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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社会转型研究的分析框架问题

更新时间:2020-03-17 15:53:16
作者: 张静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分析框架类似于形式逻辑的理想类型,是一项将关键要素关系理论化的努力,对社会转型分析具有重要意义。分析框架具有多元及竞争性,代表着流派传统,有多少分析框架,实际上就会有多少标准逻辑。这些逻辑往往影响着研究者对于具体事实的看法,在转型研究中起到发现事实、评估价值、提供标准、组织证据的作用。如果没有分析框架的帮助,很多差异特征之间的转型就会隐藏于历史视而不见。因为判断何者为转型的关键要素,并非是史料自动给出,而是由分析者从史料中选出。

   关 键 词:转型研究/分析框架/形式逻辑

   作者简介:张静,女,北京市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 100871

  

   一、历史观

  

   社会转型一直是政治社会学关注的领域。由于转型的长程性质,政治社会学者多采用历史资料分析转型现象。一些观察称此为面向历史的“转向”,但在我看来,这种“转向”其实指的是资料和证据的来源,而鲜少涉及处理史实的分析框架问题。与其说他们把研究目标转向历史,不如说他们在寻找对后致社会转型的路径影响更准确。另一些观察批评转型研究的“历史观”呈现断裂性——传统与现代,停滞与发展,野蛮与文明,国家与社会……诸如此类,而非连续性,这确实触及分析框架,却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观”问题。

   何为历史观?我的看法,它不是指将研究目标限定为历史。历史观属于前提性预设,是无论采用什么分析框架、无论分析历史还是现今材料的学者都须拥有的。如果一个研究者预设了——存在变动的进程事实,这些事实呈现不同的类型,可以进行认识和比较;在某些研究目的下,比如挖掘现今事实的起源,它们可以作为参照系提供经验或者教训——就可以说是具备了历史观。历史观给予研究者纵向及横向的比较视野,如果看不见历史的变动性及相互影响性,就未必可称得上具有历史观。即使是处理当今的事实,如果充分注意到了来自历史(纵向的自我历史,以及横向的他者历史)的影响,特别是相较于这些历史事实的新变动,明了现今事实在这些历史局势中的位置,就是具有历史观的体现。历史观具有的纵横比较视野,有助于克服转型分析中常见的局限:仅仅基于局部的已知经验,或者仅仅基于审美、好恶及教化目标的关于过去的评断。对于转型研究来说,历史观不是指如何看待具体的历史事实,而是指是否具备了上述前提性预设。

   如何看待具体的历史事实,常常是分析框架问题。比如学界常言的线性或者多元的“历史观”,实际上是趋同演进还是趋异分殊的分析框架使然。我主张轻易不言分析框架的“转向”,原因在于分析框架的形成代表着接续某种学术传统,它们本身就是多样的、竞争性的、相互影响或者挑战的。在某一个特定时期,有些影响大,较为“主流”,有些影响较小,未引起注意。但主流的未必就是持久的方向,非主流也可能会慢慢变成主流,或者经过一段时间,再变成非主流……所以,分析框架并不是追求理论时髦。

   分析框架不是权威竖立,而是认识者通过思想市场进行选择的结果。知识的进展,有赖于不同分析框架的交流甚至激战,它们的交汇、论辩、甚至抵牾,是为研究的常规现象。流的多元其实就是分析框架的多元,流的变化其实就是分析框架的变化,知识是在多元分析框架的竞争中,通过相互影响及不断的证据挖掘演变的。但演变不同于演进。如果知识(只能)“演进”,“转向”说法就很容易让人误解为正确替代了错误,革新替代了守旧。然具有长年研究经验的人,都明白或见过错误替代正确、守旧替代革新的情况。所以分析框架的变化,与其说是转向,不如说是常态。

  

   二、证据组织的逻辑

   在政治社会学分析中,运用什么框架处理资料,比起从现实资料转向历史资料,是更重要的问题。换句话说,资料是当今的或是历史的没有关系,因为它们的真正作用都是论据,是产出论(知识)的据(根据)。证据需要通过逻辑进行组织,分析框架不同,学者从史料中看到(或者他们认为值得重视)的东西往往不同。我们经常可见,针对同一史料,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不同的论点,这些差别,不完全是材料本身,而是研究者的分析框架决定的。这提示了,对社会转型分析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不仅仅是史料,还有来自经验现实、但经过人类认识活动抽象出的分析框架。是这些分析框架影响着研究者对于具体证据的组织逻辑。

   比如,对于资本主义转型的分析,一种分析框架是: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生产关系,从而出现了新的社会形态演进,因此,生产力的发展是转型之根本;另一种分析框架则是,产权关系确定,激励了效率追求行为,于是生产剩余转向投资增加,导致生产力的更新,因此,产权关系的变化是转型之根本。那么,究竟是生产力推动了社会转型,还是产权关系推动了社会转型?与其说是史料本身,不如说是分析框架对于史料的逻辑组织给出的答案。

   还比如,“冲击—回应”框架,将社会转型看成是回应外部挑战的方式及结果,在这样的框架下,没有真正遭遇外部挑战的中国,似乎难以发生自动转型,因为不存在动力。如果如此,凡是和西方没有明显联系的史实都是不重要的,西方的冲击或影响,成了历史叙说中被凸显的重点。①而以中国为中心的分析框架,则相信内因是变化的依据,转型必定始发于中国自身的需要和情势。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和西方无影响关联的历史事实,对于转型解释的重要性自然上升。中国自身是否会发生转型的动力?这些动力是什么?历史上发生的多次冲突、其作用究竟是巩固了延续还是触发了转型?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显然和分析框架密切相关。

   这两个例子,提供了对于转型基础原因的不同(甚至相反)看法,是运用分析框架选择史料、并组织化史料中的关键要素关系的结果。这意味着什么呢?何者为转型的关键要素,并非由史料自动给出,而是由分析者从史料中选出。因而,选择什么,忽略什么,如何将选择的证据按照一定的逻辑组织起来并指向结论,无论研究者自己是否明确认识到,实际上都需要运用分析框架的指引。

  

   三、提问方向

   由于分析框架是一项将关键要素关系理论化的努力,学者很多关于历史事实的不同意见,实际上是分析框架的分歧导致。或者更明确地说,是不同“理论”引导并回答提问的结果。分析框架不同,意味着背后学术传统的理论所提供的理由不同,研究提问总是走向理由,所以提问的方向不同。在不同目标问题的引导下,基于分析框架的强调或者忽略,在转型研究中十分常见。

   比如基于现代化的分析框架,对于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研究者提出的问题是——它们的现代性生长为何遇到障碍?是什么障碍?此提问的基本逻辑在于——为什么没有……?为什么这个国家的发展偏离了(现代化设置的)标准?基于再分配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分析框架,对于中国的市场化转型,研究者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市场体制会在中国出现?在仍然由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转型经济中,是什么制度“允许民营经济行动者与之展开竞争与合作”?②此提问的基本逻辑是——(本不应有,但)为什么有……?这些问题逻辑把研究者的注意力引向不同的重点。在某种意义上,重点就是选择点,面对大量的资料,确定何者更为基本和重要,在不同框架的影响下,实际上不得不存在必要的彰显和忽略。

   这一点在社会学分析中尤其明显。由于社会学对于转型分析的目标不仅在于阐述过程,还在于说明转型发生的动力、机制和形态,社会学对历史资料的处理,关注点就不仅是事实记录——故事、阶段、成败、人物命运、甚至单个事件的前因后果,而是群体行为的动力来源、及其和规则(制度)演变之间互相构造的关系,还有,描述它们的“结构生成”——社会学的语言叫作机制——的变化。

   社会学把新结构关系的形成视为转型。从这一立场出发,显然不是所有冲突与变化都具有转型的意义。在社会学的转型分析看来,并非所有的活动都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大部分的人类活动,结果不过是在延续或重复社会和文化结构③,并未带来显著和有意义的变化。所以,转型的意义是研究者基于特定目的赋予的。转型的证据素材当然是历史告诉我们的,但挖掘证据素材的研究者同样重要:他需要区分无关紧要的日常活动,与改变或者延续社会结构、社会观念的系统化力量,区分长时态经济政治社会关系变化的关键时刻,区分个人关系与社会关系、个人选择和公共选择、个人思想与社会观念、人际间的远近关系与社会势力分布的格局、偶然变化与必然变化、不可能出现与尚未出现的变迁,真正的前进与循环往复……也可以说,研究者需要把撼动社会结构的变化,从纷繁的一般变化中辨识出来。这些区分是人类智力活动的结果,没有分析框架的处理,它们就混杂于历史资料中难以显现。

  

   四、对材料价值的敏感

   选择和区分需要辨明,究竟哪些是显著和有意义的变化。比如对于经济转型分析,为何民营经济的出现对于转型十分重要?为何多元组织类别的出现有意义?为何新的经济行动者加入是不能忽略的主题?对于这些要素的价值评估,需要事实的证明,也需要分析框架发挥标准设定的作用。学者实际上依赖它挑选和组织他们认为是重要的材料。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面对同样材料时,不同的分析者会“发现”不同的东西。哪些令其敏感,哪些值得深挖,哪些可以忽略,需要依赖分析框架做出选择。在生产力推动的框架下,分析者势必注意有关生产力进展的事实,在产权关系推动的框架下,分析者肯定不会忽略任何正式或私下(非正式)的产权规则的改变。很多转型的材料是在特定分析框架下发现的,没有分析框架,就无法敏感到它们的重要性。比如,只有运用“传统与现代”的分析框架,才可能“发现”社会行为规则中,不同于传统关系的现代性要素。如果不使用这一框架,就不会觉得这些所谓的“现代性要素”有多么了不得,因为在延续性的框架中,它们不过是传统的自我生长而已,并不具有推动社会转型的革命性价值。所以,对于拒绝这一分析框架的研究者来说,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根本不能成立,理由是它不是社会事实的转型,而是分析框架带来的结果。

   分析框架可以帮助转型分析注意并高度重视一些现象,暂时忽略另一些现象。人们运用分析框架对资料的价值进行评估,对资料的逻辑关联进行组织,筛选或产出核心的分析概念。比如,韩国多数信众为何从本土的信仰体系、“转型”为信仰外来的基督教体系?以地缘政治关系作为分析框架,就会十分重视韩日历史关系激发的民族主义思潮、以及基督教在其中的角色,把这些而非别的史实和影响,看作关键转折的动力因素。④运用地缘政治的分析框架,学者发现了上述特定的历史活动对于信仰转型的作用:它们消除了外来信仰体系的文化及政治威胁性,是基督教成功获取信众、导致广泛信仰转型的社会原因。在缺乏特定分析框架的情况下,我们也许能记录、但无法分析,也许能看到平常,但看不到变革,也许能看到冲突,但无法辨别哪些冲突对于后来的转型具有关键性意义。

  

   五、分析工具

   不少学者对分析框架担心,他们拒绝脱离具体经验的理想类型引导,理由是分析框架有形式逻辑之嫌,它不能也不应替代丰富多变的实际。这是一个棘手问题。但,研究工作是否可以、或者应该免除分析工具?我十分怀疑。

作为一种抽象化的认识手段,分析工具通常由核心概念或者一组概念关系组成。没有这种工具,基本上,转型研究就只能停留在现象层面描述,无法进入事实间关系的分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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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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