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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啸虎:伊朗杂记七:战后重建掠影

更新时间:2020-03-20 00:09:05
作者: 史啸虎 (进入专栏)  

  

   有一次,伊朗能源部想了解蓄能电站方面的国际技术发展状况。正好谷兆祺先生的一个学生、清华大学李仲奎博士(后来是清华大学水利系博导、教授,当时是我们承揽的德黑兰供水工程设计审查项目组成员)从奥地利参加一个这方面的学术会议回到德黑兰,于是谷先生便推荐他给伊方做一个专题报告。

  

   那次是我陪同李先生去的。去后才知道,那次会议不仅有伊方水利专家参加,伊朗国家能源部负责水利事务官员和公司高管也多有出席。会议上,我们的李博士用流利的英语旁证侧引,口若悬河,不仅将专题讲得精彩透彻,而且还专门介绍了我国的特大或特长型水利隧道及蓄能电站的技术状况,一下子倾倒了在场的所有伊朗官员和专家。

  

   事后一天,我到伊朗能源部去,见到负责给我们支付所有水利项目进度款的伊能源部财政局局长XX先生。他在给我爽快地办妥几个项目的进度款支付手续后,好奇地问我:

  

   “史先生,像李博士那样的水利专家你们中国多吗?”

  

   他那天居然也在现场聆听了李仲奎博士的报告!我在惊讶的同时便随口答曰:“车载斗量。”(英文:Where I come from,people like Doctor Li come by bushel)

  

   当然,我这话的潜意识里不无夸耀我公司水利技术水平高的成分,但他这种负责财政的官员居然也出席那次技术报告会本身也确实让我惊讶,就故作夸张那么说了。那位局长先生听了也是一怔,然后竖起大拇指说:中国的水利技术是这个。

  

   一个有关某专业领域国际技术发展状况的报告会在当年伊朗有像这位财政局局长职位的官员出席会议并认真听取报告,能不让我惊讶吗?回想一下,这种情况也只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比较常见,可是现在,中国的政府官员们又会有几人这么做呢?

  

  

   作者(左一)和胡家博先生(左二)与伊朗能源部官员及业主公司代表在签署一个水利设计咨询合同后合影

  

   当然,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政府官员中也不乏文化水平较低的人。这些人多是伊斯兰革命的有功之臣,但大多是因革命起家在政府谋得一官半职的。这种官员的一个特点就是英语等外语口语显然不好。

  

   伊朗是一个英语非常普及的国家。我在德黑兰期间感到会说英语的人似乎很多,一般商贩和大学生,甚至警察,好像都会说英语。我在前几集中也提及有的革命卫队军人和交警会说一些简单的英语。这可能与英国与波斯的历史渊源较深以及巴列维时期德黑兰是一个十分开放的国际大都市有关吧。还有,与在国内和香港时一样,我在伊朗所签署的所有工程项目合同都有两种语言文本,只不过前者是中文和英文,而在伊朗则是波斯文和英文。因此,在很多项目洽商场合,虽然经常有小谭在座,但我多是直接说英语的,对方也多以英语回答,洽谈效果大多较好。当然也有碰壁的,弄得双方都很尴尬。

  

   比如,有一次我去伊朗工业部一个部门洽谈高炉炼锰铁项目。这个项目是我公司与马鞍山钢铁公司合作的。因不懂专业,去之前我还做了一些功课。那天不巧谭国保先生因有其他事要办,我就带了办事处另一位也只会英语不会波斯语的年轻人赴约去了。

  

   那次会见是在伊朗工业部某局副局长办公室见面的。办公室很宽大,摆设也很漂亮。那位副局长先生身材很壮实,留着一脸胡须,对人更是热情,茶几上不仅放上了好几碟点心和几串葡萄,还有一大盘切成一块块的西瓜瓤,旁边放几个盘子和叉子;又叫其秘书专门给我们冲了两杯记不得叫什么名字的咖啡。见此我也很高兴,用波斯语寒暄几句后坐下来就开始用英语侃侃而谈起来。

  

   但我很快就发现哪里不对头,因为那位副局长时不时看着他的秘书,脸色有点茫然,而他的秘书则不断地给我眨眼睛……我见状迟疑了一下,那位秘书立即用英语跟我说,“Sorry,Mr. Chief doesn't know English. I have to translate itfor him.(局长先生不懂英语,我得给他翻译)”这时我虽感惊讶,也只好说“I am sorry(对不起)”了。

  

   在这之前,我到伊朗政府部门或公司办事或洽商项目,几乎都是说英语或者说有相当一部分沟通都是用英语交流的。那次李博士给伊朗能源部用英语讲课,在座的就有一些官员。那是我第一次在伊朗遇到不懂英语的官员。回来后看到秘书海达丽,我就将这事儿跟她说了,并问:伊朗政府官员不会说英语的人多吗?她居然回答说:是的。不过你们中国的官员也都会说英语?听后我瞬间愣住了。不说30年前了,就是现在,即推行所谓的领导干部四化建设40年后,我们的领导干部又有多少人会说英语呢?

  

   新世纪以来,伊朗的清廉指数在世界上排名一直在100位之后,而我们中国这二十年来虽有进步然总是徘徊在80名左右。可见现在的伊朗的官场腐败确实很严重。伊朗对官员贪腐的惩处包括绞刑和鞭刑。4年前有报道说,伊朗前总检察长因贪腐和渎职被判鞭刑135下,不过事后居然还被重新启用。也不知这是演的哪一出戏?

  

   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也即伊斯兰革命后不久,我感觉那时的伊朗官员相对还比较规矩,因为我在伊朗期间没有请过任何一位伊朗官员吃饭,而且即便是送礼,也大多是在首次拜访时送些锦缎织物或工艺瓷瓶之类的普通礼品。当然,当年的伊朗官场于我显然是陌生的,因为我当年的外国商人身份也很难走近伊朗官员们的生活。这些浮光掠影可能说明不了什么。

  

   伊朗战后重建,除了由政府投资一些重要行业的项目,如钢铁、石油、水利工程以及地铁等之外,许多市场前景较好且涉及普通人生活的日用品项目也在纷纷上马。由于外汇充足,伊朗央行对于一些他们认为市场前景比较好的民间项目也会放宽外汇兑换,甚至鼓励投资。因此,那段时间伊朗的私人企业在其国内投资项目的积极性很高,有钱赚就干,对于市场很敏感,也很会捕捉商机。

  

   我在伊朗期间还洽谈签订的一个变色光学玻璃成套设备项目就是如此。所谓变色光学玻璃也就是夏天人们戴的变色太阳眼镜用的那种材料。当年这个项目的国内合作方是国家建材总局蚌埠玻璃设计院。

  

   说起这个项目也挺有意思,完全是一种巧合。我去伊朗时戴了一副赭色的变色太阳镜。这种太阳镜玻璃在阳光强烈时颜色就会变深,而在光线较暗的地方其玻璃颜色就会相应变淡,甚至就像普通玻璃那样变得透明无色了。这是在普通硅酸盐玻璃中加入了一种光敏剂形成的效果,但当时这种技术国际上还不普及,而我们的国家建材局蚌埠玻璃设计院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发出这一产品,技术也比较成熟。

  

   大约是1991年冬的一天,我去一位经商的伊朗朋友家参加一个家庭聚会。他邀请的人中有一位客人似乎对我戴的那个变色眼镜很感兴趣,我就取下来给他仔细看。他戴着眼镜窗前屋里地跑了几趟,拿在手里也端详了半天后问我,这是中国生产的吗?我说是的,在中国国内买的。又问这是中国哪家公司生产的呢?我原来在安徽省科委工作,还是搞科技情报研究的,对这个变色光学玻璃项目的来龙去脉很熟悉,也就如实告知,同时还就机宣传了一下蚌埠玻璃设计院的技术实力。

  

   没想到这位伊朗朋友是一家生产玻璃制品公司的董事。伊朗位处高原,终日阳光灿烂,紫外线很强,变色光学玻璃市场显然很大。他们最初的联系对象是日本厂商,也可能报价比较贵在犹豫吧,所以听我这么一说,回去就开始调研和比较起来,结果就选中了技术质量不错,报价却相对低廉的中国蚌埠玻璃设计院,并互相联系起来。

  

   第二年,项目已经水到渠成。蚌埠玻璃设计院派一个代表团到德黑兰与伊方洽商时,我作为商务代表也参加了,在洽谈现场又看到了那位伊朗朋友,互相都觉得面熟,一叙之下才明白这个项目居然还是我自己牵线搭桥的。于是我们都大笑了起来。

  

   这个项目的洽谈成功看起来是一种机缘巧合,但也足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年伊朗战后的经济重建,无论政府还是民间,在应对市场方面都是何等地充满活力和对未来抱有希望和信心。这与时下外国和私人资本纷纷逃出伊朗的局势形成巨大的反差。

  

   1990年的海湾危机和战争给中东大多数国家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据当时资料看,中东地区经济平均增长率从1989年的6.6%剧降到1990年的-5%,但经济重建中的伊朗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从中得利。1990年伊朗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居然高达4%。由此可见,伊朗当年经济重建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与此同时,海湾危机造成的高油价,反而给伊朗带来了巨大的石油收益。而这又给伊朗的经济重建注入了更多的资金。

  

   经济的复苏还表现在国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与这些年不同,我在伊朗那三年里黑市里亚尔兑美元一直是1400左右,官兑则是始终70,几乎没有什么大的通货膨胀。这些在我的前几集《伊朗杂记》中都有所介绍和描述。经济学告诉人们一个常识,经济是否繁荣主要看市场(商埠)。德黑兰的大巴扎(集市,词源就是波斯语,意思是“满是标价的地方”;世界上最早的集市就起源于古波斯)就是伊朗经济的一个晴雨表。

  

  

   德黑兰大巴扎内景,摘自网络

  

   那时德黑兰的大巴扎,如包括相关露天地方,面积据说有好几平方公里,里面的巷道连起来足有10多公里长,很多巷道都是专卖某一种商品的,如铜器、食品、黄金、香料和地毯等,其间也夹杂着各种其它商店。里面的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如果进去后稍不留心,就会迷路,最后也不知道会从哪个方向的出口出来了。

  

   1990-1993年那几年,因常有人来往德黑兰,我们每年都去德黑兰大巴扎几趟或闲逛或买些伊朗特产(当然也有陪他人去买的),即银器、首饰、藏红花和骆驼骨镶嵌画等作为纪念品或回国送人的礼物。德黑兰大巴扎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异国风情以及场地大和商店多之外,还有就是变化,而且似乎每年都在变化。

  

   这些变化体现在,一是面积在扩大,店铺也越来越多。比如,上次去看到的某个售卖黄金首饰的巷道只有20-30家商铺,过几个月去那个巷道似乎延长了,店铺也多了很多,当然,金饰制品的种类也增多了不少。二是大巴扎里的人似乎也越来越多。我们都是在休息日,即星期天去,感觉到逛大巴扎购物的人越来越多应该是有对比价值,也是比较准确的。

  

   古人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德黑兰大巴扎的日渐繁荣也从市场角度表明了伊朗于两伊战争后的经济重建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经济数据也表明了这一点。比如,伊朗的GDP也从1988年的1200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08年的4000多亿美元,20年时间翻了近2番。伊朗人的生活当然也因此而水涨船高。但令人遗憾的是,伊朗的经济发展终于在20年后因坚持发展核武器和输出伊斯兰革命而遭到重创,现已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

  

   黑格尔曾经说过: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但愿拥有悠久灿烂文明史的伊朗人民能够吸取历史教训,在克服这次新冠疫情之后,好好利用安拉赋予伊朗的丰富无比的自然资源,重新走上发展本国经济的道路。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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