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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 杨海龙:历史政治学视角下的血缘道德王国

——以周王朝的政治理想与悖论为例

更新时间:2020-03-12 19:34:40
作者: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杨海龙  
周王对天下土地的所有权以都城为物质表征。周有两个都城。除在周的原生区域兴建有都城以外,还在东边的河洛建立都城,目的是行使对天下土地的所有权,便于整体性控制。

  

   周王作为“大宗”,根据亲近差等关系进行分封。

  

   其一,周王对最亲近的,包括作为第一层级的“小宗”进行分封。

  

   其二,诸侯在自己的领地内仿照上一层分封原则进行再分配。

  

   其三,卿大夫在采邑内是大宗,通过采邑收租。族人聚集共同生产生活。

  

   这种层级分配使获得封号的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来源。“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礼记·礼运》)这一制度便是宗法封建制。

  

   分封建国制度使得每个人都能有土地供养。这与家庭财产“诸子均分”的总体原则是一致的。但国家毕竟不同于家庭组织,分封建国体现了层级分配和等级不对称的原则。周王作为主权者将土地分配给下一层级的人,下一层级的人要对周王尽义务。这些义务包括:纳贡、定期朝见天子、保卫天子、听从天子号令。诸侯与周王是臣属关系。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相对应的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国维指出:“周公分封,天子正式成为诸侯的君主,王权得以提升。”授受分封的诸侯,共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

  

   王臣是政治的上下关系,与基于血缘的宗法上下关系是一致的。在血缘组织内是“大宗”与“小宗”;在国家组织内是“王”与“臣”。因此,分封建国反映了血缘与地域合为一体、社会与政治联为一体,型塑的是一种层级宗亲地域政治体。

  

   周王朝的地域治理方式是将血缘关系与地域关系融为一体,反映了刚从氏族社会走出的国家成长初期的特性。而且由于周作为农业民族,保留了较多的血缘氏族组织的特性,这是人类历史复杂性的表现。冯天瑜等人指出:“西周去古未远,氏族社会遗迹甚深,血缘宗亲纽带对维系国家统治至关紧要,所谓‘捍御侮者,莫如亲亲’,故血亲分封是确保宗周社会稳固的不二法门。西周的封邦建国实现了姬姓为主的贵族阶层、被征服的臣仆、封地土著三种人的结合,突破了纯粹的血缘组织框架,故又是对殷商氏族联合国家的一大提升,封土之制较之以往仅以氏族立邦是一大进步,体现了定居农耕文明(土地为其基石)主导地位的正式确立。”

  

   周王朝正是通过寓社会、经济和政治于一体的依赖依附关系,实现了国家政权与人口、国家政权与地域的紧密联结。这种联结对于一个尚远未能垄断全国性合法暴力的小政权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钱穆先生认为:“西周三百年历史,最重要者为封建政体之创建。”中世纪欧洲血缘与地域的合体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才能实现,更大范围地域的四分五裂是伴随物。所以,周王朝运用血亲和分封形成统一的大国,世所罕见。

  

三、血缘道德王国的内在悖论


   周依靠血缘关系,将一个地域规模日益扩大的国家统一为一个整体。但血缘关系毕竟难以承受如此重任。周的先贤设计的愿景蓝图愈是美好,现实愈难实现。周朝分为西周东周,便是血缘道德王国从顶峰走向衰落的过程。“分”成为这一过程的主题。

  

   (一)大家长再失德:人心分离

  

   血缘共同体的维系依靠的是共同体的一致性。氏族社会实行民主制,便在于只有所有氏族成员的共同参与,氏族整体才有可能维持。因此,它的首领“站在社会之中”,能够获得“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

  

   而国家不同于氏族组织的本质特征是拥有特殊的公共权力,也就是强迫性手段。周人通过建立王朝获得这种强迫手段的好处,也经历和见证了这一强迫手段的坏处,这就是拥有这一强迫手段的王者“失德”而“失民”,“失民”而“失权”。夏因为“暴桀而亡”,商因为“纣乱而亡”。作为“其命惟新”的周能够打破这一历史宿命吗?周试图“以德配天命”,要求作为大家长的国王必须有德、守德,有德才有天下,守德才守天下。

  

   历史未能让周的先贤如愿。作为天下大家长的周王自数代以后便开始偏离先王之道,而且愈偏愈远。先是周穆王滥用武力,将犬戎推成敌对的一方,使之成为最后灭掉西周的力量。后是周厉王“好利”,独断专行,暴虐无道,引起国人造反。造成西周完全衰败的则是周幽王。

  

   西周总共十二王。除开国之王外,平平者居一半,严重失德者在1/3以上。大家长的表现与周的先贤们所期待的大相径庭。其实这并不是周所特有的现象。夏、商有德有作为的王也不多。但夏、商除开国君王以外,还有过若干有作为的君王,出现过所谓“中兴”,如著名的夏“少康中兴”、商“武丁中兴”,而周连像样的“中兴”都没有。

  

   从夏、商、周三代来看,均是开国君王有所作为,有很高的威望,之后的王每况愈下,其间虽偶有两个有德之王,但总体趋势是向下行。作为大家长和天下道德表率的国王屡屡失德、失人心,最后失天下。这成为夏、商、周三代,以至于后世反复出现的政治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能简单地归之于个人品质。失去政权的王的个人品质不是没有问题,而是问题非常严重。但深刻的原因是国家权力的特性及其背后的关系机制。

  

   国王的产生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家长制。家长制的基本特征是家长权力的至上性、家长地位的不可替代性和家长权力传递的世袭制。这一机制能够保证权力的稳定行使和持续运行,不会有其他人参与对家长地位的竞争。但是,这一机制对个人的品质要求高。当家的人如果有德有为,家可以兴,反之便会败家。国王作为天下大家长,拥有与一般家长所不同的巨大强制手段,对个人的品质要求更高。开国君主历经了王朝兴替,是在艰难的竞争中奋斗而出的,深知打江山之艰难、失江山之容易,因此大多能够励精图治或者能够谨慎使用权力。

  

   但权力的世袭制使得后任者凭借的是血缘关系先赋角色获得权力。嫡长子继承制排除了权力竞争,有利于权力的稳定传递,但也将有作为的人排除在最高权力拥有者之外。商朝的兄终弟及,最高权力拥有者的选择范围大一些,但因容易造成恶性竞争而被废除。周武王早逝,周公有能力,但只能辅政,而不可替代。“王位嫡长子继承制的确定,避免了由于争夺最高权力而造成的王族内部相互残杀,保证了姬姓家族占据最高统治地位的稳定和团结。”但嫡长子继承制所产生的君王,其权力是血缘先赋的,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正统性和优越感,这也十分容易造成权力滥用。

  

   作为开国君王的周武王从商的灭亡也意识到权力任性的可怕,“殷鉴不远”,因此“自夜不寐”。周的先贤试图通过“德配天命”,以道德来破解这一历史难题。但这只是美好的愿望,作为“德配天命”的先王之子,有与生俱来的基因和血统,理所当然会继承父业,秉承父命。他们没有意识到国家这一特殊公共权力对人的诱惑、对人性的腐蚀,没有意识到“暴桀”“商纣”同样是伟人之后,由此也不可能设计出一种体制来控制权力。当然,这种权力控制体制又是与家长制权力本质是根本冲突的。

  

   当然,周先贤的政治设计从根本上说,受制于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关系。农业生产是家长制的温床。一家人为单位在一块固定的土地上重复性劳作,不断再生产出血缘关系及家长制,与具有流动性的谋生方式有所不同。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谈到海洋文明时说:“跨海迁移的第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同种族体系的大混合,因为必须抛弃的第一个社会组织是原始社会的血族关系……跨海迁移所产生的一个成果……是在政治方面。这种新的政治不是以血族为基础,而是以契约为基础的……同伙的感情会超过血族的感情,而选择一个可靠的领袖的办法也会代替习惯传统。”古希腊能够率先以地域和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城邦组织替代氏族组织,得以产生出世界最早的民主制度,与其海洋文明有关。随着蛮族的入侵,希腊民主制度也随之消亡。到了中世纪,血缘关系及其相应的政治体制得以生长并长期延续。

  

   因此,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及其家长制长期存续,构成了国主家长制的社会基础,之后长期延续。中国政治也将反复上演夏、商、周三代兴亡更替的故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处于血缘关系之中的国家宿命。

  

   (二)亲情五世而淡:人情分离

  

   周的先贤将天下视为一家,将天下人视为一家人,天下一家亲。这是一种美好的意愿,周并试图以宗法制度加以固守。但是,周毕竟已不是“天下为公”的远古时代了。以宗法制度固守亲情非常之难。

  

   血缘关系区别于其他关系的突出特点是因为原生于家庭并共同生活产生的亲情。宗法制度与其他制度不同的是有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但生命生产是一个男女不断结合又不断再生产的世代更替过程。世代更替过程也是人们由亲到疏的过程。从人的生命年岁看,多至五世,即五代同在。从本人算起,有父、祖父、曾祖、高祖。五代人视为亲人,通常称之为“五服”。“五服”本是周朝的一种理想政区制度。“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国语·周语》)“五服”又指五种孝服,有先人去世,人们穿着不同颜色的服装,以区别辈分。由此推断,从血缘关系看,“五服之内为亲”。凡是血缘关系在五代之内的都是亲戚。五服之后则没有了亲缘关系,可以通婚。

  

   宗法关系也注意到了五世之别。“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五世而迁之宗,在继高祖者也”(《礼记·丧服小记》)。血缘关系由近到远,经历了五代之后,亲情便由浓到淡。人与人依靠亲情联结的纽带也会松驰,从而产生人情的分离。这是宗法制度难以解决的问题。

  

   血缘关系产生的亲情除了生命的共同起源以外,还在于朝夕共同生活,从而构成一个相互依存、难以割舍的情感共同体。滕尼斯指出:

  

   “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我们这样认为)被理解为在共同体里的生活。”

  

   “事实上,唯有血缘的亲近和混血,才能以最直接的方式表现出统一,因而才能以最直接的方式表现出入的共同意志的可能性;首先是空间的接近,最后——对于人来说——也是精神上的亲近。”

  

“亲属和夫妻相亲相爱,或者容易相互习惯:往往乐于一起说话和思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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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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