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韩大元:论中国宪法上的国家安全与人权的关系

更新时间:2020-03-14 10:50:59
作者: 韩大元 (进入专栏)  
[vii]

   国家安全与人权具有内在的相互关联性,两者既彼此独立,又具有关联性,并不是冲突的概念。在传统的公法理论与实践中,人权与国家安全的相互依赖性并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在谈及两者关系时,对于国家安全对人权保障所发挥的功能缺乏体系化的论证。

   (二)人权与政权安全

   宪法上的国家安全首先指国家的政权安全或者政治安全,要维护国家的基本制度。1994年联合国开发署的报告中提出国家安全的七要素,其中包含“政治安全”。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也提出,政治安全与否主要取决于政治系统中满意者阶层、不满意者阶层和开拓者阶层三方面之间的力量对比与组合关系。[viii]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杜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因此,在人权与国家安全上,首 先要确保国家政权的安全。没有国家政权的安全,国家的生存直接受威胁,人权保障就会失去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旨,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ix]特别是,当今世界,西方与非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采取拒绝、扼杀等方式,千方百计遏制中国的发展,使我国的政治安全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

   (三)人权与反恐

   恐怖主义有不同的定义,但其一般特征是,“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对第三者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的行为”,它以暴力、制造恐惧等方式从事反人类活动。无论恐怖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如何不同,其本质上都是对现代文明秩序的挑战,也是最大的人权侵害行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这“三股势力”必须采取零容忍态度。

   为了有效应对各种恐怖主义的威胁,各国都采取严厉的法律措施,同时注意平衡安全与人权之间的关系。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中的多数条款针对恐怖活动,但一些条款也对宪法上的权利,特别是对隐私权与人身自由造成了侵害。

   恐怖主义不仅仅是各个国家的国内问题,更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这决定了单靠国家自行防范和惩治无法应对打击恐怖主义的需要。随着国际反恐立法和国际反恐合作的不断发展,国际反恐法律制度逐渐得以确立,如制定国际反恐公约、采取国际反恐法律制度及其应对策略等,力求建立国际性的反恐法律措施与反恐的国际合作机制。

   (四)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

   在当前的人权与国家安全关系中,如何处理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是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从总体的发展趋势看,近年来在个案中优先国家安全成为普遍的趋势。我们以若干宪法判例为例说明这一点。

   在德国,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基于国家与历史认同对特定内容言论的禁止,以防止对公共和平与国家安全的侵害。其中一个案例的基本案情如下。德国新纳粹每年都在巴伐利亚州文西德尔市举行集会,纪念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纳粹)副元首鲁道夫·赫斯。为了阻止这一集会,2005年3月24日,德国立法机关修订《刑法典》,增加第130条第4款的规定:“公开或者在集会中,支持、颂扬纳粹暴政或者为纳粹暴政进行辩护,并因此而以侵犯牺牲者的尊严的方式破坏公共和平的,处3年以下徒刑或者罚金。”行政机关依据刑法与集会法相关规定对新纳粹的集会进行禁止后,当事人陆续提起行政诉讼与宪法诉愿。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争议的德国刑法典第130条第4款确实不属于《联邦德国基本法》第5条规定的一般性法律,也不是明文规定的涉及青少年保护的特别法律。但是《基本法》本身是纳粹统治的“对立方案”,体现了特殊历史中形成的国家认同,对纳粹暴政进行背书的言论与一般言论不能同日而语,具有远超普通舆论竞争的紧张性,可能会造成社会动荡,破坏认同,危及和平与安宁。在这意义上,刑法典第130条第4款不与《基本法》相违背。另外,允许这种特别法存在,并不会根本上否定言论自由。基本法并不禁止一般性的只具有精神效果的言论,只有在言论超越了纯粹精神性的领域,而以侵略性的姿态构成了对法秩序所保护的法益的侵害或者某种危险状态的时候才可以干涉。不赞成某些社会价值观本身并不构成言论自由的边界,边界在于对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主动攻击和挑衅。

   在运用比例原则时,宪法法院认为,相关禁止符合比例原则。其依据是,对言论自由进行干预的前提是“保护正当法益”。国家不能介入个人信仰的主观世界,但当言论在外部领域产生法益侵害的效果的时候,国家便有介入的可能。在刑法典第130条中,立法者将公共和平理解为公共辩论中的安宁性是适当的,保障的“公共和平”涉及言论的外部效果,即禁止已经引发法益侵害的攻击或者其他违法行为的言论。德国刑法典第130条意在维护公共和平,维护人际关系中的和平共处的目的是正当的。

   宪法法院认为,明确性原则并不排除需要法官解释的要件,“破坏公共和平 这一构成要件要素并不是孤立规定的,与第130条第4款中其他构成要件要素可以结合起来解释,实际上可以对“破坏公共和平”这一稍具有争议性的要素进行具体描述。立法者实际上将公然或者在集会中表达对纳粹残暴统治的赞同和颂扬、为其辩护的行为,就作为“破坏公共和平”的行为,因而也是符 合明确性原则的。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一个最新相关判例是,2018年8月宪法法院做出的“纳粹老婆婆案”判决。现年89岁的德国老妇乌尔苏拉· 哈佛贝克(Ursula Haverbeck),被德国媒体称为“纳粹老婆婆”,她过去曾数度发表否认犹太大屠杀的言论,声称“奥斯威辛集中营毒气室的说法是假的”“没有110万人在那里被杀害”“犹太大屠杀是史上最大、最长久的谎言”云云。根据德国基本法和法律,否认犹太大屠杀属于煽动种族仇恨罪,可判处3个月到5年刑期。多次被判 刑的她,因过去的判决还可提出上诉,加上当局需要医生提供健康状况证明,故未入狱服刑。早前其代表律师以法院判决侵犯言论自由,向宪法法院提出上诉。

   2018年8月3日,德国宪法法院驳回其上诉,指出“惩罚否认纳粹种族灭绝罪名,基本上符合德国基本法第5条第1项(保障言论自由)规定”;并强调,“散播经证明为不实的主张和蓄意谬误的意见”,不受言论自由保障;否认犹太大屠杀“违反和平公共辩论的限制,象征公共和平的崩溃”。这宗案例对言论自由有界限作了说明。任何国家或地区的言论自由,都必须依照法律,并不是没有界限的;言论自由的前提是符合法律规定,世界各国都有限制言论自由的相关法例。

   在美国,近年来,在人权与国家安全的权衡中,美国的司法机关也在调整其个案中的判断标准,体现国家安全优先的原则。传统上,美国宪法上关于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权衡案例的特点在于美国宪法一般不关注言论的内容,而是以危险来进行判断,形成了恶劣倾向原则、直接煽动原则、明显而即刻危险原则。“明显而即刻危险”原则首创于霍姆斯大法官参与的Schenck判决。该案中,霍姆斯大法官认为:“任何行为的特点,都取决于其所处的环境。……每个个案中的问题在于,言论在特定情形下,其是否自然地导致了明显而即刻的危险,而此种危险所带来的实质损害(substantive evils)乃是国会有权禁止的”。然而,此处只是在名义上创造了此原则,可以看出仍然带有深刻的恶劣倾向原则的影子。

   近年来,随着反恐形势的严岐,在国家安全面临威胁的情形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言论自由保护的方式又有所调整。在2010年的Holder v. Humanitarian Law Project案件中,最高法院并没有支持被告关于言论自由的主张。被告Humanitarian Law Project旨在透过捐款与法律援助的方式促进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的合法与非暴力运作,被告主张的“言论”被法院认定为是对犯罪行为的“帮助”。罗伯茨大法官提出,该案判决只能适用于“与外国恐怖组织协作或者被外国恐怖组织控制与领导的鼓吹”行为。这一案件在巡回法庭层面产生了影响,2013年的United States v. Mehanna案中,公诉方指控被告实施了为恐怖分子“非法协调物质支持”的犯罪行为,包括被告独立翻译圣战文本并传播的行为。被告主张自己的行为只是对美国政府的战争行为表示不满,属于言论自由保护范围,但法院认为其翻译的圣战文本属于对恐怖分子的物质帮助,没有对其采取之前Brandenburg案所确立的危险原则进行判定。

   总体而言,在国家安全、法律秩序与人权保护问题上,美国虽强调基于“明显而即刻危险”标准,但是在对国家安全与言论自由进行权衡之时经常出现反复,在个案中体现国家安全优先原则,直接考虑相关言论的内容。

   (五)国家安全与人身自由

   在人身自由与国家安全的平衡中,各国普遍强调国家安全,特别是西方国家纷纷调整安全与人权的相关政策,实施以国家安全作为优先的新政策和新举措。

   2019年3月,德国政府向土耳其政府提出,希望在德国居住的土耳其居民参与社区的宗教活动,其目的是切断穆斯林与土耳其政府之间的财政和机构联系,防止恐怖主义的威胁。

   2019年2月,英国内政部决定,剥夺2015年在叙利亚加入恐怖主义组织的英国女孩沙米玛· 贝居姆(Shamima Begum)英国公民身份,其理由是为了国家安全,预防恐怖主义威胁。根据英国法律,如果英国内政部认为,某一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对公共安全有利,并判断此人不会成为无国籍人的情况下,可以剥夺其公民权。

   2019年3月19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做出判决,对特朗普政府拘留移民的权限做出裁决,允许行政机关拘留已释放的合法移民,并无限期采取拘留措施。理由是,他们具有社会危险性,为了国家安全,可以不受正当法律程序的约束,直接采取拘留的方式。这个判决的焦点是,联邦政府是否有权限,在曾被定罪的移民(通常是轻罪)服刑期满、已被释放多年的情况下,继续无期限拘留他们?这种任意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显然不符合传统的美国宪法原则与理论。但最高法院认为,为了国家安全的需要,行政机关有权采取限制性措施。

   上述几个判例事例说明,在国家安全与人权之间,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基于人权的保护价值而冒牺牲国家安全的风险,而是调整了寻求合理平衡的规则,将国家安全居于优先考虑的因素,采取严格的限制性措施,灵活地采用比例原则。

  

   三、结语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权事业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为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中国的经验。在新时代,暴力恐怖主义仍威胁国家核心利益,维护国家安全仍面临各种挑战。围绕国家安全与人权保障间题,我们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到2035年我国将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这一宏伟蓝图中,人权保障是基本目标之一,到那时,“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杜会基本建成。这为新时代的人权发展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人民当家做主,“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等等。这为从人民主体地位的高度理解人权,从人民的角度发展人权事业,提出了重大的理论命题。人民主体性、人民利益至上性在人权领域中的展开,突出表现为:将“以人为本”具体化为对每个人尊严的保护,落实好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0429.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