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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铭暄:我的刑法学研究历程

更新时间:2020-03-14 10:48:19
作者: 高铭暄 (进入专栏)  
我们本着批判吸收的原则加以借鉴。

   1955年,我和参与立法的成员如期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一稿的初步拟成任务。紧接着通过无数次的会议讨论,一轮又一轮的修改。每次会议都充满了思辨和诘问,会议之后都会出现新问题和新意见,修改之后又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在进入修改阶段的早期,几乎每个月都会换一个近乎面目全非的稿子。细微的修改次数,已无人能记得清了。在一次次的修改后,修改幅度慢慢变小了。较大篇幅修改就有22次。1957年6月,法律室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二十二稿。这个稿子完成后,立即送到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审查。据说,毛泽东同志当时也看过这一稿,表示还算满意。在相关领导层面走了一圈后,稿子又进行个别修改,最后提交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审议,并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给全体代表征求意见。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是充分肯定的,最后作出决议: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代表和其他方面回馈的意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二十二稿作最后修改,然后作为刑法草案公布试行。立法小组成员听说这个消息后,都很受鼓舞。我也激动极了,一直盼着一部真正的刑法出台,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感觉近三年的努力在这一刻实现了。

   正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二十二稿的征集意见工作全面展开时,1957年7月,“反右派”斗争全面开展,几乎所有的立法工作都中止了,原定的刑法草案公布的决定就被搁置了,从此再无人提起。直到1961年,中央从各地反映的情况,觉察到“大跃进”带来的负面作用和法律缺位有一定的关系,许多问题亟须法律规范,所以又提出启动立法事宜。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同年10月,我和原来立法小组的一些人,再度回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参与刑法立法工作。1962年3月22日,毛泽东同志作出指示:“不仅刑法需要,民法也需要,现在是无法无天。没有法律不行,刑法、民法—定要搞。不仅要制定法律,还要编案例。”同年5月,刑法草案修订工作全面启动,我再次放下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作,正式回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上班。那个年代的立法工作,是要紧跟党中央的政治步伐的,对草案中每一个改动都很谨慎。中央政法小组还几次召开专门的审查会议,对立法小组提出具体意见。1963年年初,立法小组认为必须再一次进行收集资料、总结经验。我们采取一种最实在的“笨办法”,派人搜罗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中央国家机关和各大行政区公布的法律、法令、指示和批复,从头到尾认真阅读筛选,只要有涉及刑法相关内容的字句,就全都摘录下来,汇编成书,发给每个成员,供大家参考。经过一年多的反复修改,1963年10月9日,立法小组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三十三稿。令人惋惜的是,第三十三稿送达中央政治局,经过严密审查后予以认可,但后来一直没有下文。

   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10月,中央批准由政法小组召开法制建设座谈会,对原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三十三稿进行修订。心理上早有准备的我,作为长期参与刑法起草的成员,顺理成章地接到参加修订刑法工作的通知。经过前期大量的准备,1978年10月底,陶希晋召集修订组全体人员到北京军区招待所集中开会。会议提出,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三十三稿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家各自按照分派的任务,对社会形势的变化和随之出现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重新仔细阅读古今中外的刑法资料。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刑法草案修订组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讨论稿。稿子送到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征询,收回一大摞的意见,然后再据此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修订一稿)》。陶希晋认为必须进一步征求意见,修订组的成员又分编成三人一组,形成10个小组,赶在春节前后,分赴14个省市,遍邀基层司法干部进行座谈讨论。带着从基层收集而来的意见,再次进行有针对性的修改。我和李光灿、刘春和三人组成一个小组,去了安徽芜湖和江西九江,完成此项工作。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的指导下,修订组成员对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修订一稿)》逐条讨论和修改,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修订二稿)》。陶希晋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修订二稿)》呈送中央政法领导小组,请求审议。1979年2月,彭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重新接手了立法的相关工作。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副组长黄火青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修订二稿)》,首先呈报给彭真,再由他来决定是否向上提交。经过一个月的忐忑等待,1979年3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立法会议。彭真主持会议,武新宇也重新回到法制委员会参加了这次会议。陶希晋作为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修订二稿)》的负责人,被彭真邀到会议室的前排就座。当时参会人员有的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修订二稿)》,有的捧着第三十三稿反复斟酌。对于到底讨论哪一个稿子,大家各执一词,最后彭真认为第三十三稿经过中央政治局审查,已经有了基础,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修订二稿)》还没经过正式开会讨论,因此只能对第三十三稿进行审议。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修订二稿)》中有很多第三十三稿未涵盖的内容,尤其是关于“文革”以来出现的新情况以及近十多年来的司法工作的新经验,这些都必须作为第三十三稿的重要参考。不可否认,这次会议没有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修订二稿)》,但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出台,有着无法抹杀的贡献。从资料回溯去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修订二稿)》与原第三十三稿相比,新增条文61条,新增章节主要有“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罪”“诬告陷害罪”和“贪污罪”等三章。这些都被吸收到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三十三稿相比,这次修改带来的变化,大部分内容是让人可喜的。

   这一轮的修订工作中,大的修改有5次,也就是产生了5个稿子。其中第四稿在中央政治局相关会议上,得到了原则性通过,并对其中部分细节提出修改的要求,形成了第五稿。中央政治局拿到第五稿进行审阅后,同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全体会议和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进行审议。两个会议对第五稿审议后,根据审议中提出的相关意见作进一步修改,随即提交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审议中又作了个别修改。久经辗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终于有资格提交到1979年7月1日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进行表决。1979年7月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令第五号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这个泱泱大国自此拥有了自己的刑法典,刑事诉讼活动,终于有法可依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出台后,由于社会形势变化,全国人大常委会不断出台相关的单行刑法,对刑法的内容作重要的补充、修改和完善。在1981年至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25部单行刑法。在这些单行刑法的创制过程中,我大部分都参加了。从1988年到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出台,在历时9年对刑法修改研拟过程中,我作为参与刑法修改研拟工作的主要专家之一,除撰写文章探讨刑法修改完善的问题以外,还多次参加了刑法修改研究会、座谈会及立法起草、咨询等事宜,尽我所能地提出了一系列涉及刑法修改完善的问题和建议,许多建议受到国家立法机关的高度重视。此外,我还参加了部分刑法司法解释的起草、修订和研讨咨询工作。

  

   三、推动中国刑法学国际交流

  

   很多人把国际刑法研究和外国刑法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归功于我,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伟大法官称赞我是中国刑事法学开展国际交流的开拓者,这是过誉的。其实恰如其分地讲,我只是较早倡导研究国际刑法,在推动我国刑法走向国际方面,想得早一些,并做了一点实际工作而已。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对国际刑法还比较陌生,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开设了国际刑法专题课程给研究生讲授,是我国改革开放后较早开设国际刑法课程的。

   我认为,加入国际刑法学协会,有益于中国刑法学融入国际刑法学的潮流,也有益于世界了解中国刑法学的发展,这里面涉及中国刑法学的国际话语权的问题。国际刑法学协会肇始于1889年,由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比利时刑法学家普兰和荷兰刑法学家哈默共同创建,属于非官方的学术性组织。1984年,国际刑法学协会在开罗举行第十三届国际刑法学大会。我和众多中国刑法学界的同仁对这次大会向往已久,在学术界的大力推动下,中国有关部门同意派代表参加。这是中国首次正式接触国际刑法学协会。1986年,我在中国法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副会长。1987年年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各个领域都开始与国际接轨。中国的刑法学界此时强烈渴望加入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有关部门授权中国法学会与国际刑法学协会接触联系。由于我通过多年的努力和积累,在国际刑法学研究方面也已初具成就,中国法学会就把这个任务委派给我。1987年5月,我以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的身份,参加由国际刑法学协会召开的国际死刑问题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死刑问题”的演讲,获得了良好的效果,让国际刑法学界对中国的法律和刑法刮目相看。时任国际刑法学协会秘书长巴西奥尼(Bassiouni, M. C.)教授对我的观点表示惊讶和赞赏,我趁机与他接洽,并表达了此次参会的意图:我受中国法学会的委托,向国际刑法学协会提出中国部分刑法学者愿意加入国际刑法学协会,并希望在中国成立分会。这个申请得到了国际刑法学协会主席耶塞克教授等人的首肯。通过此次参会,国际刑法学协会与中国法学会之间的对话交流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中国刑法学界与国际刑法学界的联系渠道畅通了,我也顺利完成了中国法学会交给我的任务。

   回国后,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的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并最终取得了圆满成功。1988年5月,我和几位具有显著学术影响力的刑法学者,成为国际刑法学协会的首批个人会员。尔后,通过不断与国际刑法学协会负责人沟通协调,最终获准以组织的名义加入。随后不久,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正式成立,由于余叔通教授对国际法和刑法颇有研究,当选为首届中国分会主席,我当选为副主席。不久之后,余叔通逝世,由我继任主席。

   国际刑法学协会最重大的事,就是五年一次的国际刑法学协会代表大会。所有的会员国都派人参加,个人会员也大部分到会。中国加入国际刑法学协会后,为了尽快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积极参与国际刑法学协会的各种活动。在历届大会上,都可以看到数名乃至数十名中国刑法学者的身影,中国分会还力争参加重要的预备会议。随着中国刑法学学术水平的快速提升,中国分会也成为国际刑法学协会的重要成员。

   1999年9月,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召开的第十六届国际刑法学协会代表大会上,国际刑法学协会根据我的学术成就和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会长的身份,选举我担任国际刑法学协会理事、副主席,成为国际刑法学协会唯一的来自亚洲国家的副主席。我和中国分会因此而有更多机会参与国际刑法学术活动。会议期间,在中国法学会和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的请求下,国际刑法学协会理事会同意国际刑法学协会第十七届代表大会在中国北京举办。这是对中国法学界和刑法学界的高度信任,也是莫大的喜事!

2004年9月13日,由国际刑法学协会和中国法学会共同主办、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承办的第十七届国际刑法学协会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公安部的负责人也都参与了会议。这是国际刑法学协会成立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国际刑法学大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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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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