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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泉:东巴教概论

更新时间:2020-03-17 09:55:09
作者: 杨福泉 (进入专栏)  
这些民间称之为“桑尼”或“桑帕”的巫师与祭司“东巴”不同,但他(她)们是纳西本土宗教中的一部分,用“东巴教”一词可以使人将它与纳西本土宗教的其他构成部分相区别。

   由于东巴教本身内容的复杂性,对东巴教性质的看法也就产生了种种歧义。有不少学者把东巴教视为纯粹的纳西族本土的传统文化,因此,在研究中就简单地全然从纳西族社会习俗的角度来诠释东巴教的种种文化现象,将东巴教锁定在纳西族这一族群的有限时空范围内来进行狭窄的探究,将东巴教中所反映的一切信仰、鬼神体系都归之于纳西族的原生文化,忽略了东巴教中种种复杂的外来文化因素,其结果是难以透视东巴教的多元文化内涵。

   另一种观点则与此相反,有的研究者看到藏族本教文化因素在东巴教中的种种反映,便认为东巴教是本教的一支或“一而二,二而一的变体”,如藏学家房建昌先生对东巴教的祖师丁巴什罗(又音译为“东巴什罗”)进行了深入研究,探究出他与本教祖师东巴先饶(sTon-pa gshen-rab)“钵(本)教创始人东巴先饶与丁巴什罗本是一个人”,进而认为“东巴教只不过是钵教在纳西族中的变体,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现象”[12]。

   这种观点的弊病在于以东巴教中一些明显受到外来宗教文化影响的内容和现象来推论整个东巴教的性质,而不是全面审慎地剖析东巴教这种民族宗教的整体结构和各种外来和本土文化在其中的整合与汇融的情况,忽略了外来宗教文化因素(包括像丁巴什罗这样的宗教人物和仪式、教义等)进入东巴教之后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所发生的变异。

   有的学者则根据东巴教中所反映的一些藏传佛教内容而对东巴教作了片面的定义。东巴教中有不少藏传佛教因素,如源于“唐卡”画形式的东巴教卷轴画,以及很多反映在“神路图”等东巴教图文经籍、法器等中的藏传佛教神灵鬼怪,教义等,有的人便简单地认为东巴教“就是藏族的东西”,我于1990年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的“纳西东巴文化展”中担任学术讲解,就碰到好几个来观看展览的从事藏学的学者就这样简单地下断语。

   东巴教中留存了不少反映藏区历史上本佛二教争斗的资料,由于本教与藏传佛教两种文化的杂糅,也使有的学者因片面关注其中的某一宗教现象而下了错误的断语。如董绍禹和雷宏安先生便根据东巴教祖师丁巴什罗曾与喇嘛一起学习经书,东巴教中的神名大量是藏名神,以及东巴教圣地云南省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县)三坝乡白地摩崖上的纳西族土司木高在明嘉靖甲寅年(1554)的题诗“五百年前一行僧,曾居佛地守弘能”等诗句,提出了“丁巴什罗本身也就是一个喇嘛教徒”,“东巴教是纳西族原始宗教和喇嘛教结合形成的一个教派”的观点。

   已有学者考证摩崖所称“五百年前一行僧”并非指丁巴什罗,而是指曾来南诏国传教的印度古国摩揭陀(Magadha)国佛教僧人室利达多(又云赞陀崛多),木高的摩崖诗之落款“嘉靖甲寅长江主人题释里达多禅定处”已很明确地表明了所咏之人即“释里达多”[13](室利达多)。在乾隆《丽江府志》中有一记载,曰“神僧圣迹”:“在剌是里西南山麓,传曰:昔水涝不通,西僧麽迦陀,跌坐石笋丛中,以杖穿穴,泄其水,留有足印,今建指云寺于其上。”这里所指的“西僧麽迦陀”是指在南诏蒙氏保和十二年(即唐太宗太和九年)来自西域摩迦国的“神僧”摩迦陀,在元朝李元阳撰写的《云南通志》中有记载。由此可知当时室利达多(即释里达多)曾到丽江,这为探究这位梵僧在现在的丽江和中甸一带的法事踪迹提供了线索。

  

著名的白地摩崖,上面刻着以有文韬武略而著称的纳西土司木高在明嘉靖年间写的一首诗。此诗被不少学者引为研究东巴教发展史的重要资料。(杨福泉摄于1989年)

   将东巴教所尊奉的祖师丁巴什罗与“喇嘛教徒”混为一谈是不知本教与东巴教之渊源关系所导致,本书下面的章节中将专章论述东巴教与本教之间的关系,兹不赘述。

   关于东巴教与道教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需要进行认真探索的命题,目前尚未见到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在为数不少的论著中,已经出现一种过于简单地将两者进行推论的倾向。如不少论著常常以道教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论及阴阳五行的观念与纳西族相类似的宇宙论(如东巴经中常提到的“三生九”、“九出母体”以及“雌雄五行”观念)作比较研究,多推断为是东巴教受道教影响的结果,有的甚至以明代道教传入丽江纳西族地区的时间来论证东巴教中与道教类似的宇宙生成观念形成的时间以及记载有这些思想的东巴经的形成年代[14]。

   我认为对这些哲学观念及宗教思想的形成要历史地看待,不能仅凭一些相似的现象就不顾历史背景地推断宗教的相互影响。道教源于中国古代的原始巫教,作为炎黄后裔的诸多民族在原始宗教上有一些相同或相似的哲学思想和宗教观念的现象,有时正反映了华夏传统文化源与流的关系,如原始的阴阳观念起源甚早,它与远古的生殖崇拜观念有密切关系,汉族的五行观念的产生也不晚于夏代。不少民族都有与汉族相类似的阴阳五行观念,但不能因此而一概论为是受道教的影响。纳西族的宇宙论及“雌雄五行”(纳西语称为“精吾瓦徐”)说在其起源和结构功能上有突出的民族特点,受汉族阴阳五行观念影响的部分又是从藏族文化中辗转渗透进来的,因此简单地把它称为受道教的影响是不恰当的。

   如果我们历史地看待道教的源流变迁,那么,东巴教和羌戎后裔诸民族的原始宗教倒不失为探索早期原始道教渊源的参考资料。中国著名学者向达“疑心张道陵在鹤鸣山学道,所学的道即是氐、羌族的宗教信仰,以此为中心思想,而缘饰以《老子》之五千文。因为天师道思想皆源出于氐、羌族,所以李雄、苻坚、姚苌以及南诏、大理、才能靡然从风,受之不疑”[15]。闻一多先生在其《道教的精神》一文中指出:“我常疑心这哲学或玄学的道家思想必有一个前身,而这个前身很可能是某种富有神秘思想的原始宗教,或更具体地讲,一种巫教。这种宗教,在基本性质上恐怕与后来的道教无多大差别,虽则在形式上与组织上尽可截然不同。这个不知名的古代宗教,我们可暂称为古道教,因之自东汉以来的道教即可称为新道教。我以为与其说新道教是堕落了的道家,不如说它是古道教的复活。不,古道教也许本来就没有死过,新道教只是古道教正常的、自然的组织而已。”“这种古道教如果真正存在的话,我疑心它原是中国古代西方某民族的宗教”[16]。

   萧兵先生以为“老子的西行是回归其教义的原生地,是认同于西部民族的原始巫教,并且成为后世神仙西行求道的张本”[17]。道教研究专家卿希泰教授认为:“道教是在西南少数民族‘鬼教’中注入了“道”的精华,加以改造而成,贬称‘鬼道’。”[18]

   由此看来,纳西族是古羌人后裔,其传统宗教中有一些与道教相似的观念,有可能是肇源于古羌人、氐人的古代原始道教。不能简单地把这些文化因子理解为明代道教传入后在东巴教中的反映。


  

   从其文化内涵看,纳西族的东巴教明显是一种具有多元宗教因素的民族宗教,在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单纯的自然宗教形态逐渐融汇百川,最终成为一种具有多元文化特质的宗教,只有梳理清楚它的源与流、它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变异,我们才有可能对它有正确的认识。

   笔者个人认为东巴教的源与流可分为纳西族本土原始宗教和外来宗教因素这两个大层面,本土信仰体系(即原始宗教)是“源”,而各种外来宗教因素则是“流”。在这一部分里先谈一谈作为“源”的原始宗教。

   如上所述,“原始宗教”在国外又有indigenous religion,即“本土宗教”、“土著宗教”、“原住民宗教”等称谓,最近有的学者又将“原始宗教”定义为“原生性宗教”。笔者除了考虑到在上面所说到的关于原始宗教的定义外,也考虑到中文的“原始”一词与英文的“primitive”不尽相同,有原初、最初、初始等意思,因此根据纳西族东巴教的性质、特征,在此亦常沿用“原始宗教”一词。从东巴教的结构中可以看出纳西族最初的种种原始信仰形态。

   纳西族的民间巫术与东巴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纳西民间巫术的代表是巫师桑尼(sai niq,或称“桑帕”sai paq),桑尼与东巴一样自称“吕波”(lee bbuq),其古称为“帕”(paq),一切卜卦的主持者都是巫师“帕”。“帕”在古代多为女性,后来才逐渐由男性取而代之。桑尼(桑帕)为“神授”,与东巴的家庭传承不同。桑尼(桑帕)除有“灵魂附体”、“捞油锅”、“咬红犁铧”等一系列巫术仪式外,还一直沿袭了司占卜的古规。东巴教源于远古的原始巫术(巫教),即国外通常所说的Shamanism(萨满教),与以桑尼为代表的纳西巫术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东巴教保留了大量的巫术巫技,很多高明的东巴集祭司巫师于一身,不仅博通东巴象形文经书和祭祀仪式,而且善于以捞油锅、衔红犁铧等巫术镇鬼驱怪;东巴还有“杀魂”、“打魂”、“放鬼替”等黑巫术。

   说到东巴教的源,不能孤立地囿限在纳西族本身来谈,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在分化发展为一个独立的族体之前,其整个意识形态总是与其脱胎母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探索东巴教之源,我们就必须深入到纳西族肇源之母体——古羌人的宗教里去。

   纳西族源于古羌人部落,这一点已为国内外许多学者从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语言学诸方面认真考证确认,当然,我们不否认古羌人移民与现在纳西族聚居区的原有土著相融合的可能性,但古羌人是纳西先民的主体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19]。

   古羌人的宗教,是东巴教的重要源头,对古羌人乃至现代羌族的原始宗教进行比较研究,是解读东巴教的重要一环。在本研究的有关章节中,笔者将对此进行详论,这里只提出一个概要。

   笔者曾对纳西族与羌人宗教进行过初步的比较研究,认为初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探究古羌人宗教中的东巴教之源:

   一是对共有的重要仪式进行比较研究,如祭天同时是东巴教和羌人最重要的仪式,纳西族以“纳西是祭天的人”进行自我认同,祭天也是纳西族民间最大的传统节日。羌人也历来以祭天为重,此俗一直保留到现代的羌族中。

   再一个是共同的图腾祖先崇拜,如纳西族和羌族都曾有猴图腾崇拜的宗教意识,两族民间都有将猴认同为祖先的神话传说,在东巴教祭仪、语言文字中也可以看出猴祖崇拜的种种痕迹。同样源于古羌人的藏、彝、傈僳、拉祜、哈尼诸族也都有猴图腾崇拜的宗教意识,说明猴祖崇拜是古羌人部落一种普遍的图腾文化现象。

此外,从羌人和纳西人对一些神性动物的共同崇拜意识中,也可以追溯东巴教与古羌信仰之关系,如羊在羌人和纳西人文化中都是一种神性动物,相传纳西族民族保护神三多的属相是羊,纳西人的神山玉龙雪山也相传属羊,而“羌”之本义即与羊有关,有的史籍记载古羌人信仰羊神。对老虎的崇拜意识也是羌人和纳西人共同的宗教现象[20]。另外,崇白忌黑也是纳西文化与古羌文化一脉相承的一种文化现象。在古羌人宗教、民俗和纳西族东巴经和各地纳西族的民俗中,都有大量以白为善、以黑为恶的反映[21]。(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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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号“ 纳西话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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