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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冬连:国门是如何打开的——中国对外开放的起步过程

更新时间:2020-03-18 17:35:42
作者: 萧冬连  

   内容提要:1978年决策层未经争论就达成了一条共识: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利用外部资源加快自己的发展。进入1979年,“大引进”遭遇到资金瓶颈,不得不进行调整,但对外开放的步伐却加快了。中央批准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四个经济特区,为对外开放找到了突破口。从引进成套设备到利用外资,再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禁区不断被打破。虽然经历了种种争论和挑战,对外开放的地域却不断扩大——1984年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城市,1985年开放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带,一种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开放区组成的开放格局初步形成。

  

   一、“大引进”遭遇瓶颈

   1978年的“大引进”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序幕。然而,当时从中央领导层到各部门负责人都表现出求成过急的倾向。1978年共签署了78亿美元引进合同,其中31亿美元是当年最后十天抢签的。所签项目大部分以现汇支付,而1977年中国出口外汇收入仅76亿美元,外汇储备很快就捉襟见肘了。此外,引进项目还需要国内投配套资13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上年全国财政收入(874亿元人民币)的1.5倍,缺口也很大。①

   陈云对“大引进”计划有相当的保留,他找有关人员说,引进这么多资金,又那么容易,但考虑过没有,就算人家借给你那么多钱,我们自己有那么多资金配套吗?②1978年12月1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就经济问题提出五点意见。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缺口。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③1979年1月1日,李先念请华国锋、邓小平、陈云、汪东兴审阅批准《国务院关于下达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其中国家计委在安排1979年生产计划时留有物资供应缺口。陈云在李先念的信上批示:“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1月5日,陈云又将新华社的一份材料批转给华国锋、邓小平、汪东兴,指出:“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邓小平阅后批示:“请计委再作考虑。”④1月6日,邓小平找余秋里、方毅、谷牧、康世恩等四位副总理谈话,肯定陈云的意见“很重要”,“请计委再作考虑”⑤。

   陈云的谨慎态度来自于几十年的财经工作领导经验和他的经济发展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经济发展思路上,陈云历来属于稳健派,追求一种较稳定、均衡的增长方式,反对欲速则不达的高速度,特别是对“大跃进”的教训印象深刻。陈云认为,经济要合理运行,就必须做到“三大平衡”,即财政收支平衡、银行信贷平衡、物资供求平衡,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1957年和1962年,他先后出任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和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主持经济调整。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挽救由于“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危机中,陈云发挥了重要作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党内相当多的人都信服陈云的经济才能和发展思路,不少人建议陈云出山主持财经工作。如在理论务虚会上,吴江明确向中央建议:让陈云参加经济领导工作。这项建议登上简报后,别的小组随即有人表示赞成⑥。薛暮桥的书面发言也提出:“我希望在党中央作出经济决策的时候,能够多听听陈云同志的意见。还希望陈云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挺身而出,防止我们的经济工作再犯错误。”⑦

   1979年3月14日,李先念与陈云给中央写了一封联名信,提出“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并提议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成员有余秋里、王震、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⑧。为了转变党内高层的思想,从3月到4月,连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财经委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讨论1979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陈云批评1978年搞“洋跃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并点名批评说:冶金部要靠外国的贷款来发展钢铁工业,它不知道这件事的厉害⑨。3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后一天,邓小平讲话,支持陈云的意见。他说,中心任务是三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⑩。华国锋最后讲话,也对此表示同意(11)。4月5日至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决定从1979年起,用三年时间,认真搞好调整,同时进行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

   1978年,中国领导人初次与外界接触,许多人对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条件太过乐观;1979年初落实到具体谈判上,发现向国外借钱并不如原来想象的那么容易。3月18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提交的汇报提纲说,原计划1979年共借用外债和利用外汇存款100亿美元,实际全年可用外汇只有50亿美元。在1979年3月2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先念承认:“对用贷款看得容易了。过去说借钱容易,没有那回事。”陈云批评说:“出国考察的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凭借在旧上海的经验,陈云怀疑“借外国人那么多钱,究竟靠得住靠不住”。他说:“外国商人说借钱给你,有真有假,这件事也不要看得太简单。”他的判断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12)

   此后,陈云在国务院财经委会议上反复讲,对外债要分析。例如1979年9月18日,他说:外债有两种,一种是买方贷款,一种是自由外汇。目前能借到的自由外汇很少,主要是买方贷款。自由外汇只能用于见效快、速借速还的小项目,大项目的还本付息主要依靠国内可靠的出口创汇能力。买方贷款能用多少,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还本付息的能力和国内配套资金的多少。他说,利用借外债搞建设,我们的经验还很少,需要认真研究。(13)总之,陈云对利用国外贷款搞建设持谨慎态度,尤其不赞成用自由外汇来弥补国内财政赤字的做法。根据陈云的意见,1979年对外引进方针做了调整,基本精神是:控制引进规模和成套设备进口;先引进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以积累资金,再搞那些重工业项目;以引进技术、改造老厂为主,少上新项目(14)。

   另一方面,邓小平提出要善于利用外资。10月4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提议充分研究一下怎样利用外资的问题。我赞成陈云同志那个分析,外资是两种,一种叫自由外汇,一种叫设备贷款。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破坏得很厉害的国家,包括欧洲、日本,都是采用贷款的方式搞起来的,不过它们主要是引进技术、专利。我们现在如果条件利用得好,外资数目可能更大一些。问题是怎样善于使用,怎样使每个项目都能够比较快地见效,包括解决好偿付能力问题。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至于用的办法,主要的方式是合营,某些方面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包括外资设厂的方式,我们都采取……我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15)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邓小平赞成陈云关于对外资要分析的意见,但他的基点是要想办法更多地利用外资。在他看来,这个条件不利用太可惜。邓小平也注意到,外商对中国是否有足够的偿还能力表现出担心和犹豫,但他对此抱有信心。邓小平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寻找适当的利用外资的方式。他提出,在实行财政平衡时,应当把利用外资的因素考虑进去,要把立足点放在充分利用外资上。1980年5月2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谈话,再次敦促说:“利用外资要及早动手,不要再犹豫拖延了。”“应该主要用在打基础上,如搞水电。”“拖下去,‘七五’计划、‘八五’计划时发挥不了作用。”(16)

  

   二、22个引进项目上马还是下马

   这次调整之所以遇到困难,有一些过去没有的新情况。汪道涵当时以八句话概括最初的引进状况:“万马奔腾,不测深浅;不尽知己,不尽知彼;仓促协议,骑马难下;头寸一紧,舆论哗然。”(17)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22个重大引进项目是一个重点和难题,正所谓“骑马难下”。

   上海宝山钢铁总厂上马还是下马,就是一个两难选择。宝钢是22个引进项目中最大的一个,一、二期工程计划投资301.7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47.8亿美元外汇资金(18)。宝钢的上马,一开始就有很大争议。在中央确定调整方针以后,批评的舆论更多。但宝钢工程已经开工,而且进度很好。根据陈云的意见,宝钢一期工程继续干下去,二期工程延期,二期对外已签的合同进行赔偿,已进口的设备妥善保管(19)。1980年初,由于地质原因,宝钢基础打桩出现位移现象,批评的舆论再次激烈起来(20)。在当年8月至9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宝钢问题成了争论的焦点(21)。1980年底,中央开始实行进一步的经济调整,决定宝钢一期工程缓建,是否继续建设需组织专家论证,二期工程停建,热轧和冷轧合同退货。

   除宝钢外,其他引进项目也一直处于上下两难的境地。对它们的处理大体分为四类:七项继续执行合同;三项被迫推迟开工;十项只签订了部分合同的项目推迟其余引进设备的签约和基建进度,或调整引进方案;一项因建设条件不具备而撤销(22)。

   对上述22个大型引进项目的调整带来了重大损失。一批进口设备,如宝钢二期成套设备、大庆和齐鲁的乙烯设备、仪征大化纤设备等已经运到工地,有的甚至已经开工建设,如今为了封存保管,有时还要专门修建大仓库和铁路专用线。此外,停缓建这些项目不仅要赔偿毁约损失,还会造成国际影响。

   许多人感到22个引进项目的下马太可惜。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在一次会上发言说:“这批重大项目为国家急需的基础工业设施,它的建成,将大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不论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是好的。对提高我国工业技术水平,填补我国工业重要产品的空白,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23)在1979年9月国家计委的调整计划中,曾提出一个设想:用外汇贷款解决12个进口成套设备项目的国内配套投资资金,共计40亿元,同国内财政脱钩。但是,陈云认为,在目前自由外汇不够的条件下,这样的事不可能办到。(24)

   1981年初,上海市副市长陈锦华给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写信,建议国家给宝钢再增加几千万元,“让工程缓中求活”。2月10日,国务院召开宝钢问题会议,听取论证会情况汇报。宝钢工程副总指挥、冶金部副部长马成德发言说:“如果下马,国内投资也需要15亿元,继续搞下去,也只是需要25亿元。”赵紫阳问:“你的意思是,多用10个亿救活100多亿(指宝钢已用的投资),少用10个亿,100多亿就付之东流了。”马成德答:“是这个意思。”马成德算的这笔账打动了赵紫阳。7月,赵紫阳在到上海考察一番后改变了态度。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谷牧、薄一波也先后到宝钢,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支持。8月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宝钢续建。(25)

宝钢续建问题的解决启发赵紫阳对其他引进项目特别是化工项目重新进行考虑。10月6日,他找房维中、赵维臣、马洪(26)谈话,提出应当把22个引进项目中的几个石油化工项目搞起来。怎么解决启动这些项目的资金?赵紫阳提出,可以利用一部分国内储蓄存款,也可以利用一部分外资。如前所述,利用外资解决引进项目的配套资金问题,这是国家计委在1979年下半年就提出来的一种思路,但当时被否决了。时隔一年半,这个主意被重新拾了起来。在这方面,此前已有一个成功的资本运作范例。1981年1月,中信公司在日本证券市场上发行100亿日元(约合7000万美元)的私募债券,债券宽限期为六年,帮助1980年因调整被迫下马的仪征化纤项目重新启动(27)。(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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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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