对特区法院的授权解释并不是概况性的,而且采取分类授权的方式。其次,香港特区法院的基本法解释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同时,授权的方式是通过香港基本法进行授权,无需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其他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具体的授权决定。再者,香港特区法院被授权“在审理案件时”解释基本法,也就是说这种解释权并非一种抽象性解释权,而是一种具体的解释权。最后,香港特区法院的基本法解释权与司法权、基本法效力优先性之间具有紧密关系。

   在香港基本法解释的具体实施机制这一部分,杨晓楠教授也区分了香港特区法院提请解释基本法的具体机制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现有机制。一方面,就香港特区法院提请解释基本法的具体机制问题,杨晓楠教授指出,首先香港所有法院普遍享有基本法解释权,这种解释权的授权方式是分散的,但这一机制的设计仅将特区终审法院作为沟通机制,理论上存在下级法院作出对两类条款的解释却未能上诉或提请的可能。但在过去二十二年的实践中,并未实际出现过这种情况。其次,对这一提请条款的核心问题,提请解释的主动权是在法院手中的。终审法院强调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的问题只能是案件中特定的争议问题(主要条款测试),因为终审法院所享有的解释权是附随于司法审判权,而审判权的核心在于解决争议。最后,终审法院在吴嘉玲案和庄丰源案等案件中拒绝提请带来了很大的争议,终审法院在刚果(金)案第一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另外,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现有机制,《香港基本法》在第158条第1款的授权条款中并未作明确规定,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过去的解释实践中主要存在三种类型: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作出解释,由特区政府通过国务院提请或直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基本法解释,以及由特区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

   在香港基本法解释的方法论发展这一部分,杨晓楠教授同样区分了香港特区法院解释基本法方法论的发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方法论的发展。她认为,如果比较终审法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解释时所使用的依据,并不能说两者存在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区别,两者的差异主要是对立法原意的理解以及依据材料的正当性理解不同。相对而言,终审法院的方法是更为文义主义和保守的,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方法则较为开放。

   最后,杨晓楠教授总结了香港基本法解释领域有待继续研究的几个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解释是否可以弥补漏洞?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解释的时间效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的解释方法上是否有分歧?如何完善基本法解释程序机制?以及提请机制?如何界定自治条款和其他条款?

   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张翔教授的主持下,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蕊佚、《政治与法律》专职编辑姚魏、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孙成分别发表评议。

   李蕊佚副教授评议指出,基本法第158条已经明确规定了一种司法程序上的操作,中央完全可以积极运用基本法第158条的解释机制。她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司法判决的回应方式有时具有高度政治性。内地的基本法研究者需要与香港学者进行交流对话,建立更多的对话交流平台。

   关于香港法院的司法审查权,李蕊佚副教授表示,香港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在运用这一权力,而且从香港法院的司法审查权起源于港英时期香港人权法案的制定,司法审查权已经成为香港普通法的传统。她认为,应当在现有机制下,运用一些法理,达成克制香港法院过于能动地行使司法审查权的目的。

   姚魏编辑评议指出,香港法院外籍法官制度不会影响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权。他认为,基本法的规定是比较完善的。基本法第13条和第158条作为授权条款,在逻辑结构上具有高度一致性。第13条第1款首先规定,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第2款其后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自行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与此类似,基本法第158条第1款规定,基本法解释权归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然后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法院行使基本法解释权。上述两个条文非常清晰地体现了授权理念。法理上来说的话,授权至少有三种:一是把法权的所有权授给某一方主体;二是是把权力的行使权授予某一个主体;第三是民法上的授权代理。基本法第13条和158条的授权属于上述第二种授权。也就是说,权力的所有权始终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是暂时地把权力行使权授予给了香港法院。作为一个授权者,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监督权。香港法院在审理刘港榕案件的时候已经认可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种权力。

   姚魏编辑认为,学界没有将特别行政区制度和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做一个合理的区分。基本法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关于中央的权力以及中央和特区之间关系的条款,其所规定的是特别行政区制度。而第三章至第六章所规定的是,宪法第31条规定的全国人大以法律规定的特别行政区的制度。针对有些学者所认为的基本法第七章也属于有关规定特区自治范围内事务的条款,他认为这是不对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和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可以据此被合理区分。特别行政区制度完全依据宪法形成,而非基本法对一些主权机构例如全国人大的权力作出了重新配置。而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完全可以作为例外以区别于内地而存在,宪法允许它不同于宪法的规范。当然,基本法也存有一些瑕疵,比如在理解全国性法律的时候,基本法第18条规定,只有纳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国性法律才可以在特区实施。那么就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不在特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另外一部分就是在特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那么,不在特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也成为全国性法律,是否就意味着香港和澳门不是国家的一部分,这在逻辑上是值得推敲的。

   关于基本法解释的问题,姚魏编辑认为,《立法法》可间接地适用于特别行政区。比如1999年人大释法就运用了《立法法》第45条关于法律解释的规定。他认为,香港司法制度应该和《立法法》规定的法律制度结合起来。

   孙成助理教授评议指出,杨晓楠教授的研究内容很细致,特别是关于香港法院判决的分析,有助于人们从法律的角度,而非政治的角度,更好地理解香港法院的判决,特别它对基本法的解释的方式。

   孙成助理教授表示,面对主题“香港基本法解释:权力、机制和方法”,其思考的逻辑起点在于,香港基本法解释的核心争议到底是什么。相对于基本法解释的方法,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由基本法解释权衍生出来的基本法审查权,用通俗的话说,之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法院会在基本法解释权上“较劲”,不是因为香港法院在案件中对基本法进行了解释,而在于香港法院通过解释权引申出来的基本法审查权,在一定程度上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审查权形成了对峙,这种对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注基本法解释的动力所在,也是引发二者冲突的问题所在。在明确了逻辑起点后,孙成助理教授关心两个问题,香港法院的基本法解释权是否必然产生基本法审查权、香港法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基本法审查权上为什么会存在冲突?

   对于第一个问题,他认为从理论层面看,香港法院拥有基本法解释权,的确并不能当然推导出它拥有基本法解释权,二者之间存在理论空隙,但是基于“一国两制”为香港创设的特殊宪制结构,以及普通法的特点,应指出,香港法院拥有基本法审查权是制度运行的结果。对此,中央政府是予以承认的。1999年吴嘉玲案,以及最近关于禁止蒙面法的判决均是同时满足上述两个因素的情况下,才引发中央高度关注,庄丰源案对1999年人大释法的片面理解虽然也涉及中央权威,但未造成重大政治后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他认为从宪制结构的角度看,一套宪制秩序中两个机构同时拥有依据一部宪制性法律审查下位法的权力,而这两个机构之间又不存在明确的隶属关系。孙成助理教授指出,香港的问题在于,香港法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行使基本法审查权上秉持着两种不同的逻辑,对于香港法院来说,普通法的知识底色、三权分立的定位、人权优先的价值使其基本法审查权的运行逻辑,这难免会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判断产生抵触,这一点在李国能法院使其表现得十分明显,马道立法院时期则要表现的和缓许多。与之相较,澳门终审法院之所以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问题也主要不在于他们二者在法律知识上存在一致性,而在于二者对于基本法审查的制度目标达成的一致。

   黄明涛副教授回应,朱国斌教授提到了关于新宪制的问题,即香港司法机关在哪种意义上体现了新宪制?他认为,回归初期司法机关把基本法当作一个很典型的近似于美国宪法的成文宪法的方式来解读,包括对于权力分立的强调,这是从港英时代到特别行政区时代的一种断然的改变。而后来随着关涉基本权利的司法复核案件的发展和比例原则的使用,司法实践越来越多地体现了欧洲人权法院对香港法院的影响。从76年开始逐步探索新的局面到78年再到82年,这中间的变化确实存在很大的反复,如果缺乏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和认识,人们很难解释清楚八二宪法。

   杨晓楠教授对相关问题做回应,认为如果中央想把香港法院的审查权拿走,香港可以用别的方式,比如说香港法院可以对本地立法进行合宪(基本法)性解释,然而中央却没有权力解释本地立法,因此中央表面上拿走是香港的权力,实际上拿走的却是自己的权力。所以,她建议中央和香港都可以进行审查,香港的审查权行使得不恰当,中央有权进行变更。

  

   三、香港立法会:新情况与旧问题

   在武汉大学法学院黄明涛副教授的主持下,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副教授王理万作题为“香港立法会:新情况与旧问题”的报告。

   王理万副教授首先区分了理想状态的地方议会、香港立法会的特殊因素,并讨论了这些特殊因素导致的结果。他认为,理想状态的地方议会有以下特点:(1)在“市民-议会”维度上,地方议会应充分代表和吸纳本地民意,具有政策形成能力;(2)在“立法-行政”维度上,地方议会应监督并支持地方行政,促成良好的政府运作;(3)在“中央-地方”维度上,地方议会应与中央政府(特别是中央议会)保持良性互动,一方面旨在确保地方法制的合宪性,另一方面在中央层面上争取和维护本地利益。

   而香港立法会由于存在一些特殊变量,使其并未达至前述理想状态:(1)在“市民-议会”维度上,香港独特的政治经济结构,客观上需要保持工商界的均衡参与,因而延续和强化了功能界别制度;(2)在“立法-行政”维度上,《基本法》确立了行政主导制,这原本是都市地方政府的常态模式,但最终异化为“缺乏政党支持的行政长官”+“不能产生执政党的立法会”相结合的独特政治体制;(3)在“中央-地方”维度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本地法律的审查并未实质展开。

王理万副教授认为,这些特殊因素带来的以下几个方面的结果:(1)尽管功能界别制度(以及基于此的分组点票制度)饱受诟病,但又缺少有效的替代机制;(2)行政主导缺乏实质权威,政府管治面临困难;(3)立法会难以成为中央政府管治香港的抓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0608.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