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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先红:政党如何引领社会? *

——后单位时代的基层党组织与社会之间关系分析

更新时间:2020-03-23 21:07:11
作者: 田先红  

  

   【内容提要】 与已有成果多运用“政党组织社会”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与社会之间关系不同,本文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与社会之间关系纳入“政党引领社会”的分析框架之中。特定的社会结构为党组织引领基层社会的路径和方式提供了社会基础,而党也通过其组织架构、制度安排、意识形态和行为策略对社会予以重组与再造。在基层党组织与社会相互交融、渗透的过程中,党的引领功能得以实现。基层党组织引领社会的机制表现为政治机制、组织机制、吸纳机制和服务机制,它们分别构造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组织力、凝聚力和回应力。在新时代的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应该找准党建的基本单位,吸纳积极分子参与,使党组织真正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之中。

   【关键词】 政党,社会,引领,中国共产党,后单位时代

  

   政党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政党研究的重要领域。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所积累的重要经验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密切关注。在苏联等原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纷纷丧失领导权,中国共产党却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执政地位,其中的奥秘一直是学界关心和探讨的话题。已有研究多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共产党保持长期执政地位的原因和机制,本文则侧重从微观的视角揭示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党组织与社会的关联机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与社会是如何连接的?党组织是如何渗透、引领基层社会的?

   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革命年代,“支部建在连上”是强化党对人民军队领导的宝贵经验。“党的建设”被当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密集的组织网络来动员和改造社会。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弱化,在个别地区和领域甚至出现黑恶势力渗入基层党组织的问题,党组织未能很好地发挥引领基层社会的功能。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高度强调夯实基层基础,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发挥党组织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引领作用。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①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指出:“城市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城市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把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②

   当前,全国各地纷纷开展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试点和创新工作。在此背景下,探索新时代党的基层组织引领社会的路径和机制,无疑显得极为迫切。加强党对社会的引领,理顺党与社会的关系,直接攸关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本文将以S市C区F街道枫林社区的党建经验为基础,阐释在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引领社会的微观机制。除引言外,本文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回顾已有研究理论观点,提出研究问题;第二部分介绍案例梗概;第三至第六部分分析基层党组织引领社会的微观机制;第七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讨论。

  

一、超越传统:政党如何引领社会

  

   政党是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自政党诞生以来,它便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如何处理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问题。政党与社会关系也成为政党研究领域的经典主题。③马克思主义经典政党理论曾经对无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在锻造和领导无产阶级中的作用:“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④“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⑤。列宁曾强调:“政党是阶级的先锋队,它的使命不仅仅是反映大众的政治水平,更是引领大众。”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也论述了政党对于组织和塑造群众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政党,群众也无法独立存在。他们是需要有人集中、组织和约束的力量。如果缺少这股凝聚力,他们就会变成一盘散沙,最终一事无成。”⑦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党塑造社会的理论观点为该领域的后续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并在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得到继承和深化。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政党在塑造社会过程中的自主性或能动性问题。正如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指出的:“政党不仅仅是阶级结构或阶级利益表达方式的反映,它们相对独立于社会结构和国家机构,并且在这两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⑧新世纪伊始,政党的自主性问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马那利·德赛(Manali Desai)基于1934年—1940年间印度克拉拉邦左翼政党兴起的经验研究强调政党并不仅仅只是反映社会的分裂(social cleavage),恰恰相反,政党政治实践在社会分裂的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她指出政党的相对自主性,即政党所采取的战略、策略是它们兴起和获取领导权的关键因素,同时政党对社会的塑造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展开。⑨金·威廉斯(Kim Williams)对美国各州“多元种族”立法活动的研究也表明,政党议员是否做出支持立法活动的决定并非迫于社会运动的压力,而更多地基于扩大选民基础的考虑。换言之,政党议员们主要基于政党利益来权衡是否支持立法活动。⑩

   此后,德里昂(Cedric de Leon)、德赛(Manali Desai)和图戈尔(Cihan Tuğal)在葛兰西、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拉克劳(Ernesto Laclau)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政治耦合”(political articulation)的概念,以揭示政党在创造和再生产社会分裂中的功能及机制。他们将“政治耦合”界定为政党通过把不同的利益和身份整合到连贯的社会政治集团中,实现阶级、民族和种族构成的自然化,并以此作为社会分裂的基础的过程。11政党对社会进行“耦合”的方式包括话语术、公共政策、暴力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或基础设施等国家和非国家(non-state)机制。同时,他们也指出,政党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对社会进行“耦合”,但离开了政党的“耦合”功能,人们将无法理解社会分裂的形成。12可以说,上述三位学者的工作尤其是他们对“政治耦合”理论的阐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有关政党自主性问题的研究。

   纵观已有关于政党塑造社会的研究传统可知,学者们侧重强调政党怎样改变社会。在这一研究路径中,研究者将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定位为单向度的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而忽略了社会对政党的反形塑作用。虽然有研究者注意到了政党对社会的“耦合”、塑造作用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受制于客观的社会结构条件的制约,但他们更强调的是政党在塑造社会过程中的能动作用。13

   事实上,政党与社会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关系。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任何政治行动者和社会主体的诞生,都有其社会结构前提,这种前提无法被忽视;但作为前提的社会结构本身,需要通过政党的政治行动加以转化,才能塑造出具体的政治行动者和社会主体。社会与政党之间是不断互动、相互交织的关系。”14“政党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作用力都是双向的,因为政党本身就是政治行动者和社会行动者”15。政党在不断地与社会互动过程中实现自身的目标,并需要对自身目标和策略做出适当调整。因此,探讨“政党-社会”关系时,“需要我们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辩证思想,充分考虑政党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16。

   同时,政党对社会的塑造并不是单纯的改变与被改变的过程。政党在塑造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将自身融入社会,植根于社会,而不能外在于社会。中国共产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理念和方法就十分形象地呈现出政党融入社会的过程。政党融入社会,并不仅仅是为了塑造社会,而在于整合、组织社会。在整合社会的过程中,政党对社会进行引领,实现政党与社会一体化。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与西方现代政党的重要差异。17

   此外,海外学术界在探讨政党塑造社会这一问题时,大多将其放置于“政党-阶级”的分析框架中展开,着重讨论政党在促进社会群体的阶级阶层意识,形成阶级阶层结构中的作用。无论是在马克思、列宁、葛兰西等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当中,还是在德里昂、德赛和图戈尔等新马克思主义者当中都体现得非常明显。

   然而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塑造实践表明,它并未仅仅将重点放在促进工人阶级意识形成上面,而是将广大人民群众纳入动员和改造范围之内。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都没有囿于自身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属性,而是始终着眼于组织,动员最广大人民群众。18中国共产党处理其与社会的关系,遵循的并不是“政党-阶级”的逻辑框架,而是“政党-群众”的逻辑框架。“群众”的范畴并不限于无产阶级,而是包括无产阶级、农民、民族资产阶级等在内的群体。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宣传和组织群众中的重要作用。早在1934年,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强调:“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19随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动员人民群众参与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性。比如他在论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也强调了共产党组织群众的重要性:“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有待于我们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20在《论持久战》中他讲道:“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21

   此外,刘少奇曾在《论党》一文中论述道:“我们完全懂得: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在人民群众解放斗争的全部过程中所起的决定的作用。人民群众必须有自己的先锋队,而且必须有如我们党这种性质的先锋队,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才是可能的……中国人民只有在我们党的坚强而正确的领导之下,只有依照我们党所指出的政治方向奋斗,才能获得自己的彻底解放。”22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之后,中国共产党处理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逻辑框架并没有改变,而是延循了“政党-群众”的逻辑框架。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将其代表性扩展至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2012年,党的十八大通过新修订的党章也明确表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并不局限于政党自身的利益,而是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来谋划全局。因此,在中国经验场域中,研究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塑造、统合问题,就不能简单照搬海外学者有关政党塑造社会的相关理论框架,而必须超越“政党-阶级”分析的视野。

此外,新时代党的基层组织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定位、功能和目标都与之前有着巨大差异。在革命年代和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夺取革命胜利和在较短时期内实现赶超型现代化战略目标的重任,党需要对社会进行高度组织化,汲取有限的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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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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