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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外人——学界的骗子综合症有多大用?

更新时间:2020-03-20 23:12:03
作者: 吴万伟  


阿米·欧伯丁 著 吴万伟 译


   作为搞哲学的人,我无法隐瞒我的出身,但我更愿意求助于我奶奶有关“骗子综合症”的老生常谈。

   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个教授碰见我戴着耳机听音乐。这首歌肯定令我感到吃惊,怪异的表情肯定写在我的脸上,因为教授问我是否哪里不舒服。我告诉他没有,不过还是解释说我刚刚在听“欢乐颂”。我不记得接下来我到底还说了什么,但我很清楚那是一首非常棒的“歌”,而且热情地询问他是否听过。他听过了。他的回答提醒我意识到一个事实:称“欢乐颂”为“歌”实在不寻常。教授的举止是那种你不可能不注意到的震惊:一个准备读博士的家伙,竟然从来没有听说过“欢乐颂”。这是我缺乏学界标准的文化素养和阶级身份的最早标志之一。

   刚入职的时候,我经常犯下拼读单词的错误。学界使用的词汇是我只在书本中遭遇到的——它的语言肯定不是我认识的人嘴里常说的东西。曾经有人夸赞我的“勇敢”,并没有努力掩饰自己的“乡巴佬口音”——我根本就不在乎是否有口音,在此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口音。更近些的故事是有人请我主持一场有关阶级偏见的研讨会。我是搞哲学研究的,没有研究过阶级偏见,这个请求让我感到吃惊。后来发现,我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我的“独特”生活经历,所谓的低贱阶级出身。即使现在,到了研讨会上,人们随意地问我从哪里来时,那神态似乎表明要费很大劲才能恢复正常状态一样。有个学生曾经惊讶地说“我讲话的方式像福克纳。”另一个学生受到课程评价中“用一个字描述这个老师”的启发,给我的评价是一个字“要欧”(y’all美国南方口音,意思是你们所有人——译注)。

   进入学界之前,我并不是特别在意我的出身阶级。相对于邻居和乡亲,我的家人混得都还算不错,但是,“混得不错”的评价当然取决于你在与什么人相比。无论如何,我的成长环境所拥有的文化资本与学界很多人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在学界,人们口袋里随时都装有贝多芬,就像随身携带的零花钱。我的口袋里当然也不是空荡荡的,但里面可能更多是流行歌曲。所以,我常常觉得自己是有钱人圈子里的穷光蛋,或者一帮贵族里的文化乞丐。如果使用通行的说法,你可以说我患上了“骗子综合症”,指一个人不能适应自己角色的认知障碍,他并不真正属于那个角色,或者达到了基本标准。

   我仍然缺乏文化资本来让我通过学界环境的考核。但是,即便我常常觉得自己在学界格格不入,使用“骗子”的原型来解释自己并不能给我多大的价值。“骗子综合症”是一种概念构建,是用令我感觉与自己格格不入的语言和情感塑造而成。毕竟,那是学界的术语,似乎是向上爬的痛苦,你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里遭遇到的抑郁不适。更重要的是,我能想象已经老态龙钟的奶奶会有什么样的表情,如果有人胆敢说她患上“骗子综合症”。

   我的奶奶拉格比(Ruby)是农家女也是职业妇女。为了让家庭奶牛场维持下去,得有人离开前往城里工作。因此,拉格比找到了儿童和家庭服务部(the Department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的初级职位。随后职位不断提升,等到退休时,她已经熬成了主任,干了很多年。在女性很难获得这样高位的年代,她成为拥有真正名望和影响力的专业人士。她努力工作学习提升自己的水平,成长为一名干练的职业女性,身穿一尘不染的职业套装,优雅的高跟鞋,文雅娴静、干净利落、楚楚动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拉格比的头发是像头盔一样令人羡慕的自来卷,小时候经常去教堂礼拜,在听到牧师肃穆庄重的祈祷词“戴上上帝的整套盔甲”时,我经常想到她的头发。不知道那句话意思是什么,奶奶的头发似乎是我的体验中最接近神圣形式的东西。对于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说,拉格比肯定不会被当作农民的妻子,这恰恰是要点所在。她渴望被当作一流的女性,在城里工作优雅自如,虽然这需要工作,至少曾经有一段时间需要巨大的热情。

  

本文作者和拉格比

  

   拉格比上下班使用的轿车就停在农场车库里。因为车库在大部分时候是开着的,鸡有到那里乘凉的习惯,坦率地说,可能还飞到车上拉屎。要么将鸡弄脏的汽车清洗一番,要么开着脏车去上班,这样经受了长时间的折磨之后,最后,有一天从车库出来,她平静地吩咐大儿子“鲍勃,把鸡全杀掉。”他真的这么做了,她的汽车再也不会背叛她到城里工作的努力。

   “骗子”具有颠覆性,主动地把谁到底知道什么排除在视线之外。

   当我呆在学界环境时,我有时候自己在心里悄悄背诵这个内容,“鲍勃,把鸡全杀掉。”我发现这可以作为真正有用的自我治疗发挥作用,是呆在聪明人圈子里的下层阶级的应对指南。因为我的头发总是乱糟糟的,我从来没有达到“上帝的整个盔甲”的境界,但是如果忍不住感受到“骗子综合症”的侵袭,我就求助于奶奶凶狠的坚决的眼神。

   拉格比真的将鸡全部杀了,虽然不是她亲自动手杀的。但是,这不应该被视为战胜骗子综合症的特别具有戏剧性的技巧。因为她选择的解决办法可能是最典型的农妇做法,毕竟,城里的妇女大概不会仅仅因为鸡挡住了上班的去路就有胆量吩咐他人将它们全部杀掉。拉格比的果断干脆,毫不犹豫与学界的不安全感以及在想象的外部措施背景下审视自我的心态形成鲜明对比。骗子综合症是一种存在性不适抑郁,杀鸡是对存在性的否定,是一种方式要保留自我中激烈的、不合常规的部分。在后者,“骗子”是颠覆性的,不是被动地感受到与还没有适应的环境格格不入,而是主动地将谁到底知道什么等排除在视线之外。我想象拉格比那天下令杀鸡,神情自若地到达上班的地方,她的眼睛中可能带着兴奋的异议者的快感。

   “骗子综合症”描述了一个我特别不愿意解决的问题。其解决办法是承认他实际上的确属于这个群体。但是,我不能说服自己相信我愿意完全属于这个群体,实际上,我更愿意将属于该群体的体验视为一种损失。其中的理由很多,虽然全部汇总起来到一个观念上,即难以适应是一种我不愿意失去的宝贵价值。

   最近,学界对它的文化将学界上上下下的人都压得服服帖帖和循规蹈矩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敏感。骗子综合症就是解释非标准身份如何引发异化的方式。阶级划分就是沿着种族、性别、性倾向和性障碍划线的一种排除结构。但是,竭力站队“适应”所付出的认识论代价是什么呢?如果只看到异化,我们就忽略了微妙执行的共同性影响理解力的方式。

   学界一直是上层阶级的专属领地,属于那些拥有经济资本尤其是文化资本的人,这限制了学界人士通常看到的东西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承认所看到的东西。虽然我们很多人并不属于俗套的循规蹈矩的文化阶级,但是我们的交往互动方式常常鼓励我们的谈吐就像我们真是如此一样。坦率地说,如果你有鸡,最好赶紧把你的车上弄脏的地方擦干净。结果就是我们试验分析的这个世界看起来比实际上更干净、更简单、更加一尘不染。我自己对归属感的不满就源于一种坐卧不宁的批判冲动,一种看到清晰外表所掩盖的真相的欲望。

   在我的研究领域——哲学,我们拥有很少涉及农业和农村的历史资源,哲学与穷人的关系就更少了。这种缺陷意味着我们通常拥有的参照系的权威并非名副其实,即使它们向我们展示的很少。我们不妨称之为瓦尔登湖现象。

   当其他哲学家听说我有一家农场,他们通常会提到亨利·梭罗(Henry Thoreau)的《瓦尔登湖》(1854)这本书似乎是哲学家乡村生活的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高1.14米,宽0.73米,制作于公元前196年,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诏书。近代的考古学家得以有机会对照各语言版本的内容后,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之意义与结构,而成为今日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重要里程碑——译注)。我非常同情那些渴望乡村生活的高雅人士,在很多方面,我现在也是其中一员。但是,我只是在阅读了它之后,才能故意带着一种自我嘲弄的态度来忍受这个充满幻想的和反事实的瓦尔登湖。如果我构建有关梭罗的真正乡邻如何看待他的评论专区,会如何?或许有农村人喜欢梭罗,但我不会。

   当梭罗在热衷于自我吹嘘的时候,“有多少个早晨,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在邻居们开始劳作之前,我已经开始了我的工作,”我感到吃惊的是他竟然把辛苦劳作的邻居的日常工作等同于悠闲,真是不动脑子啊。他继续说,“毫无疑问,城里很多人见到我干完农活后返回,农民在黄昏时开始动身前往波士顿,或伐木工人开始去工作。”毫无疑问,或许这些农民或者伐木工人睡懒觉一直到这个时候,因为前一天干活太多,需要休息时间长一点。但可能性更大的情况是,他们一直在忙于各种琐碎的常规工作,这是没有农活经验的梭罗根本无法想象的东西。

   学界代表穷人和农村人的渴望激发起我内心一种强烈反对他们的冲动。

   梭罗的乡村生活是刻意为之的,更糟糕的是,它成为经典著作的源头,不仅简单地将乡村生活而且将贫穷的农村人浪漫化。无论是让·雅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法国乡巴佬还是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的俄国农民,人们在文学作品中遇到的乡里人往往值得钦佩,只是因为简单纯朴,没有自我意识的负担。托尔斯泰的《伊万·伊里奇之死》(1886)中的格拉西姆(Gerasim)就是典型例子。

   作为受存在问题折磨而濒临死亡的伊万的仆人,格拉西姆与死亡达成和解。他的意识干脆利落,老实厚道,没有雄心壮志,没有探索欲望,更少有理解愿望,给他什么就要什么。这让他成为中产阶级虚假的良心痛苦故事中充满同情的对象,但是没有人愿意成为他这样的人。格拉西姆的斯多葛派俭朴所激发的羡慕背后隐藏着的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二分法:宁愿做不快乐的苏格拉底也不愿意做快乐的猪。

   最近,将农民的纯朴浪漫化已经屈服于另外一个更黑暗的观点。结果显示,猪其实并不满意,现在它们把我们都拖到政治烂泥潭中了。农民的形象不再是纯朴厚道,而是被污染了,变成偏执、盲从、厌女症、残忍的代名词。这也是一种俗套观念,无论多么不同,恰恰是在远处时威力越大。我曾经在2016年美国大选结束之后写过一篇文章,我感到惊讶的是,针对贫穷农村选民的轻蔑多么快地朝我扑过来。有个朋友总结了这种新氛围:“没有人喜欢阅读农村穷光蛋竭力昂首挺胸走路的故事。”这也许有助于保持象牙塔一尘不染,因为现在更少有人愿意坦率承认自己的低贱出身了。

   学界代表贫穷乡下人的做法引起我反对他们的冲动——不愿意看到像我这样的人被看作千篇一律的人,无论是新奇有趣的还是腐败的,无论是可怜的还是可恨的。学界的同化趋势意味着否定个人体验和历史。它要求认识上的牺牲,要求心甘情愿地舍弃复杂性,随之舍弃可能性。正是这种可能性令我最为忌恨和不满。

农场生活利用了军方所说的“现场便利”(field expediency)。(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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