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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一舟:事实、意义与基础规范

——对凯尔森法哲学之内在结构的透视与重构

更新时间:2020-03-18 17:28:15
作者: 叶一舟  

   摘要:  作为20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法哲学理论之一,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在提供了诸多洞见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困惑。尤其基础规范这一概念,因其重要性与复杂性,已然成为法哲学研究绕不开的一个经典谜题。而对基础规范的理解与否则决定了是否能真正把握凯尔森意欲揭示的法治此种特殊治理形式的奥秘。把基础规范与凯尔森关于行为与意义的论断结合,并借助早期维特根斯坦有关逻辑句法与意义的论述,将可以把基础规范从个人认知的视角中解放出来。自此,基础规范不再仅仅是法律观点的逻辑预设,而是法治国的根本法则。承认基础规范的预设与否,亦成为判断一个共同体是否已摆脱自然状态并进入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准。

   关键词:  凯尔森 基础规范 意义 法治国 维特根斯坦

   凯尔森的法哲学已被译介、引入国内学界多时,其著名的纯粹法理论以及相关概念与论断已为学界所熟知。即便如此,关于凯尔森的法哲学思想,仍有两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首先,围绕诸如“基础规范”等关键概念还有许多未决的争论,从而导致对凯尔森法哲学的理解尚有偏差或缺失。其次,对凯尔森法哲学的内在结构缺乏足够深入的分析和把握,使得其思想未能真正扎根于我们的思考之中,无法在当下焕发活力或给予启迪。上述两个现象的存在不仅对于凯尔森法哲学的研究而言是一个遗憾,对于法哲学研究的整体而言亦是如此。为此,笔者试图从凯尔森法哲学中的两个关键范畴即规范与意义为出发,透视其理论的深层结构。其中,如何把握凯尔森的规范理论深处所蕴含的哲学思虑,是一个关键问题。诚然,凯尔森关于意义与规范的思想与康德的认知论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阐明二者间的关系需要完成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我们需要在康德的认知论与某种形式的意义理论之间建立起联系。另一方面,则需要以此种形式的意义理论来重新省察乃至于在必要的地方重构凯尔森的法哲学。在笔者看来,早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为完成上述工作提供了绝佳的进路。在完成上述工作后,凯尔森法哲学之内在结构便能得到较为清晰、透彻的展现。最终,笔者将在本文的最后部分向读者展示,内含于凯尔森法哲学的这套结构无论是对于其支持者抑或是反对者而言,都将具有奠基性的价值,不仅能增进法学基础理论的知识积累,也有助于理解法治国家的精神要旨以及更好地思考当下的前沿问题。

  

   一、凯尔森法哲学的认知论基础与先验论证

   法的本质及其规范性的来源是法哲学研究中经久不衰的核心主题。尽管不同学派根据不同进路对法律规范性进行了大量论述并得出各式各样的结论,但凯尔森在纯粹法理论中所提供的进路,毫无疑问是自上个世纪以来最为深刻、彻底的理论尝试之一。在纯粹法理论中,凯尔森试图在哲学基本范畴的层面上为法律的规范性奠定基础。为此,凯尔森既反对将法律的规范性建立在任何单纯的事实或价值之上,亦即既反对任何关于法律规范性的自然主义或道德主义解释。换言之,法律作为一种规范,其在基本范畴的层面具有独立的基础或归属。其中,基础规范这一关键概念不仅位于法律效力体系的金字塔顶端,同时也是凯尔森理论大厦的立基点。

   然而,基础规范自身恰恰又是凯尔森所提供的各种概念之中最令人费解的一个。从根本上来说,基础规范这一概念的复杂性或把握它的困难性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它肩负着凯尔森法哲学中最为根本的一个任务,即将主观意义转化为客观意义的先验逻辑条件;另一方面,它与康德的认知论哲学关系密切,对前者的把握离不开对后者的理解。[1]但正是由于基础规范兼具重要性与复杂性,使得凯尔森试图建立的整个理论事业都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诚如鲍尔森所言,凯尔森关于法律规范性的论证在法律视角之外缺乏说服力,也无法有力地排除其他替代性的论证方案,致使其整个理论的根基受到动摇。[2]

   在笔者看来,欲完善凯尔森的规范理论以解决上述困难,一条值得认真考虑的进路便是以主观意义转化为客观意义这一理论目的为主线索,重新对基础规范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建构进行省察。毋庸置疑,主观意义向客观意义的转化是凯尔森的规范理论最为关切也是最为核心的内容之一。按照彼得•科勒的说法,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与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相比,其最为特殊的主张便是法律规范的效力不能还原为纯粹的事实,而“基础规范构成了一个必要前提,由此方可将构成法律现实的法律意志行为的主观意义解释为具有客观约束力的应然,从而可以将实证法作为一种生效规范体系来把握”。[3]因此,无论是要透彻地理解凯尔森的思想,抑或是对其进行恰当的重构,都应围绕此一主线来展开。笔者希望通过此种尝试来揭示凯尔森所称的意义源自于受先验规则规制的理解活动,即一个客观为真的应然命题。

   (一)“纯粹法理论”的认知论根基

   尽管凯尔森断言法律规范是特定意志行为的客观意义,但该断言的哲学内涵以及如何从事实性的行为中获得其所称的这种意义,却并非是一目了然的。不过,有一点可以首先明确的是,断言法律规范是一种意义,表明规范是一种有别于经验性存在的自然事实和其他心理学、伦理学对象。因为在凯尔森看来,规范就是规范,而不是其他什么的东西,故其存在不能被划约为经验性事实或某种心理状态。因此,纯粹法之纯粹在使法律规范独立于自然科学所关注的经验事实和伦理学所关注的价值等对象,从而使得法律科学能作为一门独立的体系并使关于法律的探讨避免沦为政治争吵或价值混战。

   对于凯尔森而言,实现前述目的的关键就在于将法律科学作为一门认知科学,同时通过明确认知的对象的性质和特点来把其他不相干的对象排除在外。所以,凯尔森指出,“纯粹法理论所以自命为‘纯粹’,则在于其唯求认知法律,而将不属于其认知对象者皆摒除在外。换言之,纯粹法理论欲使法律科学免受一切异质因素之干扰,此乃本理论在方法论上之根本”。[4]凯尔森进而指出,法律在本质上就是规范,因此是应然性的而非实然性的。而规范的存在形式在于其具有效力。一个规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在其之上还有一个有效的规范通过授权的方式使其具有效力。基于这种授权关系和效力链条,规范之间构成了一个层级结构,而这种效力的链条可以一直追溯到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在此历史上第一部宪法之上的,是被预设为有效的基础规范,基础规范作为规范层级结构的最顶端,是效力链条的源头。[5]可见,在纯粹法理论中,法的实证性和纯粹性全系于基础规范之成立与否,基础规范一头连接着规范体系,另一头连接着事实领域,来自于后者的内容经过基础规范进入到前者中成为规范体系的一部分。然而,基础规范自身的存在却成为了一个更为难解的迷题。详言之,基础规范也是应然的,它的存在也在于其具有效力,但基础规范是被预设为有效的,这意味着什么?一种过于简单的理解认为基础规范不过是凯尔森为了对其规范的层级体系进行封顶而虚构出来的东西。另一种理解的进路则可以从纯粹法理论所端赖于的认知论根基出发。而后者才能真正揭示出基础规范的思想内涵。

   概言之,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采取了一种非自然主义的认知理论。非自然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行动理由是镶嵌在命题里的,当命题为真即表明相应的规范性事实存在。因此,人们通过理解一个为真的命题来认知到一个规范性事实的存在。同时,在非自然主义看来,规制或促使人们做出特定行动的理由是独立于行动者的精神或心理状态的,而这些理由与构成规范性理由的事实是一致的。[6]举个例子,某人被告知在吃饭时“要让长辈先就坐”,那么该人之所以认为要这么做或其他人认为该人要这么做,并非基于个人主观之好恶或任何情感、心理状态,而是在于理解到“应当尊重长辈”是一客观为真的命题。一方面,这表明人们通过理解一个应然命题认知到了一个规范性事实以构成自己行动的理由。另一方面,这也指出了在我们的认知活动中,特定行为对应了一个特定的命题,该命题所指向的规范性事实确保了规范是一种客观意义。所以,一个客观为真的应然命题就是行为的意义。而这一点的进一步证成则有赖于先验论证。

   (二)先验论证与意义内涵的世界

   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康德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是人类如何认知并获得客观知识。在康德的认知论哲学中包含了两大部分:直观(intuition)与理解(understanding),直观负责提供经验对象,理解负责处理概念,二者共同构成了我们认知客观对象并获得相应知识的完整过程。康德将人类的知识分为两类,它们分别是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前者是借助判断的主词和谓词的同一性所做出的说明性判断,而后者则是不借助这种同一性所做出的扩展性判断。[7]由于分析判断的谓词是包含于主词之中的,所以一个为真的分析命题仅凭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不需经验上的证据就可以得出。但综合判断是扩展性的,它总要包含新的对象进来,因此往往需要以经验作为基础。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知识都是通过分析判断得出的真命题,那么知识的增量就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我们的知识增量依赖于综合性的命题,那么如何确保知识是普遍必然为真的,则成为了难题。

   在康德看来,为了将哲学从休谟怀疑论的手上拯救出来,他需要阐明“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康德根据知识与经验之间的不同关系,将知识大致地分为“先天的”(a priori)和“后天的”(a posteriori)。“先天的”指的就是先于或独立于经验的。所以,先天知识指的就是不依赖于经验就得以可能的知识,亦即不依赖于经验就可以得出的真命题。这种先天性是知识纯粹性的基本保障,而先天而又纯粹的知识是必然和普遍的。[8]然而,康德并不致力于道出这种知识之性质或特点,他的主要目的是阐明这种认知的条件,并籍此为理性划界。为此,康德指出“人类知识有两大主干……这就是感性和知性,通过前者,对象被给予我们,而通过后者,对象则被我们思维”,[9]通过这两种方式我们相应地获得了直观和概念作为构成我们一切知识的要素,直观和概念相互结合缺一不可。[10] 知性通过概念认知对象,但这一认知方式并不像直观那样依赖于对象的刺激,而是依赖于一种主动、自发的功能。这种主动、自发的功能表现在知性运用概念进行判断的活动中,因此知性就是通过运用概念进行判断对对象进行认知的能力。[11]更为重要的是,知性凭借其具有的逻辑机能对概念形成了具有逻辑形式的判断,并将先天地指向客体的先验内容带入到表象当中。这种先验内容被康德称为“纯粹知性概念”,也叫做“范畴”。[12]因此,正是通过范畴,认知对象在判断中得到综合。并且,由于该判断的形成方式是先天而又纯粹的,其得出的命题是具有客观意义的真命题。通过上述简明扼要的介绍,可以得知判断占据了认知活动的核心位置,通过范畴形成的认知判断是客观知识——具有客观意义的真命题——得以形成的关键。因此,先天综合判断得以有效地从经验性的知识得到具有客观性的知识。

当凯尔森把法律科学设定为一门以规范为对象的认知科学,并且将基础规范置于规范层级体系的顶端时,他所采取的进路具有浓重的康德哲学色彩。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作为一个与康德的理论理性并置的认知体系,基础规范位于该体系的顶层。正因为如此,阿列克西指出基础规范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实现从实然到应然的范畴转换,即“将特定的事实解释为创设法律的事实”。[13]此外,阿列克西进一步指出,由于在康德的术语中“先验”指的是使经验认知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因此凯尔森将基础规范称为法律认知的“先验逻辑预设”以表明基础规范是另对法律效力和法律应然进行认知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14]可见,凯尔森将特定行为作为待解释的对象,并试图通过一种认知论的进路阐明如何从这些特定的事实获得客观意义。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一点,凯尔森还借助了新康德主义的哲学资源。申言之,凯尔森采纳了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科亨(Hermann Cohen)对康德的先验论证的阐释,即鲍尔森所称的康德先验论证的回溯(regressive)版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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