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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中国古代政治对当代国家治理的启示

更新时间:2020-03-12 20:04:41
作者: 姚洋 (进入专栏)  
负责给皇帝拟定诏书。门下省是审核诏书,有监察作用,不同意可以打回去,称为“封驳”。尚书省是执行部门,辖六部。

  

   诏书在门下省同意之后,皇帝要在诏书上签敕(即朱批),然后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才算生效。所以,皇帝想任性在唐朝比较难,因为没有中书门下之印,敕令就不合法。

  

   唐中宗时期,凡是未经门下省的诏书,皇帝都是用黑笔而不是用红笔来签字,诏书的封口也不敢用正封而是斜封,这样的诏书当时被称为“斜封墨敕”,因此,没有经过中书省和门下省审核而被皇帝任命的官员被称为“斜封官”,虽然皇帝认同,但在官场抬不起头。

  

   唐代的科举考试和宋及以后不同,唐代的科举考试科目特别多,宋及以后变成了进士一科独大。如果更准确地评价科举制度,它不简单是一个考试制度,还是整个帝制的一部分。因为想让官僚帝制运转起来就需要很多官员,科举制为官僚帝制输送了大量人才。

  

   北宋:中国现代性的拂晓时分

  

   吴钩先生有一本研究宋代的著作,名为《宋:现代的拂晓时辰》,为什么称宋代为中国现代的拂晓呢?宋代确有很多特别之处,第一个就是宋代的道统、规训。在宋代,道理最大,皇帝并不是最大的。

  

   沈括在《梦溪续笔谈》中,记录了宋太祖赵匡胤和宰相赵普这样一段对话:“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当着皇帝的面说道理最大,而不是皇帝最大。宋明理学的创建者程颐也有一句话,“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筳”,意思是说皇帝不要管日常运行,天下能不能治好,那是宰相的责任,君主德行的高低,责任在经筳官。

  

   宋代为皇帝讲儒家思想的儒家学者即经筳官。程颐做经筳官时,要坐着而不是站着讲课,他的理由是:“臣窃见经筳臣僚,侍者坐而讲者独立,于理为悖。欲乞今后特令坐讲,不惟义理为顺,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说得理直气壮。

  

   可见,北宋是士大夫的黄金时代,士大夫也在北宋开始自我觉醒。经历南北朝动荡,唐朝引入了佛教,并以佛教为主,儒学地位下降。北宋时代,儒学重新兴起,士大夫地位空前提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只有宋代的士大夫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相比汉唐,宋代还进一步实现了“化家为国”的理念。南宋御史方庭实曾谏言宋高宗:“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他当着宋高宗的面慷慨激昂,可见宋代形成了一种君臣共治的信念。

  

   在宋代,君权有所增加,相权有所分散,但这不意味着皇帝可以乱来。实际上,封驳非常多见,御史台的地位上升非常高,不仅监督百官,也进谏皇帝。包拯当御史时,反对仁宗的一个任命,吐沫星子都喷到了仁宗脸上,仁宗回到后庭才敢擦。王安石变法之后,宋代的台谏之风恶化了北宋的政治生态,导致党争过头,酿成不少冤案,如苏轼的乌台诗案。但是,如果以现在人的眼光来看,台谏、党争可能也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标志?事实上,党争在北宋还处于君子之争,就事论事,台上互相打压,私下仍是好友,如司马光和王安石。

  

   北宋还是科举取士最多的朝代,北宋每一次殿试,进士有三四百人之多,当然后来这也成为一个问题,官太多,养不起。不仅如此,宋代科举不再给贵族留名额,在唐代的时候,还给贵族留一些名额。因此,宋代真正实现了平民子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愿望,平民子弟因此心情舒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宋代官员的俸禄也是几千年里最高的,宰相的年俸大概相当于现在的300万元。

  

   如何对待士大夫,甚至被宋太祖写进祖宗家训。据说宋太祖赵匡胤立了这样一块誓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代历代皇帝上任,都要念这块碑。北宋还真没有杀过一个士大夫或者上书言事之人,南宋也很少杀。

  

   宋神宗时期,遭遇西夏战事失利,因为文官管军事容易战败。神宗特别生气,想杀一个转运使解气。门下侍郎章惇反对,神宗也只能改成刺字发配,章惇说这还不如把他杀了。神宗问何故,章惇回答:“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只好作罢,声色俱厉地抱怨道:“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的回答也很干脆:“此等快意事,不做也罢!”

  

   宋太祖的祖宗家训,是不是也有英国《大宪章》的意义?《大宪章》被认为是英国走向宪政的重要文献,但实际上是国王和贵族之间签订的限制国王恣意妄为的协议。这个协议几百年间并没有得到国王的尊重,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吸收《大宪章》的思想撰写出《权利法案》,《大宪章》的位置才被抬得很高。

  

   当然,宋太祖誓碑是个单方的、自愿的约束,但如果大家都相信并遵守了这个约束,最后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一种契约?这值得探讨。

  

   宋代也已经有了法治的概念。我们都以为古代没有法治,但是南宋陈亮是讲法制的代表,他说“人心之多私,而以法为公,此天下之大势所以趋于法而不可御也。”他还说“举天下一听于法,而贤者不足以展布四体,奸?亦不得以自肆其所欲为”。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清末民初一个受过西学影响的变法人士所言?

  

   明清:士大夫衰落,再度“化国为家”

  

   如刘子健先生所言,南宋开始,中国转向内在,表现为理学成为官方学说,文化开始僵化,女性从小被要求缠足等等。中国为什么在南宋转向内在?

  

   竺可桢先生曾统计中国三千年历史里的气候变化,后人在此基础上加上了他身后的气候情况,最终绘制成一条气候变化曲线。据这条曲线记录,中国三千年历史共经历过两次大降温,一次是三国至南北朝400多年,再一次是宋代末期直到明清。每次降温,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的时候。

  

   北宋末期遇到蛮族入侵,江山大变。对士大夫来说,比如朱熹,看到江山沦丧一半,君臣暮气沉沉,他作为一个儒家学者走向内心恐怕是无奈之选。崖山之战后,陆秀夫背着小皇帝投海,十万军民跟着以身殉国,从文化意义上说,“崖山之后无中国”并不是没有道理,寓意中华文明的巅峰已过。

  

   明朝朱元璋撤掉了宰相之位,虽然国家还是依靠大臣治理,但士大夫的地位一落千丈。从元代开始,士大夫见皇帝都得下跪。明代还有一个特别坏的制度,就是廷杖,让士大夫颜面尽失。明朝官员谁敢反对皇帝,就要拉出午门打屁股,有两次100多人集体被打屁股,十几个人被当场打死。据统计,明朝300来年发生廷杖事件500多起。

  

   清朝进一步“化国为家”,国家是皇帝一人的国家,没有宰相,也没有内阁。明朝好歹还有内阁,到了清朝就再没有士大夫,都成了皇帝的奴才,“文字狱”更是万马齐喑。清朝的皇帝一个比一个勤奋,他们就要一人独断。乾隆就说过:“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这就是清朝黑暗的政治。

  

以史为鉴,古代政治给我们的启示


   古代政治对我们当代到底有什么启示?

  

   首先,中国古代政治没那么黑暗,从春秋到北宋,实际上是中华文明的上升期,也是政治文明的上升期。我们开创了现代国家的雏形,“化家为国”,以建立政治秩序作为国家治理的目标,还有权力的制衡,君权和相权分离并且相互制衡。宋代儒家政治更是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儒家政治是不是有个理想原型?是不是可以和民主政治的理想原型互补?民主政治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契约,还有法治、权力的制衡。儒家强调官员的德行、政治秩序,还有社会的融洽,这两者不是刚好互补吗?

  

   以法治为例,我们需要加强法治,但法制永远不可能完备。2016年,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就是凭借不完全契约理论获得诺贝尔奖。既然法律是不可能完备的,这时候恐怕还得靠官员的德行,如果官员无德无行,有法律也没有用。

  

   儒家的理想原型是从人性论出发,相信人性是多样的、流变的、可塑的。孔子就说,人生而不同,唯上智和下愚不移,但是中人可教,而且有教无类。孟子也说,人皆可为尧舜,但这是个潜能,要通过后天修炼才能成。荀子的学说在我看来属于环境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

  

   儒家主张统治者施仁政,仁者爱人,就是民本主义,此乃儒家的政治原则之首。百姓和秩序是统治的最终目标,但是儒家政治和民主政治不一样,儒家政治讲究层级,这是社会治理必要的,但谁能进入层级需要选贤任能的标准,贤能等级高就可以获得高层级的职位,儒家非常相信这一点,我们古代政治也是这么实施的。而且,儒家政治里每个层级都是开放的,但开放不是说随便谁都可以进,而是必须具备进入层级的资质,一级一级往上走。

  

   如果说儒家有个理想结构,以现在的观念来看,可能有四个部分:首先是主权机构,它是一个民选机构,掌握国家主权;其次是中央机构,负责决策和选拔人才,向主权机构负责;再次是政府机构,管理国家日常行政,向主权机构负责;最后是谏言机构,监督上述三个机构。 古代政治除了没有主权机构,其他三个其实都有。即使没有主权机构,台谏制度对中央机构和政府都有很大的约束力。

  

   研究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我认为中国或中国共产党成功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回归中国,特别是融合儒家精华。

  

   最后,我们还应该超越中国,进一步应该思考和研究全球文明。尽管这个话题今天看起来还有点遥远。

  

   回首人类的文明史,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200年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轴心时代,那时候的人类文明群星灿烂。钱穆先生说,三大古文明中,印度文明产生了第一个宗教——佛教,试图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希腊文明试图回答“如何征服自然”的问题,产生了科学;中华文明试图回答“如何活在当下”的问题,所以我们创造了官僚帝制。

  

   可以想见,未来肯定会出现一个全球文明。全球文明不是说一个文明打败了另外一个文明,而是综合了所有文明的优势,统一回答由前述不同文明来回答的问题。因此,面向未来,我们应该好好总结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灿烂历史,形成世界文明视角里的中国叙事,而且用充满人文关怀的、全世界都能听得懂的语言去讲述中国。这是我们的责任。

  

   (王志勤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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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北大国发院管理博士项目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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