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田飞龙:多重风险治理大考中的民族复兴之路

更新时间:2020-03-20 16:51:05
作者: 田飞龙 (进入专栏)  
根本上还是“美式天下”缺乏道德上的自我反思能力,缺乏与中国及中国文明和平相处的意愿,而将中国战略性锁定为“苏联第二”。

   当然,美国也是多元的,始终存在战略实用派和战略鹰派的区分,前者倾向于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从中获得超额利益,后者则无视经贸利益而径取遏制甚至颠覆中国的冷战利益。特朗普主义介乎二者之间,是美国实用主义与鹰派冷战主义的某种奇特结合。美国民主党的弹劾失败与特朗普对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达成,基本上奠定了特朗普连任的政治基础。

   然而特朗普毕竟是“美式天下”秩序内的美国总统,是美国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表,他对“冷战”不热衷但也不排斥,力求在贸易利益和冷战利益之间求得动态平衡,争取政治连任及美国再次复兴的历史定位。因此,尽管中美贸易战一度有“泰山压顶”之势,但“美式天下”本身的结构弹性、美国与其盟友利益的差异性以及中国立足政治团结和经贸开放的辩证策略,在较长时段内仍可大致维持与美国的战略和局,为民族复兴争取尽可能延长的时空余地。

  

香港台湾化与“一国两制”挑战


   “一国两制”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制度桥梁,但这是一座双向通行的桥梁,而不是单向设定的方向标。从中国自身的现代化与国家建构进程来看,“一国两制”具有国家统一和经济现代化的双重价值,其中是否隐含着制度现代化的期待和目标呢?是有的,但不是所谓的“内地台湾化”或“内地香港化”,而是内地与港澳台在“一国”的文化与政治前提下共同致力于民族复兴及制度现代化。

   因而,“一国两制”是中国长期现代化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民族复兴事业的杠杆和动力。这一逻辑隐伏于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治国方略之中,彰显于邓小平具体规划和推进的国家统一事业之中,在港澳先期收获,在台湾凝聚成“九二共识”并持续推进和平发展与渐进统一。

   这一进程本来是中国人自己的利益、共识与事业。然而,现代中国的主权统一与国家建构无法摆脱地缘政治及列强霸权阴影。台湾问题之所以成形,与美国对二战后远东国际法秩序的修正有关,也与中国建国、中苏联盟及朝鲜战争带来的战略再平衡压力有关。

   新中国70年历史,是中国国际地位逐步恢复及获得列强承认的历史,但这种承认始终是有条件、有斗争及充满不确定性的。1950年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台湾战役被迫中断。1979年中美建交,但美国承诺的“断交、废约、撤军”始终留有折扣及余地,《与台湾关系法》始终留有冷战与遏制战略的尾巴,近些年伴随中美关系恶化而更有回潮逆流。2018年以来,美国涉台立法不断升级,逐步突破中国国家利益与主权秩序的底线,引发中美关系进一步裂变及中国更深层次的战略警惕和反制。

   香港问题不仅有美国在《香港政策法》下的持续干预,也有台湾的长期政治经营和文化渗透。在港英时代,香港是两岸政权政治博弈的重要战场,大陆保留香港殖民地以“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台湾则将其作为“反攻大陆”的策略基地。台湾政治的本土化与民主化,既打击了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又进一步隔断了台湾与内地的最低限度政治文化认同,终于在2016年蔡英文上台及民进党全面执政之后导致了“九二共识”观念危机及两岸进一步的“离岸”状态和冷对抗。

   从任何一个指标来看,台湾的政治本土化都在充当香港的榜样和示范。“香港台湾化”不是一个新颖命题,而是香港回归以来的一条社会运动与政治发展暗线,占中运动将这条暗线显明化,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则将之主流化。港独台独之互动,当然不是纯粹的地方性分离事件,而是中美关系前沿战略性拉锯的一个缩影。

   香港台湾化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包括:

   其一,“一国两制”出现观念认同危机,香港反修例黑暴派和台湾太阳花新世代凝聚成“反中”价值联盟,破坏“一国两制”的“一国”前提,而缺失这一前提就等同于港独和台独,从而挑战和突破了“一国两制”底线;

   其二,“九二共识”及“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面临阻断风险,香港反修例帮助蔡英文胜选,也帮助了台湾岛内独派势力的政治夺权与文化整肃,使得既往两岸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和互动条件遭到结构性破坏;

   其三,外部干预更加有借口,无底线,以直接立法、现场援助及秘密战线多种方式介入,港台的爱国统一力量陷入一定程度的孤立、无力甚至分裂状态;

   其四,中国主权秩序内部的“冷战”风险加大,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争议无可化解,对中国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造成直接损害;

   其五,港台的分离取向造成对内地的网络渗透、价值倒灌及政治挑战,对内地政治安全与治理现代化构成持续性威胁。

   香港台湾化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台湾当局与台湾社会的所谓“制度自信”。台湾对抗“一国两制”的政治理由是“民主”,认为台湾民主无法与大陆的非民主体制共存,甚至提出只有大陆实现了自由民主,两岸才可政治谈判。这是对“一国两制”宪制智慧与和平善意的极大误解,或者有意的曲解。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西方现代性的两条路线,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各有其历史根据及合理性,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持续挑战下逐步完善其价值与制度,甚至包括民主、平等之类的社会正义观念也来源于社会主义。世界历史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关系不是只有“冷战”一种模式。“一国两制”就是要开创两种社会制度的和平相处之道,这是伟大的人类和平事业。台湾则以一己之私及民主价值观的虚妄主张,将“一国两制”加以污名化。

   当然,“民主”理由在国民党的教义范畴内也是存在的,只是国民党属于民族主义政党,在政治文化基因上具有中国大一统认同,故有“九二共识”之达成。民进党则坚决斩断了两岸之间的文化历史纽带,在文化教育政策上大搞“去中国化”和“文化台独”,制造媒体世界的“一言堂”,以本土政治正确凌驾一中宪制秩序与多元社会生活,导致台湾社会民众无法正确接触、讨论和接受“一国两制”的完整意涵与制度智慧,也无法“免于恐惧”地参与两岸协商和互动。2020年初生效的《反渗透法》标志着“绿色戒严时代”的到来。

   2020年1月11日的台湾大选,蔡英文高票当选,韩国瑜落败。这是台湾政治与两岸关系的一个新的起点。在选举政治的诱导下,在台湾本土化的绝对正确压力下,国民党的政治立场与论述空间不断遭受侵蚀,甚至出现了“中间化”乃至于“绿化”的趋势:一方面,国民党青年新生代要求改革接班,但其政治思考的方向却是进一步“去中国化”,违背国民党立党宗旨;另一方面,国民党党主席竞选中出现了“郝龙斌现象”,立场论述从“九二共识”进一步后退,向民进党立场靠拢。国民党的“政治割据主义”及本土化生存,固然有其语境化的现实压力,但根本原则丧失所带来的政治代价更大。

   如果国民党思考的只是岛内选举政治利益,而丧失国家民族大义及两岸政治前途的前瞻思考与担当,就真的变成“台湾国民党”而永远不可能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独特贡献了。是仅仅着眼于岛内选举分利而丧失原则,还是坚持原则而有所谋划和担当,是对这个百年老党的一次生死考验。

   在香港台湾化与港台分离主义影响下,港台在国家的抗疫秩序中表现出的敌意、疏离感和自私性是令人忧虑的。比之于中国内地及全球性的共同应对努力,港台地区的某些言行折射出狭隘的地方主义及政治本土化条件下的道德衰退:

   其一,台湾当局在口罩产能有余的条件下宣布禁止对外(主要是大陆地区)出口,限期大陆游客离境,阻挠台商包机返台,在两岸人民之间制造民意对立与情感裂痕,捞取政治利益;其二,香港实行暂停自由行、召回港人、取消免费医疗、变相封关等措施,存在刚性切割本地与内地联系及忽视患者医疗人权需求的倾向,收取非本地人成本费用也有悖国际惯例;其三,香港出现针对武汉疑似患者的身体和语言暴力,医护人员存在消极怠工、歧视对待与逃避责任的行为,医护罢工和黑暴派寻衅进一步拉低香港包容性和道德水准;其四,港台文化精英中存在对武汉肺炎进行政治“抽水”的情况,如陶杰、何韵诗等人轻佻甚至幸灾乐祸的言论。

   当然,这是港台形象的一个面向,主要是其本土主义的面向。作为中国同胞,港台社会仍然存在从民族情感与专业学术层面实际“参与”武汉肺炎危机应对的人士,如台湾存在蓝营人士的民间自发援助行为,香港存在民间人士、科研机构共同参与防治过程的行为。这些表现,有些是治权当局回应本地民意的合理管治行为,有些则出现了过度偏向本地利益而损及国家利益与同胞情感的行为,还有些折射出港台部分人士对内地的仇恨和敌意。

   笔者相信,港台在武汉肺炎危机中的“逆向”措施并非港台社会多数民意所向,但港台管治当局、文化精英及传媒体系的政治化操作与误导,以及相关的行政决策及离岸举措,实在距离“一个中国”的同胞互爱伦理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合作互惠伦理甚远,在此意义上,港台所谓的现代化仍存在价值面的深刻缺陷。

   当然,我们并不回避内地治理体系以及不同地域人群在应对武汉肺炎危机上的弊病与错漏,这些正是内地治理现代化和公民养成的未竟课题。问题是,港台以此种操作持续损害国家信任与内地民众同胞情感,长远来看对港台是非常不利的。港台的“逆向”不仅是在远离国家,也是在远离全球化和危机应对的普遍价值,其所依赖的其实也不是所谓的“民主”,而是“民粹”,是狭隘的地方主义,一种前现代的潜伏价值观。这种潜伏价值观是港台现代化未能克竟的“尾巴”,是港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及新一轮全球化大局的价值短板。

  

疫情政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2020年初,非典再现,武汉新冠病毒肺炎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SARS类传统疾病,并宣布这属于“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这是中国新时代国家治理面临的严峻挑战,武汉当局的信息迟延与治理不作为被视为治理能力的巨大漏洞,国家介入后实施了超强的隔离管制、全民防疫动员、全国性支援行动以及强有力的领导干部更换问责措施。

   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作为超大规模共同体的中国而言,不是简单的制度移植问题,而是复杂的制度实验、制度竞争与制度建构问题。但是,中国身处全球化时代的信息充分交互的环境下,国民对政府治理能力的实际体验、比较及要求是不断提高的。这种治理比较不仅存在于中国和外国政府之间,也存在于中国内部不同地方政府之间。

   从危机事件的时间轴线来看,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指出: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各医疗机构要及时追踪统计救治情况,并按要求及时上报。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确认已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所有病例均已隔离治疗,多例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同日抵达武汉开展检测核实工作。武汉市卫健委与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的早期监测与通报工作未能确定新病毒的“人传人”特征与规律,中央与地方未能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的相关紧急疫情应对程序采取强有力规制措施,导致预警迟延,疫情有所扩散。

直到2020年1月20日,疫情防控在政治最高层的权威决断与最高级别专家组的权威判断下出现结构性转机:其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0528.html
文章来源:香港《中国评论》2020年3月号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