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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琳:金融与霸权关系的悖论

更新时间:2020-03-17 15:32:08
作者: 任琳  
基欧汉总结的"基础性力量模型"的基本要素包括"一个国家必须能够自由使用关键的原料,控制主要的资本来源,维持庞大的进口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商品的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二是影响力,即主导国依赖权力资源,提供公共产品、维持秩序稳定、在某种程度上增进既成规范合法性、对国际事务施以影响力的能力,而国际制度体系则是传递权力影响力的中介。围绕什么是霸权,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存在分歧。米尔斯海默等学者认为物质利益是核心,倾向于从权力资源的维度定义霸权。也就是说,美国在军事等方面的物质优势决定了其霸权地位。相对而言,"自由主义者倾向于将霸权设想为权力与规范的混合体",而基欧汉等人进一步将这种混合体理解为一种领导权,或维持领导权的能力,认为影响力或领导力下降才是霸权衰落的体现。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也认为,让别人做自己本不想做的事情之能力才是影响力层面的权力。罗伯特·达尔区分了权力影响力和权力资源,后者转化为前者的机制非常复杂,包括思想、观念和其他非物质权力资源在内的因素都会影响转化过程。综述已有霸权衰落的相关文献,治理成本消耗和权力转移说都是针对霸权国的权力资源下降而言的,虽然这是霸权影响力下降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因此,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权力资源和权力影响力之间的转化机制,剖析霸权的生产或消耗机制。

   这种理解方式是结果导向的,即关注霸权兴衰与否更在于权力资源是否得以持续积累,且是否实现了实力向影响力的转化。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理解关注到了激励问题,但这个问题在以往常常被忽略了,即使基欧汉提到的"力量激活模型"⑤也未能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激励问题需要从受动者和施动者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系统中其他国家需要受到什么激励而选择信任,并乐意服从霸权国家领导下的国际秩序;其次,能力不等于意愿,那么霸权国在什么激励下有意愿诉诸或承担领导权。此外,主导国家权力资源不足,并不足以说明影响力不高,例如历史上的英国在权力资源体量上并没有其他时期的秩序主导国大,却能够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持大英帝国的主导国身份。可见,仅仅从权力资源的维度出发,是无法解释霸权是如何产生和衰落的。因此,理解霸权的来源还需要进一步解释"基础性力量"(权力资源)和"力量激活"(实现影响力)之间的关系,以及权力是如何被生产、维持和消耗的,而此作用机制失灵正是霸权衰落的内生原因。本文从金融角度切入,将有助于打开这一"黑箱",来探究霸权衰落的原因。

   霸权的工作定义包含了权力资源(实力)和规范层面的影响力两个方面。霸权具体表现为运用权力资源实现影响力的能力。言下之意,一方面,就物质基础而言,要有充足的可被调动的权力资源;另一方面,就结果而言,权力资源需能转化为影响力。在物质层面衡量霸权衰落与否相对简单,例如采用GDP等单一指标或者采用国家综合实力等复合指标。然而,衡量规范层面的霸权衰落与否则比较抽象、难以实现,可以尝试借助一些可视的指标予以测量,例如霸权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量,包括承担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会费、在主要国际组织中的投票份额、国际维和费用和海外驻军数量等。这些指标都是霸权国维持所谓霸权地位下的全球秩序的重要开支,但是它们只能约等于影响力,例如以缴纳会费等形式分担公共产品并不意味着霸权国可以直接获得相应的影响力。因此,本文进一步拓展了此类指标,例如霸权国是否能够充当主要债权人———这不仅标志着其他国家是否愿意信任美元,并且标志着站在美元背后的霸权国是否拥有对其他国家施以影响力的置信空间。

   (二)历史上的金融变量:市场逻辑还是国家逻辑?

   从国内层面上看,对霸权国家来说,金融具有直接或间接放大权力资源的作用,增加了权力资源转化为影响力的基数。国家强弱、权力对比乃至战争的制胜因素伴随历史发展而逐渐演变。在每个历史阶段,每当一种新的制胜因素出现,谁率先拥有了它,并将之转化为生产性因素,谁就能获得大国博弈(乃至战争)的阶段性胜利。按照上节的模型,若金融遵从国家逻辑推动生产进步与确保国家安全,就能够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金融不管是对于霸权国,还是对于其他类型国家,例如金融力量并不那么强大的崛起国,对权力消长的作用机制也是不同的。

   在古代,金融作为权力生产机制主要是通过战争融资实现的,在图1中表现为对安全的追求。强大的融资能力和财政后盾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核心筹码,例如,"欧洲国家间的战争创造出能在短期内充分调动国家力量的现代金融体系,可为国家战争及时供血"。具体来说,征税、借债甚至直接掠夺都是历史上战争融资的手段。作为金融帝国的英国的融资体系发达,多次成为其在权力博弈中制胜的关键。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后,向政府提供的长期国债,为英国赢得对法战争提供了财力保障。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国家逻辑之于金融是主导逻辑,能够促进霸权生产。

   随着历史的前进,金融放大权力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强。军事技术和物资补给都是有限的物质能力,都受到本国物质实力的辖制,但是,战争金融可以通过贷款、借钱补给战争的方式,进一步放大本国实力:"建立军事—金融体制的国家,就是一个能够随时借到或更快借到钱的国家,往往握有发动战争的主动权;而能够以更低利息融资的国家,则可以在战争中坚持得更久。谁离资本更近,谁就可能获得战争的胜利。"②凯恩斯在《如何支付战争开支》一书中曾言及英国参加一战的经费有一半是依靠征税。此外,还有举借外债等方式进行战争融资,都体现着政治权力的生产。③霸权国由于在融得军事物资上占据优势,可以威慑、恐吓和直接军事打击敌手、秩序挑战者,维持利己的秩序。不管来源如何,战争融资的确放大了国家的战争能力,进而增进了国家的权力。

   在现代社会,金融生产和放大权力资源的方式不再仅限于战争金融,而是表现为支撑生产和技术进步等现代竞争方式,或为保障国土或境外安全提供足够的融资,金融放大权力资源也逐步演化成为更多元的途径。由于生产和技术等因素更受市场逻辑驱动,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矛盾互动也就愈发明显。因此,辨别金融的国家属性和市场属性成为一件愈发复杂的任务。

   从国际层面上看,霸权国家维持影响力依赖于金融手段:金融的意义在于能够"影响世界财富分配和流动的方向,为美国霸权提供财富支撑,分摊美国维持霸权的成本"。霸权的历史存在形式与帝国不同,后者可以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权力资源向影响力的转化,但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霸权国家诉诸军事手段实现影响力的合法性和可行性日益下降。基欧汉认为,"霸主和帝国是不一样的,它不通过臃肿的政治超结构来主导社会,而是通过等级控制和市场力量运作相结合的方式,来监督各个政治上独立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霸权国需要依赖一套区别于以往的方式来护持霸权,而这套方式本身融合了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的矛盾互动,因此必须基于一套相对完备的(经济)思想进行制度设计,从而有效地规制系统内行为体的行为。以全球经济治理为例,进行宏观经济协调、维持汇率稳定、倡导自由贸易等公共产品的供给本身就需要一套令人信服的、精心设计的和慎重考虑的经济原则予以支撑。过去几十年间的治理经验还仍未让这套经济理论和原则成熟起来。

   这套规范各国行为的制度框架以国际社会上的集体行动为治理对象,协调全球系统内各国的公共选择行为,平衡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全球公共利益是这套体制的利益聚焦点,但事实上,这套霸权稳定制度在设计之初就被打上了政治意图的烙印,特别是受到主导国家政治意图的牵制,因此很难说是出自公允的规制集体行动的公共意志。这使得这套制度体系的公信力下降,其指导经济原则更是深陷非议,后来有了美元失信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历史结果,显示出霸权在一定程度上的衰落。如前文所述,只有当系统中其他国家受到相关激励,信任并乐意服从霸权国家领导时,霸权的影响力才能得以体现。综上,某一套治理体系得以运行的重要支撑是赢得系统中相关国家的信任,而金融恰恰也是这样一种基于信任的系统性因素。由此,霸权稳定的重要标志是霸权国兑现其承诺的治理义务和治理目标,维持全球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为全球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反之,霸权将会因失信而影响力下滑。

   然而,从全球金融治理的历史看,仅就这一治理目标而言也是不清晰且不确定的,市场逻辑和国家逻辑交替主导着历史上该领域内的主流治理思路。当国家逻辑遭受市场逻辑的冲击时,霸权国会因无法有效履行治理义务而丧失信誉,面临霸权衰落的风险。上述逻辑之间的矛盾互动可以体现在历史上全球金融治理经历的四个阶段中:国际货币体制监管期(1994年—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银行业监管期(20世纪70年代初—20世纪80年代末)、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1997年)、全面监管期(1998年至今)。①市场逻辑并非一直压倒国家逻辑,它也可以等于或服务于国家逻辑,还可以因为国家强势介入逐步成为"势均力敌"甚至从属于国家逻辑。1997年金融危机前的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时期就是以市场逻辑为主流治理理念的,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理念是自由主义和金融全球化。此外,当市场逻辑等于或顺从于国家逻辑时,金融服务于霸权稳定,新自由主义盛行。随着资本过度逐利,金融逻辑超越国家逻辑的程度最终打破了两者的相对均衡,乃至触发危机,这就需要重新反思与调试两者之间的关系了。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基于对市场逻辑膨胀导致系统不稳定的反思,治理理念又逐步向国家逻辑回归,重视市场监管,避免市场逻辑压倒国家逻辑致使治理失灵。对系统内其他国家而言,国家逻辑是维护国家利益不在危机中受损;对霸权国而言,国家逻辑是维持霸权稳定。本文主要聚焦分析的是市场逻辑压倒国家逻辑并带来霸权不稳定的情形。

   从霸权国的国家逻辑出发,维持金融体系稳定是霸权国向系统内其他国家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赢得其他国家的信任从而维持系统秩序和护持霸权的手段。但是,霸权国的这套治理原则融合了等级控制(霸权为核心的等级体系)和市场力量(资本逐利、借助双层博弈影响国际结果),霸权国常常难以确保金融在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之间保持相对稳定平衡。所以,当后者超越前者达到一定的限度,系统性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爆发,霸权会因失信影响力下降,进而走向衰落。这也是近代历史上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

  

   情境与案例举例分析

  

   我们从国内物质和国际规范两个层面细分和充实斯特兰奇的分析框架。在国内层面,安全指国家需防范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生产指国内生产,知识指技术和知识结构,国家逻辑指霸权国谋求物质层面的权力资源和规范层面的权力影响力,市场逻辑指利润和利益最大化。在国际层面,金融指国际金融,安全主要指全球系统内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生产指满足全球大生产,知识指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和知识结构,市场逻辑指资本逐利且带来系统去等级化的结果,国家逻辑指霸权国维持国际等级秩序、霸权稳定(系统稳定与治理)及其影响力。后文研究发现,国内层面主要体现了金融之于霸权的物质准备作用,即是否有助于生产权力资源,积累霸权的物质基础;而国际层面则主要体现出规范和结果导向的特征,讨论的关键是霸权国借助金融因素实现了霸权影响力还是消耗了霸权影响力。

金融之于霸权(衰落与否)的作用机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霸权国是否能够确保自身国力强大,即国家层面是否有能力对金融资本有效调控,使资本投入生产部门,进而确保霸权权力的生产和提供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在国际层面,霸权国是否能够借助金融力量而非被金融力量凌驾于其上,进而维持等级秩序和霸权影响力。按照国家逻辑而言,金融手段服务霸权护持的方式是追求系统稳定、提供安全环境力证霸权合法性、维持世界生产的分工与秩序;而在某些市场逻辑和国家逻辑相契合的情况下,金融的首要目标是确保资金安全、在世界大市场内追逐利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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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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