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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 杨海龙:历史政治学视角下的血缘道德王国

——以周王朝的政治理想与悖论为例

更新时间:2020-03-12 19:34:40
作者: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杨海龙  
共同商量,一起切磋,亲密无间”;“相爱的人等等之间存在着默认一致”;

  

   “相爱的人和相互理解的人长久呆在一起,居住在一起,安排他们的共同生活。”

  

   “共同体决定性的意志的总形式,它变成了如此自然,犹如语言本身一样自然,因此这本身包含着多方面的默认一致,由总形式的准则来表示默认一致的程度,我称之为和睦和家庭精神”。

  

   情感共同体的重要前提是空间接近的共同生活。而空间上的距离则会稀释亲情。中国民间经常说“远亲不如近邻”。与商不同,周天子将自己的最亲的人分封到天下各地,实现了对更广泛地域的控制和影响。但这一制度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这就是距离愈远,亲情愈弱。路途遥远,不经常相见,再亲的人,其情感也会淡漠。

  

   任何人的生存都依赖于物质条件,利益关系是最根本的关系,即使是血缘共同体也是如此。“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同居共财是家庭的本质特征。亲人除了与生俱来的共同血脉以外,还有同居共财的相互依赖。

  

   “共财”是一种利益关系。而亲情经不住利益的诱惑和考验,特别是获得江山后的巨大利益。周推翻商朝以后,周天子委派与自己最亲近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对商的遗族进行监督,不料三叔乘新王年幼而反叛。从人性上可以理解:兄弟共同打江山,而由兄弟之子一人坐江山的现实,不能不引起兄弟的不满。事实上,从周一获得江山,王族亲人之间的猜忌就已开始。武王去世后,成王年幼,周公辅政,引起成王和召公的猜忌。周公以其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成就和忠心才化解了猜忌。但世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周公那样具有高尚的人格。

  

   宗法制度以宗族为单位。合家共宗,聚族而居。但宗族组织的范围有限,至多数千人。这是由农业生产的分散性特点决定的。尽管同一祖宗,但不居住在一起,没有共同财产支持,相互之间的依存度不高,亲而情淡,甚至为了利益而不念亲情。随着生产方式愈来愈个体家庭化,人情也愈来愈分离,宗亲不如家亲。

  

   (三)土地封无可封:利益分离

  

   周的先贤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利益对于亲情的重要性,采取的方式是对亲人分封,授土授民。通过土地的授予来维系王室与地方的联系,实现对天下的控制。但是,历史的进程却出乎先贤设计之外。

  

   王室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将土地分封给诸侯,属于所有权与占有权的分离,所有权的维护得依靠政治统治权加以保障。但是,周王室对于诸侯地方只有要求纳贡、随从天下征伐等权力,而没有直接的行政管辖权,并通过这一权力来维护土地的所有权地位。同时,周替代商之后,不再是一个地方性的族群,拥有着广土众民的国家。地域关系超越了血缘关系,并需要通过建立在地域关系的公共管理机构行使全国性的管理,包括土地所有权的维护。但是,周对这样一个新的地域治理缺乏足够的准备,而是沿袭着原有的血缘氏族组织的机制进行地域性治理,当时也没有足够的国家能力建立由税收支撑的公共管理机构来行使直接所有权。

  

   与此同时,周的先贤以血缘和道德化的思维对待分封的诸侯,对土地只有分出而未有收回的制度设计。在吴稼祥看来:分封制“对于中央政府,一次性丧失了三样东西:对诸侯领地的直接支配权和受益权(除了每年或每几年授受诸侯进贡的礼品)、对领主的更换权(领主世袭)以及对军队的直接管辖权。”这一理解固然不错,但未从周的先贤的血缘性思维去还原性理解。

  

   周人深深浸淫于血缘家庭思维。从家长的角度看,财产分给孩子后,就不可能重新收回。孩子不孝敬家长,家长也无法更换孩子。所以,在中国传统家庭里,老人轻易不会分家。只是周的先贤没有意识到,国家毕竟不同于家庭。周王室将土地分封给诸侯之后,试图依靠血缘和道德来维系,而大家长的权威来源便是血缘和道德。殊不知,亲情反被亲情误,道德反被道德误,大家长为亲情和道德所绑架。

  

   土地分封给诸侯之后,大家长失去了对土地的控制权,如果诸侯不能听命于天子,天子没有收回土地的正当性。这是因为,土地可以收回,血亲却不可以收回。没有了血亲,大家长治理的基础就缺失了。地域关系严重受制于血缘关系。地域关系产生的是明确的契约,亲情关系产生的是模糊的情谊。而情谊会因为利益而侵蚀。“在分封制条件下,诸侯国对王室的财货缴纳,并不依据土地大小,也没有确定的常数定额税,而是‘贡品’性质的定时不定量进献。所谓诸侯来朝,其实质意义就是诸侯来‘进贡’不定量的财货珍宝。若是诸侯不来朝,也就没有额外的财货进贡了。”

  

   周王室因为财政困难,试图通过清查包括诸侯领地的人口来获得收益,但遭到强烈反对。这是因为诸侯获得分封的土地后,直接占有和经营,是利益的直接获得者。尽管地方诸侯作为被封者要纳贡,尽义务,但是地方诸侯有土地的直接经营权和人民的直接管辖权,有公共机构,形成国中之国。久而久之,自以为是主,地方诸侯对土地的占有权就会固化。所有权与占有权的两权分离带来的是利益分离。

  

   周王室与诸侯是一种血缘亲戚关系。这种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基于过往的情感,而不是基于未来的权利与义务的契约关系。它很难预见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从而政治上陷于被动。在周的分封制中,土地与人口是一体的,授土与授民并存。然而,土地是相对固定的,人口却是不断增长的。周王室尽管拥有着最多最好的土地。但是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均土地占有量还是会减少。根据宗法和分封制,五世迁宗,自立门户,授土授民。由血缘延续无限分配,最终分无可分,土地的收益也会日益减少。

  

   正如吴稼祥所指出的:“王室的领土从周公定疆之后,不增;因王室小宗代代分封,只减。减少的速度,决定每代国王生子多少。这样,有直接收益权的王土,就像是沙漏里的沙子,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年减少,总有枯竭的一天。”周王室作为大家长,为了维持最高层次的礼仪,开支特别大,仅仅依靠诸侯的有限纳贡,财政日益困难。

  

   而诸侯获得了分封的土地之后,并不是没有道德义务感。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地方诸侯同样面临着有限土地与无限人口的矛盾。根据宗法和分封制,诸侯也要向下一个层次授土授民。分到一定时候,与王室一样,也会面临着分无可分的境地。显然,没有土地,就没有统治的基础。如此会造成两方面的结果:

  

   一是政治关系因为无地可分而日益脆弱。“血缘权威需要不断供血,也就是国王和诸侯要持续把土地分封给不继承王位的小宗们。可分封的土地一旦耗竭,血缘权威的脐带失血,小宗们就从宗法体系上自动脱落。”

  

   二是地方诸侯试图通过开拓,获得新的土地。而新开拓的土地收益则更多的为开拓者所拥有。

  

   为了应付土地有限和人口增长的困难,周王室希望开拓新的土地。但王室的力量有限,需要借助地方诸侯的力量。这种共同开拓获得的土地不可能完全由王窒所有,王室也缺乏行政机关来直接管辖。地方诸侯在开拓中不仅希望共同分享土地的所有权,而且因为与开拓的土地更为靠近,所以能够获得更多的土地收益份额。

  

   这一格局造成的结果是,周王室的土地日益减少,地方诸侯直接控制的土地日益增多。最后导致周王室只有依托于地方诸侯。特别是在西周灭亡,王室失去了自己直接的领地之后,东周王室已成为没有土地支撑的空架子。

  

   周人开国分封,是实有的土地和人民。但随着周王室的衰落,没有实体的土地能够分封,更多的是利用王室权威进行象征性的分封,也就是封的只是一个名义。能否实际获得这一封地,还得依靠被封者的能力。西周灭亡时,依靠秦人相救,周王室勉强延续下来。秦本属于边缘性族群,只是救助王室有功,才得到周王室的分封。但是这一分封只是一种名义,还需要秦自己争取封地的实际控制权。“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这种关系已不是血缘亲戚关系,而是利益交换关系了。交换关系很难有忠诚可言。何况王室可供交换的只是一种名义和象征。这种象征性权威终究是不可持续的。周最后灭于秦,与秦建立之初就缺乏对周的亲密和忠诚密切相关。

  

   周的先贤实行“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但是,亲情因为利益关系和空间距离受到稀释,原有的重要的同姓诸侯国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是异姓。他们与周王室非亲非故,也无“屏周”的责任感。特别是当天子“失德”时,更加速了诸侯国的离心运动。

  

   周是以经济相对落后的“小邦周”为基础统治广大地区的。“较落后的周人为控制先进的东方的土地人民,只得保存各地的氏族统治,与这些氏族势力分享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实现了血缘与地缘的整合。”但这种整合是不牢固的。原生的东方氏族不会轻易臣服于周王室,具有极强自我复制能力的血缘团体的成长会不断弱化与周王室脆弱的地域联结。即使是周王室在接近东方的地方再造一座都城,也无法改变东方氏族对周王室的离心走势。

  

   周的分封建立在血缘差等基础上,依照与周天下的远近亲疏关系进行分封。这种差等式的分封必然带来差等式的认同。先是异姓诸侯离心离德。“非我族类,必有异心。”(《左传》成公四年)后是一些边远地域的方国部落日益希图摆脱周王朝的控制。西周中央王朝多次与南方楚国发生战争,甚至造成周昭王“卒于江上”。

  

   土地是国家存续的基础,有土才有权。当周王室失去了对土地的控制,其统治权威便难以维系了。

  

   周朝国家形态在中国的国家产生和演进中具有重要地位。它第一次将保民爱民的道德与天命相联结,赋予政治统治者利天下的历史使命感;第一次将政治统治者作为爱民如子的大家长并要求其承担家长责任;第一次运用血缘宗法制塑造出“天下一家亲”的格局;第一次将血亲关系与地域关系联结起来,运用分封制建构起一个统一的东方大国。这都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只是这一境界来自久远的血缘道德,无法适应作为地域关系产物的新型国家的需要,其中内含着理想与现实的悖论,以至西周之后进入到春秋战国的大分化时期。但是,周人的政治自觉及其智慧具有穿越时空的长久意义,大思想家孔子的理想国便是“从周”。

  

  

   徐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研究。

   杨海龙,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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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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