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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更新时间:2020-03-20 16:56:59
作者: 贾康 (进入专栏)  

   中国房地产业的基本情况,是市场早已分化,大板块上呈现“冰火两重天”的特点。疫情发生之前如此,之后也会如此。疫情对房地产走势的影响不能笼统而论,这取决于房地产所在的城市、区位等因素。即便同样是在一线城市,也并不是按一套办法就能处理好房地产投资项目和相关要领与策略的。针对“冰火两重天”的发展格局,投资者结合“一城一策”及区位、类型差异考虑房地产的走势和作出自己的选择,才是较为稳妥的做法。从房地产业界大的态势来看,2016年“930新政”之后,一线城市和几十个二线城市的房价,是政府调控中以行政手段硬性打压下来的,三四线城市的成交均价却一直是温和上扬态势,目前如果笼统地从面上来讲,国内房地产价格涨幅波动周期基本上已经在底部,行政性调控手段的空间也已很有限。仅以房地产成交均价这个指标来考虑房地产业投资机会,意义不大,但尽管如此,我们判断房地产市场景气也仍然需要这个指标。借助于疫情带来的“前低后高”式经济增速变化,配合各政府辖区的具体改善措施,房地产市场对于整个经济全局的支柱产业功能和意义,还会有进一步表现。总体来说,疫情之后的房地产市场,可以说会是审慎乐观的。不过,企业还是应该注意市场压力、风险防控,关键是作好“定制化解决”预备方案。

  

六、疫情对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影响


   加大地方专项债力度,可以视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举措之一,体现了财政和相关管理部门在财政领域的积极发力。地方层面自主考虑辖区内的有效投融资项目,其资金来源实际上首先是涉及地方专项债。发债所筹资金对应具体的项目,是其主要特点。地方政府在基于具体项目可行方案研究的基础上配置资金,有利于减少失误率,提升实际效果。在疫情发生之前,全国范围内已提前布置地方专项债的筹资,这是执行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体现。专项债资金还可以按一定比例充实项目资本金,这会给项目融资带来一个增信的好处,使货币支持渠道上的配套贷款更具备发放条件。有一定的资本充足率,银行商业性信贷就会更积极地为这些项目做融资配套,从而会体现出财政政策的放大效应。

   在当前阶段,总体来看,专项债的落实并不会挤占与民众生活相关的消费或产业升级领域的企业投资空间。政府专项债的投放主要针对基础设施和民生公共工程项目的投资,能改善预期,提升市场景气,增强发展后劲,让企业更积极推进升级换代的自主投资,让民众更敢花钱去消费,即有利于民众提升当期收入的消费率。因而这两方面是一种相得益彰的关系,不会产生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和对民间消费的抑制效应。政府投资结构的重点是在整个产业链中基础性支撑层面,能优化结构、培育发展后劲和提升景气,总体来说与调动民间消费潜力的关系是相互呼应、相得益彰的一个匹配。当然,政府投资的方向和力度也会随着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而变动,当前主要是因为民众预期、企业预期的低迷而采取加力举措,政府更加积极地做一些优化结构的投融资是完全必要的。

   科技创新应是政府要予以积极支持的重点领域。例如,疫情控制急需的疫苗研制技术,一旦有可靠的技术方案,就应该将其尽快形成产能,而科技研发就是这方面的支撑。“非典”和新冠肺炎这两次疫情给我们最大的警示是,我们的防疫技术研发成果,作为一种战略储备式的产能是明显不足的。从中长期来看,加快疫苗研发、提升疫苗产能,以及科技创新方面的其他重要事项,仍然是重点支持对象。

  

七、疫情对具体行业的影响


   疫情对具体行业的影响不一。例如,疫情对大部分服装生产和销售企业带来消极影响,但服装领域的特殊服装(如防护服)生产和销售企业就可能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和得到更好的财务结果。这种特殊服装的产能运用,也需要我国政府储备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的配合。

   再如对银行业转型的影响。银行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应该多样化,这才是形成有效供给的正确导向。我们现在银行体系的供给是不太令人满意的,其中一个突出的痛点是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占据我国市场上企业总数中的绝大多数,过去长期解决不了这方面的问题,虽然有过去银行金融机构的歧视性考虑,但这方面也的确存在风险控制的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明确说“民营企业是自己人”之后,在最高的政策层面已经打开了消除歧视性的“政治正确”新局面,但具体操作措施应遵守市场规律,如何在政治正确基础上解决好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贷款融资风控环节“过得去”的技术性问题,是银行业服务转型的一大难题。技术性问题需要技术性手段来解决,商业性银行和金融机构应借鉴信息时代新的风控经验,以云计算、大数据等手段努力化解这一难题,这也是一种趋势。另外,财政部门在这个领域中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即依靠更加积极创新的政策性融资体系,以财政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产业引导基金等方式,适当区别对待市场主体,尤其注重给民营、小微企业以融资支持,地方政府也应承担起这方面创新发展的相应责任。

   对于一些尖端领域的企业,如我国半导体行业的芯片企业,虽然还不能迅速达到第一阵营的领先水平或者马上进入先进行列,但是经过努力,可以运用较好的创新机制,争取较快缩小与世界最先进水平的差距。这些企业在疫情期间,也面对着贸易摩擦的阻力等情形,应考虑相应的应对战略和布局策略。这种尖端领域的国际竞争,从历史上来看,“举国体制”是起到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的,但现今与过去“两弹一星”式1.0版的举国体制明显不同,芯片所要求的2.0版的举国体制的支撑力量,是能够形成尖端产品的质量可靠、稳定的批量化可持续供给能力与相关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所以,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复杂性和挑战性就此而言是非常明显的:有效市场加上有为、有限政府的合理结合,一定是要以“守正出奇”地提供有效供给的机制创新,来解决超常规发展而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追赶—赶超”问题。

  

   (本文原载于《经济研究参考》2020年第6期,整理自贾康先生分别在2月21日万得3C中国财经会议的线上访谈与2月24日北京青年报“深一度”栏目的专题访谈。吴园林博士对本文写作亦有贡献,特此感谢。)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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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研究参考》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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