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杨国荣:中国哲学的现代走向:反思与展望

更新时间:2020-03-16 12:55:44
作者: 杨国荣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经历了衍化和发展的过程。中国哲学的这种变迁当然并非凭空而起,它乃是以整个中国近代哲学演进过程为其历史前提:20 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发展与此前中国近代哲学的过程彼此关联。与之相联系,考察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哲学历程,首先需要简略回顾整个近代中国的哲学演化过程。大致而言,中国近代哲学的衍化呈现两重形态。其一,借用冯契先生的看法,其演进表现为哲学的革命进程。其二,中国近代哲学又呈现走向现代的趋向。

  

   从哲学的革命进程看,中国近代哲学展开为多重方面。在人道观上,中国传统哲学首先关乎对历史的理解。以历史观而言,传统哲学对历史的理解往往与变易观念相联系,同时,其特点往往在于通过回溯过去以指向理想之世。到了近代,变易的历史观开始与进化论相结合,面向过去的回溯,转换为对未来的展望。由进化论,又进一步演化为唯物史观,从社会经济的变动考察历史过程,成为新的历史视域。人道观同时涉及何为人、何为理想之人等问题,后者所指向的,是理想人格的学说。从主流的方面看,传统的理想人格主要以圣人为形态,而人格的培养则以“成圣”为目标。比较而言,中国近代更多地追求人格的多样形态,包括平民化的自由人格。

  

   从天道观角度看,传统意义上的天道观的特点是基于直观和思辨,通过理气关系、道器关系、心物关系等辨析,以构造某种思辨的系统。近代以来,对自然、世界的认识越来越趋向于基于科学发展的理解。思辨的形而上学,开始转向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和把握。辩证法与唯物论的结合,则赋予宇宙观、世界观以新的内涵。

  

   从认识论角度看,传统的知行观主要涉及对个体日用常行以及伦理践行和伦理原则的思考,到了近代以后,知行之辩开始转向以广义上的实践为基础的认识理论,认识的对象,也不再限于日常生活和人伦关系,而是同时指向更广的世界。基于实践的这种认识理论,可以看作是对仅仅关注日用常行、伦理践履的一种超越。进一步,认识论上的知行之辩与心物之辩,逐渐引向“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就哲学的现代走向而言,近代哲学的演化过程首先表现为实质意义上的体系开始向形式的体系转化。冯友兰先生曾经区分了实质体系与形式体系。实质体系主要侧重于围绕某个核心观念展开相关哲学思想。形式体系则注重在形式化的系统中,通过概念的重重辨析、理论的层层推演而展开较为严密的哲学构架。中国哲学在古典形态下主要侧重于实质体系。到近代以后,形式化的体系开始得到较多的关注,实质意义上的古典哲学逐渐趋向于近代的形态。

  

   与以上转换相联系,传统的天道观开始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理论;传统的知行观则演化为现代意义上的认识论,后者注重考查认识所以可能的条件,认识过程展开的不同环节,包括感觉、概念、推论,等等;与知行之辩相关的名学,则开始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逻辑学。相应于以上过程,传统意义上的人道观进一步展开为现代形态的伦理学、历史观,其中的治道或所谓“外王之道”,则逐渐转换为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如此等等。

  

   中国近代哲学的以上趋向,包括前面提到的革命进程与现代走向,在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演化过程中并未中断,事实上,它在某种意义上依然得到了延续。就哲学的革命进程而言,1949年以后,哲学革命延续的重要表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在哲学的各个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后者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深化。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出现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既是近代哲学革命的进一步延伸,又展现为哲学革命新的形态,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再次确认,则是其积极的成果。在理论层面上,这样的讨论也许没有提供很多新的看法,但在实践上又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中国社会变革的先导。恩格斯曾经提到,哲学革命可以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哲学变革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看作是哲学革命进程的延续与深化。

  

   就哲学的现代走向而言,20 世纪后半叶以来,伦理学、美学、逻辑学、认识论等哲学的分支,在不同层面上都得到了现代意义上的具体考察。在 20 世纪 50 年代,先后有关于形式逻辑、美学等问题的讨论,在中国哲学方面,也有对中国哲学中的不同人物,如孔子、老子、庄子等人物的研究。到 20 世纪末,中西哲学的互动再度成为引人瞩目的景观。纵观 20 世纪的思想衍化过程,可以看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20 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的推进,中西哲学之间开始了某种互动的过程;20 世纪中叶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西方哲学逐渐走向沉寂,然而,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西哲学的交流、互动再次成为一种引人关注的历史现象。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的研究与西方哲学的研究呈现某种同步的现象,西方主流的现象学、分析哲学不仅都在中国哲学中得到传播,而且在各个方面得到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进一步看,20 世纪 50 年代后,哲学的革命进程与哲学的现代趋向之间往往呈现互动的格局。以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一方面,古典的中国哲学得到了系统性的、现代意义上的梳理,在专题的研究和不同观点的争鸣中,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中国哲学论著,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哲学走向现代的具体成果。但另一方面,尤其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前,哲学的近代走向同时也受到了哲学革命进程中某些教条化的影响,如以两军对战(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作为梳理哲学史的模式,后者深深地影响着 20 世纪后半叶中前三十年对哲学史的研究。在这里,哲学的革命进程与哲学的现代走向在另一种意义上呈现相互关联的形态。

  

   在这段时期,各个具体领域中也出现了多样的研究成果。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等各个哲学的分支,都可以看到不少研究论著。同时,在哲学理论方面也有较为个性化的研究,后者同时以较系统的理论建构的形式呈现,这方面两个代表性人物即冯契和李泽厚。冯契提出“智慧说”,其内容集中地体现在他的《智慧说三篇》中。《智慧说三篇》由三部相互联系的著作构成,这三部著作即《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冯契对认识论作了广义的理解,认为它不应限于知识论(the theory of knowledge),而是应研究智慧的学说(thetheory of wisdom),要讨论元学(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等问题。这里既涉及具体经验领域的知识,又涉及关于性与天道的智慧,元学与知识论统一于广义的认识论。冯契肯定,逻辑思维能够把握具体真理:人能够在有限中认识无限,在相对中揭示绝对,而这一过程即表现为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就对象而言,通过如上飞跃,自在之物不断化为为我之物;就主体而言,精神由自在而自为,自然赋予的天性逐渐发展为自由的德性,从而达到理想的人格。从无知到知又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既是知识论的问题,又是元学或本体论的问题;以广义的认识论为基础,冯契先生对知识论与本体论作了沟通,并由此展示了统一本体与现象、名言之域与超名言之域的独特思路。

  

   李泽厚不仅构建了历史本体论,而且提出了许多为人所熟知的命题。如经验变先验,即经验形态知识可以逐渐提升为一种普遍的概念形式;历史建理性,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在运用工具的活动中可以逐渐形成理性知识并提高人的理性能力;心理变本体,即人的心理趋向可以沉淀为人的内在心理本体。肯定心理本体的理论意义之一,在于回应现代哲学中消解本体的哲学趋向。在现代哲学中,实用主义便往往由注重特定的问题情境、将概念加以工具化而表现出对哲学意义上的精神本体的消解。从现实的认识和实践过程看,内在的本体是不可忽视的,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中对工夫与本体的关系讨论,也涉及这一方面。在中国哲学的语境中,本体指涉的是内在的意识结构,它以价值取向和知识观念为内容,其意义不同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实体。对中国哲学而言,工夫的展开需要以精神本体为内在依据。从实质的层面看,心理变本体之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对中国古典哲学以上思想的现代提升。

  


   从以上方面看,在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哲学现代演进中,中国哲学确实取得了多方面的积极成果。

  

   然而,如果撇开纷繁多样的哲学衍化现象,从更为内在的深层考察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趋向,便可以发现,尽管哲学的演进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创造意义的哲学系统,但总体上,这一过程中仍然存在着需要加以反思的趋向。具体来说,这种趋向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哲学向哲学史的还原。从总体上看,20 世纪后半叶以来,无论是中西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关注的重点始终主要是哲学的历史而非哲学理论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通常被视为哲学原理,然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讨仍然主要关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而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内涵,却缺乏较为系统的、创造性的探讨。从更广的视域看,哲学领域中包含的问题,往往古老而常新 :古希腊、中国先秦时期所提出的问题,在后世都不断地被审视并重新加以讨论,可以说,每个时代都以不同的方式关注以往的哲学问题并对此作出新的理解。从本体论上看,中国哲学主要以性与天道方面的论题为关注点,西方哲学则常常指向何物存在、如何存在等问题,这些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问题,都是哲学研究之域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在哲学向哲学史还原的格局之下,这些理论问题却难以在新的历史背景中得到深入的探讨。从伦理学层面看,何为善,如何理解道德实践,道德中的德性和规范关系如何定位,道德实践的主体、自由人格如何培养,等等,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十分系统的讨论。在认识论上,虽然对某些认识环节已有若干考察,但是在创造性地对认识过程的研究和把握方面,仍显得比较薄弱。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20 世纪后半叶以来,没有出现一部类似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认识论著作。

  

   如果对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中国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分析哲学,做一比较,便可发现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较之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哲学表现出的将哲学还原为哲学史的倾向,现代西方的分析哲学呈现相反的立场,即趋向于将哲学史还原为哲学。分析哲学对哲学史的问题往往并不十分关切,其关注之点主要指向当代分析哲学共同体中所提出的问题,如果涉及哲学史,也常常是因为需要解决当代哲学关切的问题。可以看到,分析哲学的总体取向是关注其所谓的哲学问题而疏离于哲学史,这种将哲学史还原为哲学的倾向与中国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将哲学还原为哲学史的趋向,表现为不同的哲学进路。从哲学之思看,两者都呈现各自的偏向。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0450.html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2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