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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社会转型研究的分析框架问题

更新时间:2020-03-17 15:53:16
作者: 张静 (进入专栏)  
分析必须依赖概括和抽象。比如,角色是一种抽象,群体是一种抽象,行动者是一种抽象,掮客是一种抽象,法人是一种抽象,组织是一种抽象,它们是对处于某种关联、发挥某类作用的群体行为的特征概括,我们在经验中看不到它们,看到的只是张三、李家、父亲、三舅……但可以通过分析看见他们:角色、群体、行动者、掮客、法人和组织确实存在。没有它们,转型就只能见诸个人,无法分析公共社会,或者只能见诸个人动机,无法分析系统化行为。还比如对制度的分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它们都已经高度抽象,作为分析工具用于概括一类差异性的社会特征。作为通识性知识,学者在运用它们的时候,不必每次都再给出定义。没有这些抽象概念指涉的特征,转型分析甚至连基本的类别区分、差异比较也无法做到。更重要的,关于条件和结果,动机和行动的区分,也属于脱离某一经验的形式类型。在面对具体材料时,没有这些分析工具,我们如何判断哪些社会事实属于条件,哪些是结果,哪些是动机,哪些是行动?

   转型研究与结构分析具有内在的亲和力。在某种意义上,社会转型甚至就是一个结构分析术语。结构具有类型差异是一项社会科学的看法,基于这种看法,“转型”意味着出现了不同于原来结构的新角色、新组织、新关系的形态。这些形态如果概括为知识产品,确实暂时脱离了具体的经验,类似于哲学由特殊到一般的抽象。但是,结构的隐喻意味着稳定,结构只能解释社会生活怎样变为与之协调的组成部分,而对这些部分如何变革不予讨论。结构论往往认为,变化在结构之外,例如历史中的终结、衰落的观念,是施予系统外部的影响。当谈论从有关稳定的问题转向变迁问题时,往往涉及棘手的认识论转向。⑤

   认识论转向,就是改变分析框架,引入新的分析工具。学者区分不同社会类型的时候,必须依赖潜在的逻辑标准,这些标准实际上是分析框架给予的。于是,可以理解地,会有这样的疑惑产生:怎么能用先入为主的框架关照事实本身?为何非要用形式结构“剪裁”经验史实?这不是把它们强制“组成”别的模样吗?这些所谓抽象的结构是社会的真实吗?

   不幸的是,如果没有分析框架,确实就看不见一些社会真实。就像医生借助了一台显微镜,没有显微镜,看不到现象背后的纹路关系。同样,没有分析工具,学者的认识活动就难以发现一类特征与另一类特征的差异,无法辨别材料之间的作用和关系。社会转型是带有确定目标的认识过程,它借助分析框架辨明意义。社会上大量的冲突不具差异类别的意义,但有些冲突具有转型的意义,因为不同的原则出现,如何辨别它们,依赖的是新要素引入了分析框架。它赋予了历史事件的转型意义:新的行事原则出现。

   举例法律史上的一件事。有一条河流,河流的周边有很多先在地主,他们世代都是周边土地的主人。随着电力设施的发展,需要利用河流建一个发电站。发电站造了水坝,导致下游周边的土地产量下降,人们发现原因是有了水坝后,有些季节走向下游的水流减少了。于是下游的地主起诉电站开发商侵犯了他们的产权,要求对方拆除或者补偿。这个诉讼的判决之所以经典,是因为法官引入了新原则,他要求双方——土地所有者和电站运营者各自拿出证据,比较谁的资产使得社会获益面更广,谁能带来更大的公共受益性。结果是电站赢了,因为发电使更多的产业使用上电,包括周边地主的土地灌溉获得了新能源。人们广泛从中受益,但是土地所有者的粮食产出,受益面没有电站带来的多。

   为何这个案例在转型分析中有意义?因为它启动了新的行事规则:改变了历史上——以先来后到为据提供法律保护的逻辑。从时间衡量到加入受益面比较,法官引进了一个新的行为标准:当两个产权人具有冲突的主张时,法律面临选择——保护在先的产权还是新到的产权。此时,具有更大公共受益面的产权得到保护,等于确立私人产权和公共利益的结合规则。试想,如果没有区别于特定利益(个人或家户)的公共利益或共享利益,作为新的分析工具引入,法官的认识不会发生改变,这一行事规则的“转型”也难以出现。

  

   六、形式逻辑

   上述情况表明,隐藏在分析框架中的形式逻辑——比如公共利益和家户利益的区分,成为一种可以独立于特定材料的先验标准,必不可少。人类向未知前进需要借助形式逻辑。形式逻辑的先验性构想作用,可以帮助人们超越自身的历史经验,对某些前提性的问题进行设问。

   没有形式逻辑,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就变得更困难:“在(某)些文明中,对本体性现实的基本定义,和强烈的推行超验愿景模式的彼岸世界观念,没有像在欧洲、或者一定程度上像伊斯兰那样,产生一种强大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替代性观念,以及从原则上按照根本上先验的取向,对政治(或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进行重建(的力量)。”⑥

   没有形式逻辑,人们难以运用特征或者性质这类抽象的类别定义,形成不同于自然时间的分析时间——比如传统与现代;或者形成不同于自然空间的分析类别——比如国家与社会;或者形成不同于自然经济的分析形态——比如再分配经济与市场经济;或者形成不同于自然统治的分析形态——帝国与民族国家。显然,如果没有形式逻辑的帮助,这些差异之间的转型就会隐藏于历史视而不见。

   没有形式逻辑,人们更难以揭示客观事实背后的因果联动机制,因为这种揭示必须有观念架构的参与——让叙事摆脱单纯的编年顺序,服从分析框架设定的解释顺序:“机制探索要求对事实的叙述,服务于对关键时序动因的挖掘。比如,托克维尔对于法国革命历史的叙述,就服务于他对法国社会关键局限条件的发掘:绝对专制、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观念的抽象性、和政治经验的匮乏。他使用史实是为了揭示这些关键变量、(及其)在塑造革命具体进程中的持续和变化作用,而不是为了书写史实本身。可以说,他摒弃了编年的秩序,让叙事服从于观念的秩序”。⑦

   当然,形式逻辑既给予研究者自由,又给予他们认识限制。而突破限制依赖新的分析框架和事实资料,因此,转型研究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学习及合作提供了难得的空间。

  

   七、适用性标准

   既然转型研究离不开分析框架,分析框架又是多元竞争的,那么一个棘手问题必然出现:哪些分析框架是适用的?根据什么判断它的适用性?

   一个流行的标准是国家差别。这个问题目前的争议,焦点主要在政治方面。但政治问题和知识问题存在差别:政治有国界,知识是跨国界传播的,政治事关(话语)控制权,知识的扩散则不在于生产者或生产地,而在于受众的选择。知识一旦产出,就被看成是公共可用的,可以用它地的经验证实或者证伪的。知识作为一套解释系统,既可以被政治性使用,也可以被知识性使用。政治性使用关注话语控制权问题,适用性的标准就成了国界:产生于A地的分析框架不适用于B地,指A地的知识不应对B地形成话语控制。

   知识性地使用则是另一番景象。比如,前述提及的地缘政治分析框架,并不是产生于韩国,但是否适用于韩国信仰体系转型的分析?还比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分析框架,也不是产生于中国,它是否适用于中国的经济转型分析?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一项知识系统,从知识的角度看合理,但是从政治的角度看是为错误?或者反过来,一个话语体系,从政治的角度看合理,但从知识角度看是为谬误?这些问题纯粹从单一的立场出发得不出全面答案。但有一途径也许可以使棘手变得简单:看其是否能解释实际事实,有多大程度的解释概率。如果不能解释,无论它来自哪里(即便是本地)都是不适用的。即使从政治角度考量,一个解释力低的话语系统,也无法赢得真正的控制权地位。

   比如,有研究者发现,早在经济转型发生之前的历史时期,中国全民所有的低技术企业中,就存在着一种混合式的工资体系。在1952年及1956年的两次工资改革中,计件工资都被认为是先进的工资方式,得到推广。经过1956年运动式推行之后,国务院统计的工厂计件工资率已经超过45%。不过,这种推广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不久以后,计件工资就作为资本主义的工资形式,成为大跃进时期的批判目标。在政治挂帅的环境中,计件工资减少了,甚至(至少在名义上)被完全取消。但在大跃进后期,不少工厂又恢复了计件工资制。而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写道,计件工资是“最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资形式”,如果计件工资制与资本主义相关联,为什么这种工资形式,会在社会主义国家得到推行?⑧

   这个问题对转型研究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有关资本主义分析框架提供的标准特征在新环境下的不适用,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在和政治意识形态互动时发生的摇摆现象,有助于理解社会变革的发生、以及之后的政经关系走向。如果这项制度安排在变革发生前就具有长期历史,就可能解释变革中经济双轨制、甚至一国两制思想的由来,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四十年以来的国企改革进程,为何相对于其他国家更容易,一系列市场规则的出现,为何没有激发强大的阶级反对力量出现,以及比较而言,中国的社会转型,为何基本避免了巨大的社会动荡。

   实际上,在西方学术界的社会转型分析中,即使是最强劲流行的分析框架,也不得不在新的事实面前发生变动,这是知识更新的内在动力所为。比如,传统落后解释不了亚洲的飞跃性发展,现代化无法解释拉美社会产生依附结构的事实,威权体系难以解释体制在变革中的韧性,制度滞后难以解释意识形态名实分离下的发展现象,民主选举难以解释公共品提供的差异……在面对一系列新现象时,努力寻找或者建立适用性更高、更严谨的分析框架,是所有转型研究者的工作。但所有修正或替代性的新框架,都不得不接受来自他国经验事实的检验,这意味着任何分析框架都不是特指或专用的,自我限定适用区域或者排斥外来分析框架,不仅对他人的影响更少,而且还阻止了自己的进步。

   对分析框架适用标准的另一个疑问,来自古今差别:当我们面对历史材料时,这个分析框架是否是史人的?确实经常不是,因为当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观念。古人的看法不可能是今人的看法,古人重视的问题不一定是今人重视的问题,古今运用的概念、概念中的含义都不一样。对于古人而言,教育是教化而非求知;治国重安而非富强;社会重位序差等而非平等;家庭重责任伦理而非个人权利;财富重土地房产而非流动金融;战争重输赢而非正当;国家重疆土拓展而非政治关系的制度化;女性重家庭隶属和保护而非独立……对于这样的历史材料,用今人的眼光、框架、概念和标准来提问是否适当?如果结论是不适当,那么转型研究何以进行?如何才能对历史提供新认识?

   对此我没有答案,只是提出问题。

   ①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序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4页。转引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思想史的写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

   ②倪志伟、欧索菲:《自下而上的变革: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③理查德·拉赫曼:《什么是历史社会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④Danielle Kane,“The Puzzle of Korean Christianity Geopolitical Networks and Religious Conversion”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AJS,Vol 115,No 2,September 2009,pp.365-404.

   ⑤威廉.H·休厄尔:《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第122页。

   ⑥艾森斯塔德:《大革命与现代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6页。

   ⑦马嘉鸿:《〈旧制度与大革命〉究竟说了些什么?》,王涛主编:《托克维尔与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第十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⑧张博伦:《计件工资制度研究计划》,201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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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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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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