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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道义理想主义:中国外交的政治逻辑

更新时间:2020-03-25 22:00:32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道义理想主义:中国外交的政治逻辑

任剑涛

   〔摘要〕中国外交呈现出道义理想主义的思维逻辑。从中国政治史自身演变逻辑看,它呈现出由闭关锁国到开放发展的变化轨迹。从外交思维的演进观察,它显现出承认强权政治前提条件下,基于弱者的道义取向,以及崛起状态下,自认大国基点上的强者道义逻辑。这两者是基于同一逻辑的翻转。中国外交所展现的深层理念的道义优先特质,让其难以展现长袖善舞的一面。这是德性因素刚性主导中国外交的结果。中国外交试图与国家疾速发展局面匹配,必须作别政治化僵局:不以国内政治,尤其是意识形态取向的内政决断,直接延伸到外交领域,才足以理性确立外交思维,并真正开拓左右逢源的外交新局面。

   〔关键词〕中国外交;政治逻辑;道义理想主义;道义现实主义;外交思维

   〔中图分类号〕D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20)02-0005-16

   〔作者简介〕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4。

  

   理解中国外交的政治逻辑,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其一是历史线索。1949年新中国成立70年的外交历程,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界,前三十年闭关锁国,后四十年走向开放。①其二是总体评价。七十年外交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一是逐渐摸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进路。二是深刻重塑了外交思维,国家利益逐渐成为外交的替代性理念。三是确立了外交的精神宗旨。中国外交以“道义理想主义”为价值基础,这是一种与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外交形成鲜明对照的外交思维,它旨在固守外交的价值取向,全力分辨敌友,经济利益得失不是主要考量选项。四是外交转型必要性凸显。由于中国国家处境的变化,“后革命社会”塑形外交,政治脱敏成为新外交战略思维形成的前提条件。政治脱敏成功,中国外交就会进入一个新天地;政治难以脱敏,由内政到外交方式都会循排斥性的政治思维展开。在一个复杂的现代世界中,确立中国外交的自洽政治逻辑,既有利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又有利于世界各国融洽相处。

  

   一、自闭与外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外交历史进程,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即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①这是从一个时间向度上做出的划分,也是一个从中国政治自身发展的角度进行的区分。以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划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程,是当下人们习以为常的历史阶段划分方式。但还可以有另一个划分方式,即中国在1949年前后,从一个局部化世界的外交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外交,并分别呈现出两个阶段的不同特点。这是一个将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统一起来审视后呈现出来的中国外交阶段性特征。  

   以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定位中国外交进程的历史阶段,是因为从这一年起,中国外交确实做出了重大调整。从内政的视角看,这一年中国的外交开始从对外全面斗争的外交,转向大国之间理性交往的方向。从对外关系视角看,其后一年出现了当代中国外交最重要的突破事件——中美打破了30年外交坚冰,在1979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此中国外交政策从“批判帝、修、反”的全面自我封闭与全面对抗做派,走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改革开放,走向与“帝、修、反”理性交往的外交道路。②从这个特定的角度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进入国际社会的时间,前后大约40年时间。如果计算中间出现的波折时段,中国外交真正融入国际社会的时间就更短了。可以说,以“改革开放”划分中国闭关锁国与普遍交往的两个阶段,确实有其足以成立的历史理由。  

   再相对细分一下,改革开放前差不多三十年时间,又可以再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相对开放的时段,二是几乎不开放的阶段。文革以前和文革阶段可以说是两个阶段性特征比较明显的时期。在文革时期,反对帝、修、反,也就是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及其盟友的修正主义、反对世界上一切反动派,成为国家对外交往的绝对政治决断。尽管与“第三世界”一些国家有不少外交往来,但几乎与世界重要国家隔绝,将这种局面称之为闭关锁国实不为过。除开这十年,中国外交可以被定位为一个向世界“局部开放”的格局。之所以谓之曰局部开放,是因为从1945年起,世界进入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50年冷战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中国加入冷战阵营的处境即已避无可避。毛泽东提出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1〕这是向当时的二元世界之一——即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二元世界中的其中一部分的开放。

   文革前的差不多二十年,成为改革开放前中国外交进程的另一阶段。在时间上的起讫为1949年到1968年。1949年是以建国为标志的,因此容易理解。为什么截止时间是1968年而不是1966年呢?这是因为,1966年发布的“5.16通知”虽然被认作是“文革”正式开始的标志,但1966年开始武斗,还处在相对克制的状态。1967年在“文攻武卫”口号的刺激下,武斗达到高峰。〔2〕到1968年,内政运行困难,国家陷入自顾不暇的境地,就此完全无力深思熟虑地处理外交事务。在国家体制上,被文革动乱瘫痪掉的国家权力,以“革命委员会”的形式重建。在国际社会上,则乏善可陈,除了对抗美苏的惯有国际姿态外,就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国际事务的政治表态。〔3〕可以说,较多且擅长与落后国家打交道,是建国以来的一个突出特征。  

   相比而言,这两个阶段的中国外交均有带全球眼光的论题。就前一段落讲,1953年底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4〕确立了适用至今的中国外交的具体政治原则。就后一段落讲,毛泽东在1974年初会见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时提出的三个世界的划分论,即“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5〕,确立了中国对外交往的国家分层立场,并将外交主战场放到了第三世界即亚非拉国家上面。  

   由上可见,中国改革开放前不能说是闭关锁国,但对外开放和交往是十分有限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确证。其一,一个国家真正开放的外交,是对国际社会全方位开放的外交,尤其是对发达国家的开放。在这个特定意义上,当时中国的闭锁性较为明显。中美的长期冲突、中苏1960年后冲突的逐渐公开,让中国即便对世界的其余地区打开大门并普遍交往,也是缺少世界意义的。其二,中国跟落后国家打交道,被落后国家夸奖,自认和被认为是第三世界的灯塔,但其实发展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在这两个意义上来讲,新中国前三十年对世界局部开放的外交也可以说是局部封闭的状态。这让中国付出了沉重的发展代价,也让中国外交交出了高昂的学费。  

   1978年以来,中国外交才逐渐走上正轨。这一方面与中国放弃了阶级斗争的国际关系理念有关,另一方面与中国全新启动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再一方面则与国际环境的变化与中国的及时反应联系在一起。中国放弃了反对帝、修、反的对外主张,也就放弃了意识形态的国际对抗,相应便成为一个别的国家可以打交道的正常国家。中国致力寻求发展,也就势必需要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从而在与各个国家、尤其是与发达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吸取他们的发展经验。中国在一个长达20年左右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致力实现缓和的国际环境中,终于醒悟了自外于和平的国际环境对自己国家发展的极为不利。因此适当调整有点失偏的外交政策,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新中国在建国40年后,终于走上真正的国门洞开、与世界主要国家正常交往的外交轨道。  事实已经告诉人们,中国自明清两朝以降自我锁闭,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未有根本改变,结局是自酿苦果,让国家自置于世界现代化滚滚洪流之外。晚清短暂且局部的开放、民国黄金十年(1927-1937年)的对外开放,收获了与发达国家积极互动,国家迅速发展的果实。只可惜好景不长,迅即夭折。而改革开放四十年克服内外困境,坚持以开放带动改革,中国迅速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国行列。由此划出的自闭与开放的国家发展悬殊轨迹,不能不让人深思。

  

   二、在强国压力下:道义理想主义的浮现  

   新中国外交的前三十年,本应是国家开始与国际社会相对正常打交道的阶段。但因为国际、国内环境因素的制约,国家没能生成正常的外交思维、外交政策与外交举措。阵营选择的固执、对抗思维的宰制、对立行为的主导、生存危机的张力,将中国推向了一个自我封闭的境地。一个国家的外交,本应作为面对不同制度、不同国家、不同处境、不同人民、不同文化的国际交往,但因为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对社会主义的刚毅决断,让国家的外交决策者“一边倒”。这一决策,也许有其当时条件下的合理性。但与一个新兴国家本应纵横捭阖、汲取国家发展资源的外交思维尚存不小距离。尤其是当时西方国家并未与中国发生直接对立,甚至希望与中国保持外交往来的情况下,中国却决绝地一边倒向苏联,确实让中国难以营造一个有利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宽松国际环境。加之后来与苏联全面对立,中国对两个阵营均不靠岸,其对中国发展的显著迟滞效应,毋庸多言。  

这样的外交窘境,为多数新兴国家所体验,仅以美国为例。在建国之初,美国也难以即刻形成成熟的外交思维。美国挣脱了宗主国英国的控制,获得了国家的独立。但却走上了与当时世界最强盛国家直接对抗的道路。法国支持美国争取独立的建国大业。但法国的综合实力无法与英国相比。在美国国内,国父们面对国家发展的法国模式和英国模式,也甚为踌躇。相应地,面对美国与法国、英国的外交事务,也存在华盛顿与杰弗逊的不同偏好:前者亲英,后者亲法。建国之初,英美的战争对垒刚结束,自然不可能结秦晋之好。于是美国颇有点向法国“一边倒”的架势,美法结盟以抗拒英国打压。好在美国国内的亲英派采取适当措施,让美国没有走上法国的激进民主道路,且确立了英国式的国家发展大计。这让美国不至于付出沉重的国家发展代价。这与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清醒认识到自己国家不能在英法之间一边倒具有密切关系。他一方面全力整合国内各州的政治力量,促成国家团结。另一方面与英国签署和约,解除两国对抗状态。同时慎重处理与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关系。因此行走在一条中立的外交进路上,致力让美国遵从正义原则,按照国家利益选择战争与和平。〔6〕美国建国初期没有在两强中间决绝地选择一强,也没有单纯面对诸弱,国父们经过摸索与碰撞,幸运地确立了较为理性的外交思维,促使国家逐渐营造出一个有利国家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新中国建国之际,确实是列强环伺,国际环境张力十足。这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国际基本处境。这导致中国对强者怀有一种抗衡心态、抵触心理和反对冲动,以至于不习惯与强国打交道。在长期的弱者处境中,中国秉持一种强者应当尊重弱者、强者不应欺凌弱者的道义感。与此相关,中国长期跟弱国打交道,进一步形成了弱者之间抱团取暖、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的国际关系思路。这样的处境,不惟强化了弱者之间以道义抗拒强权的国际社会心理,也催生并固化了弱者团结起来一定会胜过强者的道义制胜的心境。这两种心理有力塑造了中国的国家思维和外交思维。对强势国家的援助中国,以为是道德应当,因此未曾心怀感激;对弱势国家,总是仗义疏财,认为这是德性表现。因此,中国在与弱国的外交上赢得了好的口碑,在与强国交往上则总是走不出道义抗衡的天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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