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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我的学术纪事

更新时间:2020-03-25 15:40:02
作者: 钱理群 (进入专栏)  
以后,先后和“西部阳光行动”、“晏阳初乡建中心”、“梁漱溟乡建中心”等志愿者组织发生了密切联系,我所作的工作主要是为志愿者提供思想资源,进行理论总结,提倡和参与构建志愿者文化,最后结集为《论志愿者文化》(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出版)一书。

   二〇〇五年

   退休后的回归其实主要还是回到家里,在享受日常家居生活之乐之外,主要兴趣有二,一是旅游,二是读书、写作。

   每年有旅游,每游必摄影。正是在旅游中体悟到“人在自然中,是一种最好的生命存在方式”,并用摄影表达自我与自然的关系。我终于走出了前半生“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导致的人性的扭曲的困境,获得了和大自然、他人,与自己内心的和谐。

   而闭门读书、写作则是沉浸于历史和内心的深处,既冲破禁区,研究最想触及的课题,又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提升到新的时代高度。于是,就兴致勃勃地开始了民间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本年所写的《我的精神自传》,以后又完成了《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2008年出版),《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2009年出版),是我退休后的三大学术著作,是计划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1949年以后)”系列著作的重要部分。

   二〇〇六年

   退休后的写作,还有一种重要文体,就是“思想学术随笔”,我称之为“退思录”,不仅涉及当下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学术,国际国内的各种问题、现象,而且大多直言不讳,是我一再声明的“不是以专家的身份,而是作为一个关心时事的公民的发言”。或许也因为如此,这些文章的发表,书的出版都不太顺利,我另编有《删余集续编》、《删余集三编》,将其中曲折“立此存照”。

   二〇〇七年

   2007年作《我为什么屡战屡挫,屡挫屡战》的演讲,谈退休后在教育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的结果,也可以看作是我退休以后的境遇、以至命运的概括:总是有人要把我从教育领域赶出去,而我偏偏不走,中学不行到小学,城市不行到农村,反正就要坚守在教育岗位,死而后已。怀着这样的“反抗绝望”的意志和“只顾耕耘,不计收获”的精神,我写了三大本教育论著:《我的教师梦——钱理群教育演讲录》(2008),《做教师真难、真好》(2009),《钱理群语文教育新论》(2010);除修订《新语文读本》(2006)外,还主持编写了《地方文化读本》(2010),《诗歌读本》(2010),构成了三大读本系列。无论所著所编,全当作严肃的学术工作,倾尽全力来做,只求对得住自己和孩子。

   二〇〇八年

   2008年,我作了三大演讲,而且都是应志愿者之约而作:《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震灾中的思考》、《奥运会后的思考》、《和志愿者谈生活重建》。这样频繁地和“当今之中国青年”对话,出于一种判断:我在汶川地震的演讲里说,“从现在起,应该有一个新的觉醒,要在思想上作好准备:中国,以至世界,将进入一个自然灾害不断,骚乱不断,冲突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多灾多难’的时代”,而经济发展,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也走到了十字路口,面对着“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和生活重建”的四大重建任务。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年轻一代——80后、90年后的青年,“直接去面对,直接去参与,直接去承担”。面对中国与世界的灾难和困境,我忧心如焚而又无能为力,只能寄希望于年轻人,我唯一能作的就是把我们的经验教训,把我们感觉到的危机,如实告诉他们,发出我们的预警。

   二〇〇九年

   2009年最重要的事,就是去台湾讲学:在清华大学为中文系本科学生讲“鲁迅作品选读”,这是台湾大学本科课程里第一次系统讲鲁迅;为交通大学文化研究所的研究生讲“我和毛泽东、共和国六十年”,也是第一次在台湾系统讲毛泽东。1948年,我和父亲在大陆离别,六十年后,我来到父亲的安魂地台湾讲学,实际上是向冥冥中的父亲倾诉。而我最为珍视的教师生涯也因此而结束在台湾。这都是命运的安排,让我感动不已,感慨不已。

   二〇一〇年

   2010年,是我闭门著述的一年。《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另一种历史书写》年终完稿,近八十万言。此书最初的写作冲动产生于1985年写完《心灵的探寻》以后,前后酝酿了二十五年;收集材料,进行构思,则起于1994年,又准备了十五年。

   二〇一一年

   集中精力写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此书是构建我自己的文学史观念与方法的自觉努力。最初的想象与构思产生于2006年;2007年12月组织编委会;今年就进入了全面写作阶段,到2012年,写了数百条条目,约八十万字,并负责全书统稿。

   二〇一二年

   和前几年闭门著述不同,这一年突然被社会所关注。

   年初,《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另一种历史书写》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后,先后翻译成了韩文与日文。在香港与韩国都召开了相关学术讨论会。以后又获得了韩国、日本、台湾、香港民间出版界的坡州图书奖、“亚洲著作奖”;年终,再获台湾国际书展著作奖。我也因此两次出访韩国。

   年末,又去印度参加“鲁迅国际学术讨论会”,作《鲁迅在当代中国的命运》的主旨发言,并向印度知识界作《我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状况的观察》的讲话。

   《梦话录》一书被《中华读书报》评选为“年度十佳图书”之一,并获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图书商报评选的“2012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奖”。

   在一次关于“理想的大学教育”座谈会上,我的关于“大学正在培养高智商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发言,在网上广泛传播。互联网新闻中心因此授予我“中国好教育——敢言奖”,《南方人物周刊》也将我评为“最具影响力的年度人物”。

   在某企业家主持的“倾听第一线教师的声音”座谈会上,提出“超越教育谈教育”,被视为“告别教育”,也引起轰动。

   从1999年即开始的“年度观察史”写作,本年写的《我看2011年》在网上传开,突然成为公众热门话题,实出意外。

   二〇一三年

   这一年,“超越教育谈教育”,更多的就公众关注的社会问题发言。年初,在《炎黄春秋》召开的新春座谈会上,提出“好人联合起来,做几件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好事”。以后,就当代知识分子等现实问题作了五次发言,分别为《寻找共同底线,坚守知识分子的本分》、《保卫探索真理的权利,为真理而斗争》、《“他山之石”引发的思考》、《赞“胡说八道老来风”》、《从废除劳教制想起的》。

   本年,在写作上是我的“收官之年”,即将原先铺得过宽的写作范围作最后的扫尾工作。

   写完《钱理群家庭回忆录》一书,参与编选《丁毅文集》(四卷本)、《高山苍柏——钱树柏纪念文集》:这就尽到了对家庭的责任。

   补写一批文章,编成《中学语文教材里的鲁迅作品解析》一书:这是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最后服务。

   主编《平民教育人文读本》(经典卷、当代卷),编选《志愿者文化丛书》(晏阳初卷,梁漱溟卷,陶行知卷,卢作孚卷,鲁迅卷),并在研究基础上写长篇《导读》:这也是为青年志愿者运动作基本理论建设和队伍建设服务。

   在学术上也开始作总结:编选《钱理群精选系列作品》(十一卷);为本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写长篇文章《我的文学史情结,理念与方法》:这是对自己的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概括与提升。

   二〇一四年

   今年就北大问题作四次发言。其中为纪念王瑶诞辰一百周年所写《王瑶师的十四句话》(国内发表时缩为“九句话”),以及为北大以建立“中国学”为中心的改革所作的讲话《我的北大之忧,中国大学之忧》,都引起社会反响。连续两年的对社会的密集发言,内含着一个隐忧:这样的公开议论公共事务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终于有了年终在“钱理群精编系列作品”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题为《权当告别词》,宣布:“我的时代已经结束,所要做的是最后完成与完善自己”,因此,要“告别学术界,告别青年,退出历史舞台”,转向“为自己写作,为未来写作”。

   二〇一五年

   本年7月10日,搬进泰康之家(燕园)养老院,意味着人生与学术选择的又一个重要调整:在越来越严峻的时代背景下,选择“以董狐之笔写历史春秋”的史官之路,作历史与现实的观察者、记录者与批判者,用以退为进的方式,坚守自己的知识分子立场和责任。由此开始了自由出入于自然庭院与书斋之间的闭门写作与休养的晚年生活。在上半年完成了《1949—1976:岁月沧桑》和《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以后,下半年即全力投入《爝火不息:文革民间思想研究笔记》的写作。

   二〇一六年

   本年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1949—1976:岁月沧桑》删节版,共30万字。2017年由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出全版,共78万字,并获本年度香港图书奖。此书主要书写1949年建国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主题词有二:“改造”:对知识分子进行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全覆盖的思想改造,这是真正的“中国特色”;“坚守”,“始终如一地探索真理,独立思考,对既定观念、体制提出质疑与批判”的知识分子精神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本年,《爝火不息:文革民间思想研究笔记》完稿,于2017年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共97万字。本书试图为文革研究建构一个全面的研究格局和模式,并且有更为强烈的反思性、反省性,自觉地在“历史”与“当代”之间找到契合点。

   二〇一七年

   开始写《未竟之路:1980年代民间思想研究笔记》,是共和国民间思想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这就从民间思想的角度对共和国历史上的1957—1966至1976—1989的三大运动,作了完整的历史总结。

   二〇一八年

   继续写《未竟之路:1980年代民间思想研究笔记》,开始写《八十自述》系列文章。所写《论志愿者文化》、所编《志愿者文化丛书》(包括《鲁迅卷》、《梁簌溟卷》、《晏阳初卷》、《陶行知卷》和《卢作孚卷》)出版,集中了我对志愿者运动和乡村建设的思考,是我的“改造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思想与实践的总结。

   二〇一九年

   老伴患病远行,编写出版了《我的深情为你守候——崔可忻纪念文集》一书。

   在极度困难的处境下,坚持继续写《未竟之路:1980年代民间思想研究笔记》。为纪念自己的八十寿辰,完成《八十自述》一书,对一生的方方面面作了系统总结。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第二个十年的观察与思考(2009——2018)》也在本年完稿,这是当下中国政治思想经济社会发展的年度观察,是真正的以史家之笔写当代史。

   这样,在养老院的四年多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三部重要著作:《爝火不息:文革民间思想研究笔记》、《未竟之路:1980年代民间思想研究笔记》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第二个十年的观察与思考(2009—2018)》,约250万字,构成了对共和国70年政治思想史和民间思想史的全面观察与思考,也是对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自己个人思想、精神史的历史回顾与总结,目的是要把我们这一代人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历史经验教训留给后人。

   本年还出版了我的摄影集《钱理群的另一面》,在人们所熟知的有着强烈的社会关怀的“入世”的钱理群的那一面之外,展现我的“出世”:自我生命与另一个世界——大自然相融合的一面,全面呈现我的生命与精神的两种形态:既冷峻,顽强,焦虑,绝望,为黑暗所包围;又淡泊,宁静,柔软,天真,充满阳光,努力追求社会关怀与人性关怀的统一。

   2004年“做梦”,2012年启动的《安顺城记》,终于在今年完成,预计于2020年出版,历时16年。此书的特点在“仿《史记》体例”,是对《史记》为代表的中国史学传统的自觉继承,为地方历史的研究与书写,创造了一个新的模式。

   今年又是我的晚年学术与生活的新的起点:在基本完成了历史叙述与总结以后,又开始了对当代政治、思想史、知识分子精神史进行理论分析,总结和批判的新的努力和尝试同时,进一步以“三宽(宽松,宽容,宽厚)”精神调整晚年生活,在生命的不息燃烧与超脱之间寻求某种平衡,追求自己的人性更为健全的发展。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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