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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维规:关键词方法的意涵和局限——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重估

更新时间:2020-03-21 13:56:30
作者: 方维规  
他依据自己的关键词考察,将所有阶级的活动纳入作为总体生活方式的文化概念,以证明这个概念的民主化转型,而绝非少数精英的专利。[18]他的意义史研究表明:“我们在探讨和商榷自己行动时所使用的词汇——即语言——绝非次要的因素,而是一个实际而且根本的因素。实际上,从经验中汲取词的意义,并使这意义有活力,就是我们的成长过程。”[19]并且:“在许多例子中都可发现,意义的变异性不论在过去或现在其实就是语言的本质。事实上我们应该对于意义的变异性有所认知,因为意义的变异性呈现出不同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解读”[20]。

   威廉斯在此论及的经验场域,与德国概念史所强调的“经验空间”(Erfahrungsraum)亦即概念史模式的任务颇为契合,即概念史“既追溯哪些经验和事实被提炼成相应概念,亦根究这些经验和事实是如何被理解的”[21]。语言能够积累各种历史经验,聚合着关联中的大量理论和实践,而“变异性”或旧词获得新义,也就呈现出对于历史经验的新的阐释力,缘于变化了的历史和时代经验。

   威廉斯考证出的事实,与各种文化泛化理论相去甚远。因此,他在《文化与社会》“结论”部分中,把“文化参与”和创造一种大众平等拥有的共同文化视为重要任务。他所见到的文化概念与实际生活的不协调,也见之于其本人的生平。他出身于工人家庭,奖学金使他有可能进入高等学府,而其他许多人被拒之门外;但他在大学期间一直是个局外人。后来,威廉斯受邀为一本名为《我的剑桥》(1977)的文集撰文,他起首便写“那从来不是我的剑桥,一开始就很明确”[22]。他与中产阶级出身的同学在生活上的差距,也让他看到社会的不平等首先是教育和文化的不平等,文化差异才是讨论文化概念的起点。他的许多研究都与一般文化和特殊文化之间的基本对立以及受到排挤的经验有关,这也是葛兰西和阿尔都塞讨论文化霸权的再生产、(亚)文化反抗的缘由,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和文化生产概念也与此通连,这些都是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论视野。威廉斯晚期颇为重视布迪厄的研究,但认为布迪厄对社会变化的可能性过于悲观。

   威廉斯腹诽对文化的均质化处理,强调不同时的发展以及文化斗争中的对立和冲突,这也是他后来从事历史唯物主义关键词研究的前期准备。在论文《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23]以及在此基础上撰写而成的专著《马克思主义与文学》[24]中,他区分了四种文化要素:主导性的,选择性的,残留的和新出现的。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他提出的“感觉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25],用以描述某一特定时代的人对现实生活的普遍感受,即集体日常经验的结构性和形式性,如同后来布迪厄所发展的“惯习”(Habitus)理论,分析行为与结构之间的纠缠关系。威廉斯说:“我想用感觉结构这个词来描述它:正如‘结构’这个词所暗示的,它稳固而明确,但它是在我们活动中最细微也最难触摸到的部分发挥作用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感觉结构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它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带来的特殊的、活的结果。”[26]

  

   二、《关键词》的立意与实绩之间的距离

   《关键词》竭力梳理和叙写词汇发展及其意义,揭示词语背后的历史蕴含和隐含动机。作者明确将之归于历史语义学范畴,这也是其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他要以此重拾原先的计划,即为《文化与社会(1780-1950)》添加一个“附录”,对重构文化概念具有重要意义的60个概念做注解及短评。[27]《关键词》“参考书目”中的一些著作,对德国概念史研究也曾有过重要影响,例如奥地利著名罗曼语言文学家、文学理论家施皮策(L. Spitzer)和德国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E. Panofsky)的英语论著,[28]德国语言学家特里尔(J. Trier)的《含义视阈中的德语词汇:语言领域的历史》(1931)[29]。威廉斯主要借鉴的是语义学史中的英语文献,如巴菲尔德(O. Barfield)的《英语词汇中的历史》[30],斯特恩(G. Stern)的《意涵与意涵的变化》[31],燕卜荪(W. Empson)的《复杂词汇的结构》[32],希尔(C. Hill)的《十七世纪英国的变化与接续》。[33]

   《关键词》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威廉斯自己说它不是一本辞典,也不是一个特殊学科的术语汇编,而是一种探询和质疑文化与社会词汇的记录。[34]显然,这绝非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辞书。就这点而言,它同《历史基本概念》有着相似之处。不管威廉斯承认与否,他实际上是要借助辞书形式,比如按照字母顺序排列词语,以历史语义学方法进行关键词钩沉,努力发现词汇意义的嬗变历史、复杂性和不同用法。因此,视之为理论辞书是没有问题的。

   如前所述,《关键词》出版之前,《历史基本概念》前两卷已经出版,但人们看不到威廉斯对《历史基本概念》的任何观照,很可能缘于语言障碍,他没有发现在实践或理论上与他的研究方向相同的研究。《关键词》第一版问世之后,他才得知还有与他的研究相关的学派,比如德国学派。[35]同样,德国概念史研究对威廉斯也置若罔闻(肯定不是语言原因),而且至今没有改变。把威廉斯引入德国语境的一个尝试,体现于《文化与社会》的德译本,这是原作发表十六年之后的事,而且译本书名为《作为概念史的社会理论:“文化”的历史语义研究》[36]。人们不太愿意把《关键词》与《历史基本概念》做比较,或许也很难比较;这部由上百位各路专家分头撰写的八卷本巨制,九千多页篇幅且排版细密,而威廉斯个人撰写的《关键词》原文仅337页。可是相去不远的是同样按照字母排列的词条数目:《历史基本概念》共有119个词条,《关键词》有110个词条,1983年第二版为131个词条。《历史基本概念》中的有些词条有几百页的篇幅(纯粹就是专著),而《关键词》中最长的词条为“Class”(阶级,等级,种类)共8页,“Structural”(结构的)7页,“Culture”(文化)和“Nature”(自然,天性)各6页。

   威氏“关键词”是跨学科的,如《文化与社会》所显示的那样,不少关键概念往往相互关联、相互依赖,且有脉络可循。而《关键词》与《历史基本概念》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前者显豁的现实关联。威廉斯说《关键词》的“明显的特征是,不仅强调词义的历史源头及演变,而且强调历史的‘现在’风貌——现在的意义、暗示与关系”[37],也就是过去与现在的联系和对话。明确的跨学科追求和威廉斯本人的文学研究背景而外,现实关联也是这两部“辞书”的条目只有三分之一相同的主要原因。现实关联见诸“Career”(职业,生涯,历程),“Consumer”(消费者),“Hegemony”(霸权),“Jargon”(行话,隐语),“Management”(资方,管理,技巧),“Media”(媒介,媒体),“Technology”(工艺,技术)等条目。而“Art”(艺术,技艺),“Fiction”(小说,虚构),“Genius”(天才),“Image”(意象),“Originality”(独创性,创造力),“Realism”(实在论,唯实论,现实主义),“Taste”(味道,鉴赏力,品位)等条目,则能见出作者的文论学术背景。此外还有“unconscious”(无意识的,未知觉的),“psychological”(心理的,心理学的),“subjective”(主观的,主体的)等心理学术语,这里也可看到威廉斯也顾及形容词。《关键词》中另有一些概念,如“Alienation”(异化,疏离),“Status”(身份,地位,状态),“Wealth”(财富,资源)等,其实亦当出现在《历史基本概念》中。

   《关键词》的问世,无疑是一个研究方法兴起的重要标识,用时髦的说法,或许可称之为关键词转向。就理论和方法论而言,《关键词》明显比《文化与社会》更为明了,也与《历史基本概念》有着许多相通之处。威廉斯在《关键词》“导言”中,更深入地探讨了意义和意义变化等问题以及语言、历史、社会之间的关系,视之为历史语义学的应有之题。对他而言,关键词“在某些情境及诠释里,它们是重要且相关的词。另一方面,在某些思想领域,它们是意味深长且具指示性的词。”他又说:“每一个词的原始意涵总是引人注意,然而通常最引人关注的是后来的变异用法。”现在被看做“正确”的用法,是词义演变的结果。“语言的活力包含了引申、变异及转移等变化层面。”[38]前文已经论及威廉斯强调词义的古今关联,但他与科塞雷克相仿,也强调“的确有变异、断裂与冲突之现象,且这些现象持续发生,成为争论的焦点。我书中所挑选的语词,包含了与这些现象有关的关键词,其中可以见到词义的延续、断裂,及价值、信仰方面的激烈冲突等过程”[39]。

   威廉斯视“关键词”为复杂的、关乎价值和规范的概念,它们充满争议,难下定义,在重要的文化论争中不同凡响,因而必不可少。[40]不同社会团体、立场和利益的代表人物,都不会忽视关键词,从而使之成为分歧和争论的焦点,成为长久的争夺对象。对关键词的这种理解(“具有争议且备受关心”[41]),与《历史基本概念》有着共同之处。同科塞雷克一样,对威廉斯来说,关键词的发展也是社会问题使然。社会和历史发展过程在语言之内发生,不是来自语言却贯穿其中。

   若将威廉斯的观点与科塞雷克的观点稍加比较,便能轻易地发现,他们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如出一辙”。就在《关键词》问世的那个时期,也就是《历史基本概念》编纂早期,有人对概念史研究方案的可行性提出批评。针对这类批评和强势的话语分析方法带来的压力,科塞雷克在后来的思考中颇多强调基本概念的分析范畴:基本概念的首要特征是其对于观察和解释社会、政治状况时的不可或缺;由此而出现第二个特征,也就是基本概念的争议性。关于第二点,主要源于不同话语群体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力争自己的话语权,因而各取所需地突出基本概念的不同阐释视角。科塞雷克对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的解释是:“与一般概念不同,《历史基本概念》所探讨的基本概念是政治和社会语汇中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概念。[……]基本概念连通各种经验和期待,从而成为相关时代最迫切的焦点问题。基本概念极为复杂;它们总是有争议的,且有与之颉颃的概念。这使它们在历史上特别显豁,并因此区别于纯粹的技术或专业术语。没有一个政治行动、没有一种社会惯习的生发和存在,能够缺少最起码的历时长久的基本概念,并突然出现、消失、重现或者变易,不管是骤变还是渐变。我们必须诠解这些概念,厘定它们的多重含义、内在矛盾及其在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应用。”[42]

   威廉斯不认同艾略特《文化的定义刍议》[43]中的观点,或其他一些对于关键概念的所谓不刊之论,概念在他看来必然是多义的:“在特殊的社会秩序结构里,在社会、历史变迁的过程中,意义与关系通常是多样化与多变性的。”[44]此外,威廉斯的一个重要追求是,“希望从词义的主流定义之外,还可能找出其他边缘的意涵。”[45]对意涵的各种理解上的差异,是社会矛盾亦即语言中的社会差异性造成的。不同时期、不同身份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得不同人的出发点多种多样,结论也只能是多种多样的。他不无惋惜地看到,无论分析多么详尽,仅想通过厘清概念来排除争执甚至解决社会矛盾,只能是幻想。他说:“我相信了解‘阶级’(class)这个词的复杂意涵对于解决实际的阶级纷争与斗争问题助益不多。”[46]他把自己的关键词研究看做启迪历史行动的辅助手段。

伊格尔顿说威廉斯“从《文化与社会》到《关键词》,语言问题自始至终是他思想上热情探究的问题之一”[47]。《关键词》的短小篇什,主要关注意涵变迁的连接点,也就是以关键词为“结点”来衔接“文化”这一核心概念。《关键词》的文章铺陈没有统一的体例,尤其重视词汇发展中显著的评价变化与语言运用的有意偏离和不同的运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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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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