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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门罗主义”与全球化纪元

更新时间:2020-03-14 10:39:14
作者: 刘小枫 (进入专栏)  
[7]施米特有理由说,“门户开放”声明充分表明门罗主义转变成了帝国主义式的扩张原则(《秩序》,页105)。

   “门罗宣言”明确针对美国与欧洲的国际关系,它表明美国力图凭靠自身的地缘位置打造“禁止外国干涉”的地缘政治空间。“门户开放”声明虽然同样针对美国与欧洲的国际关系,但目的是参与瓜分东亚的利益,与“门罗宣言”并行不悖。

   门罗在1823年针对俄国和神圣同盟对美洲局势的干涉而提出的抗议,与欧洲或者亚洲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利益有何相干?(《斗争》,页396)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派军队投入欧洲战场,情形就不同了:美国抛弃了不干涉欧洲冲突的“门罗主义”承诺。

   1914年欧洲爆发欧洲式的大战之后,威尔逊(1856-1924)认为美国应该抓住时机介入战争并站在协约国一方。由于借助让美国人“远离[欧洲]战争”(he kept us out of the war)的竞选口号赢得总统连任,他一时很难改口说服美国人远渡重洋到欧洲参战。今天的美国史学家说,未料德国人帮了威尔逊的忙:1917年2月1日,德国宣布恢复“无限制潜艇战”,威尔逊政府随即宣布与德国断交。紧接着,英国情报部门截获了德国企图援助墨西哥革命给美国制造麻烦的电报;再接下来,德国潜艇在没有任何事先警告的情况下击沉了三艘美国商船。

   美国对德国宣战的理由已经足够了,但要违背“门罗宣言”还需要为美国参战提供更高的理由。1917年4月2日晚,威尔逊以情绪激动的演说强烈要求国会授权向同盟国开战,他提出的参战理由是捍卫“自由民主”的价值。

   欧洲国家的政府进行战争的原则与美国介入战争的理由大相径庭。自由国度的美国认为,为了使民主战胜独裁,值得进行战争。所以,威尔逊总统在阐述介入战争的理由时使用的语词是“联合”(associated)而非“结盟”。[8]

   不仅对于基督教欧洲、而且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威尔逊提出的这一参战理由在世界政治史上都算得上是划时代事件。

   将一个瞩意于空间限制的不干涉原则变成一个无空间限制的普遍干涉原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威尔逊以自由民主和与之相关的观念,尤其以“自由的”世界贸易和“自由的”世界市场的意识形态思想取代了原初的和真正的门罗原则,一场围绕门罗主义的激烈的思想斗争就此展开。(《斗争》,页396)

   美国的参战以及威尔逊在战后给巴黎和会带去的新“国际主义”原则不仅“宣告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崩溃”(《秩序》,页141),而且更改了欧洲式国际战争的传统性质:非歧视性战争变成了歧视性战争。因为,美国的参战理由让协约国与同盟国的战争变成了民主与专制的战争,从而“垄断了对正义战争的判断”。

   当前的日内瓦国际联盟与一个普世的天下世界秩序的结合,尤其是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成功区分,导致了一种危机(正如东亚、非洲以及西班牙发生的事件所示),即如今不仅不可能区分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甚至不可能区分“战争”与“非战争”——这就是说,甚至无法判断战争是否存在。[9]

   对我们来说,令人困惑的问题在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分为何竟然会导致“不仅不可能区分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甚至不可能区分‘战争’与‘非战争’”?

   在施米特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强权国家自行订立国际规则提供了法理依据,“条约原则”形同虚设。“华盛顿会议”(1922年2月)结束不到10年,日本就在我国东北制造了“918事变”,这一事件很长时期都没有被视为针对中国的战争行为,不外乎因为日本凭靠“自由原则”自行订立规则。因此,施米特在1937年的学术报告中说,1932年以来的“决定性现象是,日本侵略东亚为国际联盟的战争概念引入了新的问题”;发生在东亚的事件“极为悲剧性地证明,战争概念上的混乱困惑带来了新的困境,而全世界都意识到,现有的国际法并不能解决这一困境”(《战争》,页7-8)。

   直到今天,美国仍然凭靠“自由民主原则”不断发动形形色色的战争和准战争(如煽动和资助它国的“不从国教者”搞动乱)。也正是凭靠这一“原则”,香港的“不从国教者”扬言要过一个“革命的圣诞节”。在如今的美国式全球化语境中,任何国家若要正当翦灭任何“不从国教者”的爆乱,首先得剪除美国式的自由主义“神圣原则”。

  

   三、“门罗主义”的政治史学含义

  

   无论如何,“威尔逊主义”(Wilson Doctrine)绝非仅仅意味着门罗主义变成了“扩张空间的进攻性帝国主义原则”。不过,施米特指出,以“自由民主”的正当性名义干涉域外政治制造他国动乱,并不是美国的发明,而是继承“大不列颠世界帝国航道安全”原则的做派。

   从形式上看,美国的“新门罗主义”与“大不列颠世界帝国航道安全”原则完全相反:

   门罗主义意图的是美洲大陆这个实际空间,但是,大不列颠世界帝国压根儿就没有一个实际的空间,而是某种分散在距离很远的大陆,如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和澳大利亚的货运政治联盟,这并非实际空间。原初的门罗主义防止外部空间势力的干涉,捍卫某种抵抗反对当下政治力量的新政治理念,就此而言,它具有其政治意义。与之对立的是,从国际法的观点来看,大不列颠世界帝国航道安全原则并非是当下适用的正当性概念的经典案例。(《秩序》,页107)

   大英帝国为了维持自己的跨越地缘空间的帝国形态(迪斯累利让英国女王同时是印度女王甚至香港的女王),得凭靠“海洋自由”的宣称控制海洋通道。事实上,所谓“海洋自由”不外乎是凭靠超强武力主导战争胜负的大国的权力自由。比如,当时的英国宣称“达达尼尔海峡的自由”,不过“意味着大英帝国的军舰为了攻击俄国驻扎黑海的海军,可以自由地在这些海峡航行”。凭靠“以自由民主为导向的人道主义的普世性解释”,这个“分布于全球的地缘性世界帝国”能够把自己的强盗性质的利益诉求说成一种“普世性的合法概念”,把“疆域之内的帝国利益等同于人类的利益”(《秩序》,页108,114)。因此,施米特坚持认为,“在国际法的讨论中,海盗概念一直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它绝非“纯粹的理论琐事”,毋宁说,它“代表一种全新的国际法的突破,这种国际法推翻了国家概念”(《战争》,页12)。

   在施米特看来,没有必要把大英帝国的这种宣称“解释为伪善和谎言”,毕竟,欧洲国际法的传统形态总是与大国的政治实力有关,而大国难免遭遇历史的兴衰。因此,问题仅仅在于,“大英帝国的利益与国际法之间的和谐能够维持多久。”显然,一旦大英帝国的政治实力衰落,大英帝国式的国际法就难以维持下去(《秩序》,页114)。英国的政策与美国的门罗主义在巴拿马运河问题上的冲突,已经显明了两种不同国际法原则的对峙:

   此番较量以美国的全面胜利而告终,作为现实的伟大秩序原则,门罗主义要优于英国普世原则。(《秩序》,页112)

   可是,在大英帝国走向衰落之际,美国领导人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尔逊并未持守门罗主义的“原始要义”,而是承接大英帝国的“普世原则”,把门罗主义重新诠释成一种“普世性-帝国性全球原则”。严格来讲,原初的门罗主义“从一个具体的地缘历史”的“大空间”概念蜕变为普遍适用于全球的“普世性-人道主义的世界法”,标志着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全球化”秩序的真正来临。

   这个帝国相信它自身已经拥有足够的自我正当性。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尔逊总统将门罗主义的普世化,破坏了大空间不干涉原则,由此转变为某种超越国界的干涉主义。当这种普世性宣称它的整体性的时候,即1917年1月22日,威尔逊总统发布的宣言,标志着美国政策的着眼点已经从其本土转向某种大英帝国式的世界和人类联盟的帝国主义。(《秩序》,页114)

   威尔逊主义中有一条十分著名的被喻为政治“快刀”的“民族自决”原则,它针对的是基督教欧洲数百年来的均势体系这堆“乱麻”:从今以后,国际秩序不应再建立在均势的基础之上,而应以民族自决为基础。这一原则促成了“凡尔赛条约中的少数民族法”,在施米特看来,其“内容包含诸多稀奇古怪和错综复杂的矛盾倾向”,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普世性的自由-个体主义思想”:

   在这种思想看来,平等和平等的对待是偶然成为“少数民族”者的保证保障。自由的个体主义思想和跨国的普世主义是同一意识形态的两极。国民的平等和自由宪政主义的自由权利被视为欧洲文明化进程真正的基本规范。它们代表了国际法共同体成员的国内“标准”,这个标准使得国际法共同体成员同质化。(《秩序》,页117)

   正是凭靠这条标准,美国的“新门罗主义”有了全球干涉的合法性依据,并以此“作为思想和道德武器的一部分,朝向某种新的、整体的世界战争,朝向一场伟大的‘正义战争’”(《秩序》,页115)。奇妙的是,大英帝国“作为真正的自由合法的宪政国家”却“在国际法之下并没有保护少数民族,甚至还曾讨论过如何镇压他们”:

   从概念上讲,西方民主制中不可能存在任何少数民族需要得到“少数民族”的保护。(《秩序》,页117)

   在美国的主导下,西欧大国(英国-法国)的国际霸权主义与自由民主的普世主义正式结盟,使得它们凭靠凡尔赛体系拥有了“控制和干涉东欧国家的权力”,而实际上这不过是由于他们凭靠美国的介入而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而且正由于这场胜利,他们的控制和干涉还可以不断扩张”:

   宣扬西方外部势力的控制和干涉,遂成为一种明目张胆的不和谐之举,这里发生作用的是第三种空间概念。日内瓦和凡尔赛的国际法规定的少数民族保护区域,局限在波罗的海到地中海一带,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事实上,这个地带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秩序》,页118)

   换言之,无论“民族自决”原则还是所谓“普世性的自由-个体主义思想”,一旦运用于国际关系领域,往往不过是掩盖大国干涉的借口。因为,在国际关系领域,所谓“保护少数民族”的要求实质上关乎的是“干预”(intervention)问题,而这来自国际法思想强调个人优先的法理(《战争》,页11,比较页17-20)。

   在所有重要的欧洲事务中,其中包括保护少数法,都看得到普世主义方法之混淆视听的和破坏性的作用,其根本性祸害在于它源源不断地为不属此一地区的大国的干涉提供借口和机会。……当威尔逊总统在1917年1月22日庄严宣布门罗主义必将成为世界主义的时候,做伪之工已达到登峰造极。他对世界主义的理解,并不是将真正的门罗主义所包含的不干涉主义的地区思想转用到其它地区,而是相反,将自由民主的原则无地区差别和无界线限制地广延到整个地球和全人类。(《斗争》,页394,395-396)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美利坚帝国取代大英帝国的全球化势力,美国“将一个专指美洲的空间思想变成一个超国家、超民族的世界意识形态”,亦即“将门罗主义用作盎格鲁撒克逊人以资本统治世界市场的工具”。这种“新门罗主义”的核心要义是:让“一个普遍的无地域和无界限的世界主义”以自由民主的正义名义成了干涉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政治事务的“合法理由”(《斗争》,页396)。直到今天,这种“自由民主的国际正义”的借口还不断出现在美国政府发言人的口中。

  

四、走向克服“门罗主义”的纪元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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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前沿》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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