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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涛:自由与美德的双重政治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概念[1]

更新时间:2020-03-13 21:02:26
作者: 李涛 (进入专栏)  
从行文顺序来说,《政治学》第一卷一开始就提出了三种统治的问题;第三卷也是先在第三卷第六章结了三种统治的区别,突出了政治统治的特点,然后才在第三卷第七章划分6种政体。

  

   1.贵族制

   最佳政体就是好人统治的政体,而好人既可能集中于一人也可能集中于一少数人,相应就是君王制与贵族制。但亚氏认为所有美德集中于一个人是很难出现的,而且即使是君王统治也需要朋友的帮助从而滑向了贵族制。因此,贵族制才是亚氏的最佳政体,“贵族制”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最好的人的统治”,是美德主导的政体。贵族制又是基于法治的。在自由、财富、美德之间分配官职,所有公民都能参与统治,从而也是一种自由政体。虽然在穷人(有自由)、富人(有财富)、贵族或贤人(有美德)之间,统治事务有所不同,贵族占主导。从而,贵族制既符合自由政体,让所有公民都参与统治;也符合美德政体,要求美德占主导地位。贵族制是政治统治的标准形象,也是最佳政体的最终回答。

  

   2.绝对君王制

   君王制有多种类型,但其君王都未取得主导性的统治权,君王只是一个官职设置,政体性质通常更接近于贵族制。παμβασιλεία是绝对君王制,不同于普通的君王制,不是基于出身的世袭,而是基于一个人拥有了完善的美德,从而统治所有事务,并且是为了所有公民的利益。“(绝对君王制)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君王制,统治类似于家长统治(οκονἰομική)。”(1285b31-32)这种绝对君王制被很多人认为是最佳政体。[13]然而,没有公民的自由参与,是不符合自由政体的,这与其说是政治统治,不如说是家长统治。在这种统治下,公民都退化为“小孩”。

  

   3.僭主制

   极端民主制和极端寡头制虽然表面上是由多数人和少数人统治的,但实际上是由任意的意愿在统治,而且是为了统治阶层自己的利益。极端民主制、极端寡头制实际上就是僭主制。僭主制一般是由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统治。“僭主制,正如我们所说,是一个人在政治共同体中进行主人统治(δεσποτικὴ)。”(1279b16-17)这三种政体不再是政治统治,而是专制型的主人统治。

  

   4.共和制、民主制、寡头制

   亚氏对共和制有两次界定。第一次界定把共和制当作多数人为了共同利益的统治,“共和制(πολιτεία)……多数人拥有全部的美德是困难的,但多数人拥有特定的军事美德则是可能的。”(1279a39-b2)这种军事共和制虽然拥有自由和美德,但其美德是不完备的,从而只是半个政治统治。第二次界定把共和制当作混合政体,“民主制与寡头制的混合,就是共和制。”(1293b33-34)这种混合是穷人与富人的混合。自由(穷人)、财富(富人)、美德(贤人)的混合同样也是共和制。这种混合的共和制,在某种程度上符合自由政体,让所有公民参与统治,也考虑了出身、自由、财富、美德等因素。但美德并不占主导地位,不是一种美德政体,从而不是最佳政体,也只是半个政治统治。同样,温和的民主制与温和的寡头制也接近于混合的共和制,也还只是半个政治统治。

  

   因此,从亚氏的政治概念来看,贵族制是既有自由又有美德的政治统治,也就是最佳政体;绝对君王制是家长统治;僭主制是专制型的主人统治;共和制(温和的民主制与寡头制)是有部分自由的半个政治统治。

  

   结语

  

   众所周知,西方文明有一个生长或发展的过程,即一个从西方古代文明发展为西方现代文明的过程。那么,西方古代文明就既有与现代一样的东西,也有与之不同的东西。西方古代是一个具有双重性的复杂的文明。以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为代表的西方古代政治概念,也正好体现了这一特点。西方古代政治既有与东方古代一样的美德的贵族政治,也有与现代性一样的自由的共和政治。当然,在西方古代的政治概念中,自由与美德都是基本原则,是不可分的双重原则。

   西方古代政治之所以具有自由与美德的双重性特点,则是因为其对政治的规定是在三种统治形式的对比中得出的。政治统治讲求自由与美德的双重原则,家长统治讲求爱的原则,主人统治讲求对物的财产式的绝对支配原则,这一点到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仍有所体现。也正是从三种统治形式对比得出的政治概念来看,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古代的最佳政体既不是类似于家长统治的君王制,也不是只讲自由的共和制,更不是类似于主人统治的所有三种错误政体(僭主制、寡头制与民主制),而是讲求自由与美德双重性的贵族制。当然,这一双重性的贵族制,既有与古代东方贵族制一样讲求美德精英统治的相同点,也有与之不一样的讲求自由的不同点。而后一点,即讲求自由则是西方古代政治与西方现代政治的相同点,当然自由的具体含义在古代与现代也有所变化。如果看不到西方古代政治概念的双重性,则对什么是最佳政体这一古代政治学的核心问题的回答就容易出问题,对古代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同异比较也容易产生偏差。如果我们弄清了这一双重性,则对古今中西之争会有更好的理解。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何博超)

  

  

   注释:

   [1]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术创新工程支持计划(项目批准号:000719128)的成果。

   [2]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第253页。

   [3]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第43页。

   [4] 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45页。

   [5] 李猛:《自然社会》,三联书店,2015,第58页。

   [6] 本文使用的古希腊文作品的版本如下:《政治学》参照W. D. 罗斯(W. D. Ross)版(Aristotle, Politica, W. D. Ross e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尼各马可伦理学》参照I. 拜沃特(I. Bywater)版,引用时简写为EN. (Aristotle, Ethica Nicomachea, I. Bywater ed.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94)。 如无特殊说明,译文均为笔者所译,引用时标贝克码。

   [7] W. L. Newman, 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887, p. 164.

   [8] 李猛:《自然社会》,三联书店,2015,第58页。

   [9] W. Leyden, “Aristotle and the Concept of Law”, Philosophy, vol. 42, no. 159, 1976, p. 9.

   [10] D. Keyt and F. Miller eds., A Companion to Aristotle’s Politics, Basil Blackwell Inc., 1991, p. 238.

   [11]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1-2页。

   [12] D. Keyt and F. Miller eds., A Companion to Aristotle’s Politics, Basil Blackwell Inc., 1991, p. 118.

   [13] 刘玮:《论亚里士多德的“最佳政体”》,《天府新论》2014年第3期,第15页。

  

   李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2488)

   原载《世界哲学》2020年第1期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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