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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中国古代政治对当代国家治理的启示

更新时间:2020-03-12 20:04:41
作者: 姚洋 (进入专栏)  

  

   题记: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在“国家发展”系列讲座的演讲整理。“国家发展”系列讲座已举办30多讲,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推出在线版,姚洋教授为在线版“国家发展”系列讲座第一讲。

  

   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中国古代政治对当代的启示”,大家可能会问,作为一名经济学教师为什么会关心古代政治?

  

   这个缘起于十多年前,我开始着力研究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学,我给自己定的任务是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研究之后,我发现中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和儒家有关。当代中国的很多做法,特别是人才选拔制度同儒家提倡的办法有很多相通之处。所以我的研究有点追根溯源,因为要理解当代制度而追溯儒家。

  

   这里先说明一下,我说的儒家是指经典的、先秦的儒家,而不是宋明理学之后的儒家。一般认为,宋明理学对于先秦经典儒学有继承,也有发展,但同时也掺入了很多道学和佛学等思想,因此宋明理学又被称为“新儒学”,其突出特点是转入内心,把儒学变成内省的心学。


中国历史的政治阶段划分

  

   如果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分阶段,可将春秋时期的分封制作为第一阶段,即所谓的封建制社会。事实上,封建社会在秦统一中国之后就开始消亡。春秋时代,贵族政治盛行,各个诸侯国的君主,基本符合英国《大宪章》里对国王的定义:君主是和贵族一样的人,只不过是贵族中的第一个。

  

   接下来,秦朝建立了大一统的官僚帝制:“化家为国”。在此之前,各诸侯国是相对独立的君主国,“化家为国”之后,维护社会政治秩序成为整个大一统国家的目标之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汉唐是官僚帝制成型时期,汉代建立了官僚体系,唐代进一步完善。

  

   北宋和汉唐又不太一样,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君臣共治,士大夫的地位非常高,而且台谏之风盛行。台谏制即北宋时期设御史台和谏院,谏官和言官同时监督皇帝、宰相和几乎整个官场,行使着如今纪监委的权利。

  

   南宋时期是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走向封闭,并最终走向衰落的一个转折点。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刘子健先生说,自宋朝开始,中国向内转。

  

   明清时期是我们国家政治的倒退时期。明代废相,开始抑制士大夫,搞专制;清朝完全是一种黑暗政治,和汉唐做法刚好相反,是“化国为家”,又全面倒退回了专制。

  

   总的来看,从秦以来两千年的历史,北宋刚好在中间这个时间段。前面的一千年,整个中国处于上升期。北宋之后,中国开始走下坡路,到清末几乎将前一千年的成就抹杀掉。

  

   下面分别来看各个时期的政治。

  

   春秋:分封制的贵族政治时代

  

   春秋时期是贵族政治,周以前的商朝没有分封制。商的统治区域在如今河南省一带,首都变过很多次,维护统治的方式很血腥,通过征服周边小国进而盘剥它们。商所处的时代,希腊、雅典、斯巴达等同样是获胜的城邦盘剥其他失败者。

  

   周朝的统治比较温和,发明了分封制。这里有两个关键字,封和建。封是分封,主要是天子把自己的兄弟、子侄分封到外地,如周公旦就分封到鲁国。建是皇帝的兄弟或兄弟子侄,在封地建立自己的小国家。合起来就叫封建。

  

   真正的封建时代是西周,东周封和建都比较少,因为东周已经非常弱。各诸侯国照搬前代,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但是不像西周地广人稀,西周持续200年,疆域可以封得过来,东周持续近600年,一直分封下去就会出问题。

  

   东周时期,王公贵族子嗣实在是太多,特别是那时允许一夫多妻,子子孙孙都能分家产,生育子嗣多的王公贵族很快就会变得越来越弱,而那些节制生育,或不幸子嗣很少的贵族,反倒变得相对强大,最终得以挑战王公。比如,鲁桓公的三个兄弟到孔子时代已完全掌控鲁国政治,鲁国国君反倒非常弱,一直灭不掉鲁桓公兄弟们,最后只好自己逃亡,客死齐国。王公和诸侯国国君本质上都是一个家族的兄弟,区别不大。王公和贵族在自己的封邑里靠家臣管理,家臣最后演变成官僚体系。

  

   到春秋时期,很多贵族根本没办法再分封,后代渐渐没落,但仍是贵族,被称为士,即没有封邑的贵族,孔子就是这个身份。孔母颜徵在是平民,孔父是从宋国避难到鲁的贵族。宋国是殷商封地,周征服商的王朝,但并没有灭掉商王族而是给了封地。所以孔子从血缘来讲,是商贵族的后代。孔子跟母亲生活到15岁,母亲去世后他把母亲棺椁停在曲阜城东的大路“五父之衢”上,最后获得孔家承认,确认了贵族身份。但贵族又分士和大夫,孔子是士,不是大夫。孔子晚年病重离世前,子贡等弟子们演练孔子的葬礼,要以大夫的身份厚葬孔子,被孔子制止,最终以士的身份下葬。

  

   士在中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要,战国时代,他们奔走于各国之间,有些人官至宰相,比如李斯。中国有所谓士大夫之称,其实是指走向仕途的士。钱穆先生说,中国古代政治实际是士人政治,他主要指的是汉唐和宋代。明代士大夫开始弱化,到清朝基本消失。

  

   秦:统一中国和确立官僚帝制,“化家为国”

  

   秦代确立帝制,皇帝是国家的象征并且世袭。当时的世界,像雅典那样实行民主制度的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区域都是世袭帝制。世袭帝制的好处是可以避免无谓争斗,皇帝要么传位给嫡长子,要么指定太子接班,其他人别争,这样能保证和平相处。

  

   除此之外,秦朝已经意识到行政管理的重要性,李斯建议秦始皇设立郡县,从上而下形成一套官僚体系来管理整个国家。马克思·韦伯早就说过,官僚制是现代国家的主要标志之一,这个判断标准到今天依然适用。

  

   由是观之,中国是第一个建立现代国家雏形的国家。这个观点会颠覆我们对中国两千年专制制度的认知,但钱穆先生很早就对中国建立这种官僚帝制赞赏有加。而且自秦始,国家机器不再只为帝王一人服务,而主要是建立全社会的政治秩序,这就是所谓的“化家为国”,这一理念在当时同样非常先进。

  

   《耶路撒冷三千年》中记载,为了占领耶路撒冷称王,人们打来打去,毫无社会秩序可言,也没有固定的国家疆界,所谓的国家就是这个帝王的国家,所有阶级都是为帝王一人服务。秦统一中国,设立郡县则不一样,这属于“化家为国”,开始真正有了国的概念,同时注重为社会建立政治秩序。

  

   秦统一的是非常辽阔的疆域,如何建立一套官僚体制?李斯提出“车同轨、书同文、语同音”。“车同轨”,车辙压出来的路也就有了规制,车因此能跑得更快更远,时间缩短,世界变小,统治更容易;“书同文、语同音”有助于减少交流障碍,否则,中国的统一非常困难。

  

   钱穆先生有“中华文明早熟论”的说法,原意是说,中国过早建立了现代国家的形态。为什么说“过早”建立?一方面,人类当时的智识水平,根本没有达到建立现代国家形态的程度。另一方面,中国最终走入了专制的死胡同,因为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怎么管理一个现代国家。

  

   在我看来,“中华文明早熟”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封建制度早于其他文明建立,也早于其他文明停止。

  

   对比同期欧洲历史看,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也是一段分封史,但国王对下面的小封建主管理很差。不过,这有个好处,当现代化开始时,这些小封建主、小贵族反倒成为反对王权的一个重要牵制力量。

  

   中国很早就进入官僚帝制,延续两千年后发现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对手能够打败帝制,引进民主,很多人受帝制的影响根深蒂固。英国、日本在现代化的国家进程中,阻力都比中国小。17世纪的英国革命持续四五十年,宗教和贵族是反对国王的重要力量;日本明治维新是自下而上的,最终逼迫幕府大政奉还,比较容易地过渡到了现代文明。

  

   汉唐:落实“化家为国”,完善官僚帝制

  

   西汉君权和政府分离非常清楚,皇帝当然是国家的代表,但管理这个国家靠“三公九卿”。“三公”之中,宰相主管行政,太尉主管军事,御史大夫主管监督官员。“九卿”是中央其他官员。三公位阶当然比九卿更高。在西汉,“三公九卿”去见皇帝都不用特别行礼,当时没有椅子,大家都是盘腿跪坐,大家给皇帝鞠躬就行,然后皇帝鞠躬回礼。

  

   西汉已经建立察举制度,太学也真正成为培养人才的地方,贵族和平民子弟都可以入学。不过,贵族继承了一些春秋的传统,享有一些优待,比如贵族太学毕业就可以到皇帝身边去做侍郎,平民子弟如果毕业考甲科,也能跟贵族一样,如果考了乙科就得回到原籍做吏,当然也有再次擢升的机会。

  

   同时,西汉还有“乡举里选”制,“举孝廉”主要是推举孝子和太学出身的廉吏。此外还有“考课制度”,是指皇帝派钦差大臣考察地方官员,做得好的奖励提拔,中等的调往别处历练,差的降级,和我们现在差不多。

  

   可惜“乡举里选”制到东汉演变成门阀制度,这也是为什么隋代要开科举。

  

   钱穆先生谈到汉代荐举制度说:“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见《左传》)。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可见,汉代是一种贤人政治,从太学的人才培养和任用,到“乡举里选”举孝廉,甚至“考课制度”对地方官员的考评,都是以贤荐贤。

  

唐代把相权进一步扩大和完善,对科举也进一步完善。相权被一分为三,分成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中书省最重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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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北大国发院管理博士项目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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