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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世平:简述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

更新时间:2020-03-23 10:59:39
作者: 唐世平  

   唐世平,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陈树渠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于1985年获中国地质大学地层古生物学学士学位,1988年获中国科技大学分子生物学硕士学位、1995年获美国Wayne State University分子生物学及遗传学博士学位。1997年进入社会科学领域,于1999年获美国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国际关系硕士学位。他的研究领域涵盖国际政治理论、制度经济学、政治理论、社会科学哲学。

  

   自从人类开始探索自身社会以来,一个幽灵就一直游走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个幽灵被冠以多样的称号:制度、规则与规范,而它的更宏大的化身则通常被称为秩序与结构。近来(新)制度主义或制度分析在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兴起,只不过证实这个幽灵将永不离去。

   从社会学成为一门科学时起,制度研究就一直是其核心。近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都将他们的主要精力致力于研究制度如何塑造个体行为与历史。毫不奇怪,制度研究迄今仍稳居社会学的中心地位(例如Powell and DiMaggio 1991;Brinton and Nee 2001)。

   在经济学领域,新制度经济学(NIE)是除却新古典经济学的另一大主流(Clague 1997;Furubotn and Richter 1991;Grief 1998;Williamson 2000)。同时,以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约翰·康芒斯(John Commons)和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Mitchell)为传统的旧制度经济学(OIE),经受住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攻击,以新制度经济学之名实现了复苏(Field 1981)。

   在比较政治学和历史社会学领域,历史比较制度分析(HCIA)标志着制度分析的胜利回归(Clemens and Cook 1999;Evans 1995;Hall and Taylor 1996;Kato 1996;Thelen 1999,2003;Mahoney and Thelen 2010)。而尽管长期以来国际政治被视为一种鲜有正式制度的无政府状态,制度分析也成为国际政治学领域中的一大学派(Keohane and Martin 2003)。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关于制度自主性的争论,在国际政治作为一门科学而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Jervis 1998;Keohane and Martin 1995;Mearsheimer 1994-5)。

   总而言之,如果说在今天的社会科学的诸多分支之间存在某个统一的主题的话,那就非制度研究莫属。如今,无人可以郑重反对“制度至关重要”这一老生常谈的说法。

   如果制度是“社会生活的基石”(Campbell 2004:1),那么制度变迁就是社会变迁的一大基本动力。为了真正理解制度,我们必须充分理解制度变迁的过程。因此,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必定处于社会科学的核心地位。然而,迄今尚无这种广义理论。

   基于针对社会变迁的社会进化范式(简称SEP),本书力图填补这一空白。我会提出两大核心论点。第一,因为制度变迁本质上是从众多观念中择取少数进而将其固化为制度的过程,所以,观念之间的竞争以及对规则制定权的争夺通常居于制度变迁的核心位置。第二,从众多观念中择取少数进而将其固化为制度的过程,可以通过社会进化的核心机制,即“人工变异—选择—遗传”,加以理解。

   在进一步阐述之前,我要明确说明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是什么以及不是什么。在我看来,一个制度变迁理论如果能够做到两点,就可成为一个广义理论。其一,该理论阐明了制度变迁的基本动力学,并且甄别出构建特定制度变迁理论或解释特定制度变迁实例的本质要素;其二,该理论包纳或整合了几个或许多特定理论,从而在纵向和横向上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理论统一。也就是说,一个广义理论的广义性体现在其对特定理论实现了理论统一。

   因此,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并不——像自然科学中那样,或者像一些社会科学家可能希望或错误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普遍规律。一个广义理论也不寻求解释或预测任何特定制度变迁的确切时机、过程和结果。因为制度变迁发生在社会系统中,该系统中的任何结果都取决于诸多因素的相互影响(Jervis 1997),若不知道特定制度变迁进程的具体境况,是不可能解释或预测其具体的时机、过程和结果的。因此,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并不是通过众多历史案例而得出的一个固定不变的总结——这种做法注定是要失败的,并会导致对社会事件的曲解(Hirschman 1970;Tilly 1995)。

   另外,我还须说明一下本书所采用的方法。因为我的目的是提出一个广义理论,所以我所用的方法几乎是纯理论的。尽管我广泛引用了有关制度变迁(通常带有经验内容)的二手文献,以证明我所提出的广义理论能够包纳现有制度变迁的特定理论,我却并未运用更多的经验材料去检验这一广义理论。这是因为,就检验一个广义理论而言,更加关键的方式是看其能否吸纳更多的特定理论,而非用经验数据去检验它。况且,用经验数据检验一个广义理论是项浩大的工程,远非单独一个作者所能胜任。

   在本文其余部分,我要为提出一个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而奠定基础。首先,我会定义制度以及其他相关概念。然后我将强调有关人类社会和人类行为体的三个元事实,它们将是衡量任一制度变迁广义理论的标准。接下来,我会说明人类行为体(agent)在制度变迁中所面临的三大难题。最后,我将阐明什么才可以算是一个好的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

  

   定义制度

  

   关于制度,我采用诺思(North)的定义:“制度是人为设定的用以塑造人类互动的约束”(1990:3;另见Hodgson 2006:2)。换句话说,制度是社会规则,既包括正式规则(如宪法、法律、国际规制),又包括非正式规则(如规范、禁忌、习俗)。因为规则是由观念构成的,所以制度本质上就是观念的化身或者被规制化了(或者被条文化了)的(codified)观念(Durkheim 1982[1895];Boland 1979;Hayek 1960;Nelson and Sampat 2001;Goldstein and Keohane 1993:20-4;Weber 1978,29-33,311-338)。通常我们说的(管制性)政策是新近施加的规则,因此也是制度(Kingdon 1995)。

   但是,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我与诺思的观点不同。诺思强调了制度的约束性,而我同意吉登斯(Giddens 1993[1976]:169)的看法,认为制度在约束行为体的同时,也助力(enable)行为体(另见Hodgson 2006:2,6-8)。只要承认制度有时确实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从而增进社会福利,那么这一点就显而易见了。

   通过采用诺思的定义,我拒斥了另外两个关于制度的定义。(8)第一个定义认定制度是模式化的行动或行为,如“不同类别行为体的习惯行动的典型化”(Berger and Luckman 1966:72),“相互关联行为(correlated behavior)的模式”(例如Foster 1981:908;Bush 1987:1076;Jepperson 1991:145),“众所承认的、汇聚众人期望的行动或实践模式”(Young 1982:277),“在时空中深深沉淀下来的实践”或者“拥有最广阔时空边界的实践”(Giddens 1979:80;1984:17)。

   正如涂尔干早就指出的那样,行为体的行为确实受制度塑造,但却不仅仅由制度塑造。一方面,即便历经所有的社会化过程,个人的行为仍受生物体本能的驱使。另一方面,行为体常会抵制或违反制度体系所规定的一些限制(Durkheim 1984[1893]:4-7;Giddens 2006:108)。因此,“相互关联行为的模式”就不能等同于制度。更糟糕的是,如果制度被定义为相互关联行为的模式,那么我们就犯了“基于观察到的行为定义制度,然后用该定义解释这些行为的逻辑错误”(Duffield 2007:4-5)。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制度被定义为相互关联行为的模式,那么制度的二元性(duality)——行为体和结构互相建构——也就不复存在了。

   第二种需要摒弃的定义,是把制度当作组织(就此更早的评论和讨论,参见Duffield 2007:3;Powell and DiMaggio 1991:6-7)。这一定义被很多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例如Keohane 1984;Nelson and Sampat 2001;Hodgson 2006:8-11)和很多社会学者(例如Haveman and Rao 1997:1606n2;March and Olson 1989)广泛采用。当我们虑及有关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文献之时,这一定义所存在的问题就暴露无遗了。社会运动本质上是制度变迁的尝试,而这样的尝试必然需要有组织才会有任何可能制胜的机会。显然,组织是制度变迁的行为体或工具。因此,尽管组织几乎总是有制度或规则作为支撑(Haveman and Rao 1997:1606n2),它们实际上却是制定和执行规则的行为体,而非规则本身(North 1990:5;1994:361;1995:15;Thelen 2003:217)。

   在本体论上,个人行为体和组织主要都是物质实体(或者,至少都有显着的物质力量的输入),然而,制度却是纯粹的观念实体。并且,因为制度通常由权力制定和支持,组织只是权力的工具而非权力本身——这在下文会清晰阐述,所以只有把制度与组织区别开来才符合逻辑。最后,组织通常可被视为小型的社会系统,并且也是靠制度作规则来加以支撑。因为社会并不等同于结构,所以只有把组织与制度相互区分,才能做到逻辑一致。

   令人高兴的是,基于各种原因,众多学者如今正在达成共识——不应把组织当成制度(例如Duffield 2007;Young 1986:108;1989:32;关于不同意见,参见Nelson and Sampat 2001;Ruttan 1978)。

  

   社会

  

   社会是具有系统特征的个体集合;这个集合不能简化为组成该系统的各个个体之和(Jervis 1997)。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社会必然拥有使各个个体联系起来的制度体系(Giddens 1993[1976]:128;2006:106-7)。社会作为一个社会系统,由众多行为体或参与者(如个人以及个人组成的集体)、一个制度体系和物理环境所组成。在吉登斯和布迪厄(Bourdieu)对社会的定义中,物理环境即是“时间和空间”或“地点与时刻”(Bourdieu 1998:32)。

通过把社会定义为一个行为体系统、一个制度体系和物理环境,我强烈抵制对社会的如下定义:“依据共同文化把人们联系起来的结构化的社会关系系统”“众多个体行为的复合体”(Giddens 2006:1012,1036),“个体复制或改造的众多结构、实践和习俗所构成的集合,若非如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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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勿食我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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