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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柱 杨 楠 后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的演进:基于战略惯性的视角

更新时间:2020-03-22 15:57:30
作者: 刘国柱 (进入专栏)   杨楠  
扩大全球经济繁荣,籍此实现国内利益的最大化,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维持和修订全球机构秩序,以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条件确保必要的国家间合作[17]10。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内外出现了一系列“首要地位主义者(primacist)”,将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视为国际社会良性运转的根本,以及各国诉诸国际行为的动力源泉[18]51-55。

   然而,对于实现这一既定目标的具体手段,即诉诸的“战术”,美国决策层的倾向却不尽相同,这也是美国学界围绕大战略实施路径的争论自始至终未曾停歇的重要原因。冷战结束之初,面对“单级时代”的来临,华盛顿决策层选取了积极介入国际事务的手段来确保自身的利益并维护自身的首要地位。伴随这一战略逐步深入,学界出现了两种意见相左的声音,其辩论的焦点无疑便是美国将通过诉诸何种手段来应对国际秩序的深刻变化。如华尔兹(Kenneth Waltz)和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这样的现实主义者认为,苏联的崩溃并非意味着美国单级时代的到来。唯有继续维系国际社会的权力均衡,方能够保持美国的首要地位⑥;而如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这些秉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则认为,通过国际机构的建立和发展,加之全球范围内民主的传播,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将会得以延伸⑦。“和平都是权力失衡的结果”的经典论断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提出的。可见,在冷战结束伊始,围绕大战略的实施方式,两种不同策略的萌芽便被根植于美国思想界。

   此后,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相对优势的下降自然而然地引发了该国学界围绕美国大战略的辩论,多种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也陆续出现在人们视野之中。按照波森的总结,大战略的论辩流派可以被分为合作安全论、主导论、选择性参与论和孤立主义四种。而“9·11”事件后,选择性参与论和孤立主义日渐式微,合作安全论与主导论占据主流。前者无疑是美国长期倡导的自由主义的体现,倡导控制军备、建立安全合作机制、并保持科技领先;而后者则是现实主义与新保守派的融合,实际上是新保守主义对现实主义的胜利。此外,近几年也有一部分学者从其他视角看待美国大战略的推进模式,例如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尽管系统层面的相对权力转移勾勒了国际政治的轮廓,但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国内政治等单位层面的变量也改变了国家认知的方式,并予以反馈[19]118-121;同时,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针对美国大战略的探讨忽略了“次国家层面(sub-national layer)”的诸多问题,因而做出的论断亦是不完整的[20]。

   无疑,有关美国大战略理论模式的论争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美国是否应该积极介入国际事务、起到国际社会的主导性责任所进行探讨的变式,其实质“不外乎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之辩,各种假想模式几乎都可以划归上述不同思想流派的范畴之内”[21]25。总之,尽管不同时期美国所面对国际环境的差异,以及自身相对力量的变化,美国实践自身大战略的方式长期处于动态调整过程之中。没有任何一届政府的大战略考量可以被单纯视为是“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而是这些思想指导实践的交错杂糅。总的来看,实践中的美国大战略时刻没有脱离下述五个要素,即:

   一、捍卫国土安全,尤其是“9·11”事件后,这一诉求变得更加迫切;

   二、维持权力平衡,以确保后冷战时期自身业已建构的国际秩序良好运行;

   三、遏制“流氓国家”,防止伊朗、朝鲜等国对现有国际秩序进行破坏;

   四、建立民主和平,为世界各国强加意识形态的属性,并籍此划分阵营;

   五、协助海外盟友,确保美国盟国的政治与经济稳定发展,达到“良性治国”。

   自冷战结束以来,上述五个要素是美国决策精英群体进行战略考量时的重中之重。在经历长期实践后,最终形成了美国大战略内部的“五大支柱”⑧。其中,前三点无疑处于现实主义的理论范畴之内,而后两者则是自由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正是这些重叠、纷杂甚至相互抵触的思维的共同作用下,美国政府大战略的实践路径方被塑造,并起到了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正是对这些要素的遵循,美国在后冷战初期在最短时间内便形成了自身大战略的运作模式,使其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有效塑造了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长期相对固定的发展模式却使美国大战略逐渐产生了对既定路径的依赖,致使美国的决策者难以在短期内对其进行调整。

  

   (三)战略惯性:美国大战略的转型阻力

   纵观冷战结束至今近三十年的历史,可以看出,美国在后冷战初期所设立的大战略思维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助推动力。然而,伴随几次经济危机与恐怖主义袭击,旧有的战略路径难以完全适配时刻处于变动中的国际局势。尽管历任领导者都试图对既定战略进行调整,但往往幅度较小,进程缓慢,因此时常使美国的决策群体处于被动之中。这一窘境固然与美国政治生态的特质有关,但亦有可能与长期以来存在于美国大战略中的惯性具有重要联系。

   惯性(Inertia)最初来源于物理学领域,意指物体本身所具有的保持原有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的特征,是一切物体的根本属性。惯性的本质反映了物体内部存在的稳定性,也体现了其对改变自身状态无能为力,以及对任何变化具有抵制特性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惯性被引入社会科学领域之中,成为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重要概念。以汉南(Michael Hannan)与弗里曼(John Freeman)为代表的斯坦福学派认为,每个组织都受到强大的惯性力量的控制,即所谓的“组织惯性”[22]。当企业以及其他机构在进行组织管理时,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惯性特征,即在感受不到压力、威胁、危机或挫折等“外部力量”时,将保持原有的发展路径与运行模式不变[23]。而战略惯性理论衍生于组织惯性理论的基础之上。该理论认为公司、企业等组织在制定和实施自身战略的过程中,倾向于从经验主义的视角套用旧有战略模式,而由此所策动的战略改革迟缓且渐进[24]。由于秉持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战略惯性理论认为组织只能被动地适应环境,因此战略惯性的形成是必然的。

   惯性“伴随人类进程而来,是历史进程中人类行为的沉淀,实际上是一种潜在的稳定力量”[25]105。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战略与企业战略相似,其本质仍是一种组织战略;国家长期深陷战略惯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中而难以对其进行克服,便会土崩瓦解,招致与企业破产同样的下场。例如,冷战末期的苏联正是受到其长期战略惯性的负面影响,最终走向崩溃[26]。战略惯性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缓慢而持续的过程。该过程的动力或源于国际行为体长期遵循的对外方针政策[27],或是源于国家内诸多政府组织在既定运作模式中衍生的路径依赖[27],亦或源于政府组织内部战略文化对其的桎梏[29]。在大多数时间内,这三种作用力交替或同时发挥作用,对国家调整自身战略的行为施以束缚。有鉴于此,本文对于国家战略惯性的定义将建立在组织战略惯性的基础之上,即“国家长期推行的战略预设对后续战略目标选择所形成的路径依赖效用”。总的来说,导致国家战略惯性产生并增强的因素有以下三点:

   (1)遵守承诺:在宏观层面,对既有承诺的遵守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行为合法化的重要根基,也是国家大战略惯性的重要成因。这一“义务”存在于国家决策群体的潜意识之中,强化并约束着国家的施政理念,使其难以对既有战略进行较大的调整。如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若是要维持其绝对优势,或击败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势必要进行大规模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以遵守其对他国的战略承诺。以这无疑是战略惯性形成的根本原因之一。

   (2)有限理性:在中观层面,国家本身的有限理性导致其在进行决策时,可能会出现信息不对称的窘境,也有可能出现对局势的误判,更无法知晓既定战略的执行效果。因此,决策群体只能退而求其次,做出相对合理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当国家进行战略抉择时,本能地倾向于在原有基础上进行调整,而忽视了更广范围内的选择,体现出一种“短视”的特质。冷战期间,美国决策精英群体就曾多次做出错误的预判,小则招致猪湾事件的失败,大则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

   (3)固化认知:在微观层面,个人特定的教育背景及行业轨迹将使政治家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进而演变为认知惯性。更重要的是,政府内部的惯例、流程、规章制度以及部门协调等因素会长期对这种旧有思维进行强化,使得这种惯性增强。例如,在美国的官僚政治话语体系中,执政者冲击固有势力、挑战内部权力的尝试将使其面临失去大多数人支持的风险。可见,基于认知的思维惯性会以一种社会化的“风气”内嵌于国家决策群体内部,克服起来也更为困难。

  

  

  

表1 战略惯性产生的因素及其特质

  

   在这三种因素的交错重叠之下,国家的战略动员能力得到了提升,但进行战略调整或改革的能力将受到削弱。从这个意义上讲,战略惯性并非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贬义词。在一国成立初期,战略惯性有助于提高国家战略的实施效率;然而在长期看来,这种作用力之于国家的发展无疑是弊大于利的。鉴于质量是惯性大小唯一的量度,大国易借助惯性在短期内让自身大战略快速步入正轨,更易在长期过程中更多地受到战略惯性的负面影响。所谓的战略惯性究竟在冷战初期多大程度上维护并夯实了美国的“首要地位”,当下又以何种方式抑制了美国政府的战略转向?回答这一问题,无疑要首先对后冷战至今的美国大战略发展史进行追溯和梳理。

  

   二、后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的演进及其惯性的形成

  

   上世纪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标志着旧有国际体系的崩溃,也预示了长期以来美国决策层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大战略规划模式告一段落。美国失去了最为明确的敌人,一跃成为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首屈一指的国际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拥有了无可厚非的“首要地位”;然而,正如前任美国中情局长伍尔西(James Woolsey)“杀掉一只巨龙,却发现自己身处遍布毒蛇的丛林中[30]”的描述,国际政治真空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给美国带来了持续不断的威胁。因此,美国的决策精英尝试借助这一时期无可比拟的优势,推行自身创设的一整套规则并广泛且深度介入国际事务,以此维持其领导地位。这种大战略在后冷战初期得到了一定成效,然而伴随时间推移却为美国的优势及其领导力带来了负面收益。因此,从长时段历史的角度对后冷战至今美国大战略的发展和演进予以梳理,并结合不同时期美国决策精英团体为维护美国“首要地位”而对“五大支柱”的认识与优先性的权衡进行考察,是理解美国大战略惯性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切入点。

  

   (一)“首要地位”与美国大战略惯性的形成(1992-2008)

   老布什政府与大战略基调的确定

自1989年入主白宫以来,亲历冷战终结的老布什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率先奠定了“后遏制时期”美国大战略的基础。在1990与1991年的两次国情咨文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sunxu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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