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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 杨海龙:历史政治学视角下的血缘道德王国

——以周王朝的政治理想与悖论为例

更新时间:2020-03-12 19:34:40
作者: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杨海龙  
随着对渭河平原的开发,周地一举成为最早的农业发达地区。周地虽距离政治中心较远,但农业条件更优越,这为周的崛起提供了基本条件。这是因为“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由于周地属于后开发地区,生产力水平不高,周人必须共同劳作共同开发。由此使得原始氏族时代的共产共享制得以保留下来。在共同的农业生产活动中,人们聚族而居。将族人联结和凝聚起来的纽带便是血缘关系。定居农业的重要特点是可以并需要不断再生产出血缘关系。这种关系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团结,强调群体性和整体性。原始氏族时代“天下为公”的意识传承下来。这便是周人反复强调的“笃仁、敬老、慈少”。

  

   周得以产生“德配天命”的使命感,在于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道德自觉。

  

   周人深受“失德”的痛苦,亲眼见证了商的兴衰存亡,并将之归因于“失德”,而“失德”必“失民”,“失民”必“失国”。周灭商,取得了统治权,但“殷鉴不远”,是否会重蹈覆辙?这是周的首领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这一忧患意识产生了道德自觉。“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史记·周本纪》)。反复思考的结果便是要保江山,必须“保德”。“德”便是恤民、爱民、保民。保民才能保德,保德才能保江山。

  

   周靠德而兴,也得靠德而保。只有“德”才能与天命相配。这就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周的先贤希望以基于爱民、惜民的“德”统一人心。依靠这种“德”,承继远古时代天下为天下人的天下的美好愿景。

  

   (二)父爱威权:国主家长化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维新的使命便是必须通过“怀德”,爱民、保民,以巩固国家政权。这一理念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这就是周人在长期的家族共同生活中形成并延续下来的家长意识。

  

   与夏商相比,周人的政治意识有两个鲜明特征:

  

   一是从延续久远的传统生活寻找依据,

  

   二是对传统生活资源进行加工,提升到国家政治层面,具有强烈的政治自觉和规划设计意识,努力寻找为政之道。

  

   周人的先民很早产生家族,这从其家长地位的传承便可以看出。但是,周人从事农业活动,长期面对异族的侵扰,因此聚族而居,其生产和生活方式具有典型的家长制公社的特点。这也使得该群体能够“笃仁、敬老、慈少”。这种只有“天下为公”时代才有的群体道德,不是周人天生具有道德感,而是他们的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赋予的。这种群体道德表现为超越“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核心家庭的爱,而是更大群体的爱。这一群体便是有着共同祖宗的宗族。宗族是家庭和家族的扩大,是由共同的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更大的共同体。其存续机理与家庭相同,这就是要保障每个成员都能够存活,感受到共同体的温情和保护。

  

   周人的“先王之德”的实质便是来自家长和宗族长对所在成员的爱护。在周人看来,正是依靠这种父爱,才形成了巨大的感召力,产生出让人自愿服从和追随的权威。因此,周获得政权之后,一定要继承先王的父爱,将天下视为一家,将天下人视为自己的家人,要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对待子民,即后世所归纳的“爱民如子”。国家因此成为扩大了的家庭,国王因此成为扩大了的家长。在一家是一家之主,在国是一国之主。这就是所谓“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尚书·洪范》)。

  

   国由家而来,一国之主由一家之主而来。国王作为国家的大家长,要对所有子民负责,包括养育子民、开疆拓土、保家护民等。要实现这一使命,履行这一责任,必须有相应的权力,没有集中的权力便难以承担爱护所有子民的责任。

  

   当周获得国家政权以后,使对土地的占有和支配权视为最重要最核心的权力。与夏、商一样,获得了政权,就意味着获得了为政权所管辖的土地所有权。只是周对土地所有权具有强烈的自觉意识。在周统治者的意识里,土地所有权、国土的支配权与国家政权是同一的。获得了全国性政权,便获得了全国性土地所有权和领土支配权,这便是所谓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中国的这种土地所有方式曾经引起后世学者的高度关注。具有代表性的便是马克思概括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是从原始氏族公社脱胎而来,土地公有,并渐次发展为土地国有。在马克思看来,“土地公有制基础上村社的形式,这种村社在中国也是原始的形式”。“在亚洲那样,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土地由原始公社所有发展到国家所有,土地所有者同时是领土主权者是亚洲社会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国家形态的突出特征。中国的周朝最为典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是最为形象的概括。

  

   周王作为全国子民的大家长,最重要的财富便是拥有全国的土地。只有拥有溥天之下的土,才能养育溥天之下的民。土地国有,实质上是土地王有。正因为如此,德国学者韦伯将中国视为“家产制国家”。家产与国产、家长与国王是混同一体的,只是规模不同而已。国王是国家的人格代表,拥有着对土地的终极所有权。自远古以来,人类日益走向“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只有将土地集中于大家长手中,由作为大家长的王安排,才有人心统一的物质基础。

  

   (三)宗法制度:人口宗亲化

  

   人民是国家的核心要素。而在大家长的眼里,人民都是自己的亲人。这些人分散各地,要生活,有利益,也会产生冲突。如何组织民众、调节冲突呢?从氏族公社进化而来的周人,将天下人按照血亲关系组织形成血缘性秩序,从而有了宗法制度。

  

   宗法制度是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以血缘关系分配其地位与权力,从而形成世袭等级统治的制度。其特点是宗族组织与国家组织合二为一,宗族次序与政治次序合二为一。

  

   在原始社会末期,血缘关系组织发展到父权家长制。这一制度终结了“知母不知父”的时代。这是“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深刻的革命之一”。嫡长子继承产生于父权家庭。但由于一夫多妻,特别是随着世代传递,家庭成员越来越多,会形成由不同个体家庭组成家族,再因为共同的祖宗而由多个家族组成宗族,以此类推。这种血缘关系具有很强的扩展性和延续性。组织规模愈大,次序愈重要。

  

   嫡长子继承制只是解决了父权地位的传承问题,是最核心的制度,但还远远不够。由这一核心制度扩展为更大血缘组织的宗法制度。周将这一血缘制度复制到国家组织中,运用宗亲关系实现社会的联结,并形成一个多层级有序的整体。这种宗亲关系从横向看,每个层级都有“大宗”与“小宗”之分;从纵向看,上一层级对于下一层级又有“大宗”与“小宗”之分。

  

   除了纵向逐级确立“大宗”“小宗”以外,周严格规定异姓通婚。这来自久远的传统。“在氏族制度下,家庭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组织单位,因为夫与妻必然属于两个不同的氏族。”周人保留了较多的氏族传统,将异姓才能通婚作为一种国家制度确立下来,“同姓不婚”。通过异性联姻方式将不同姓的人也联结起来,由此推延,亲戚范围不断扩大。正如范文澜所说:“各国间同姓既是兄弟,异姓又是甥舅,彼此都有血统关系,可以减少些纷争。天子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称异姓诸侯为伯舅叔舅。用亲昵的称呼,来团结众诸侯。”

  

   宗法制度实质上是父权制家庭的放大。不同层次的“大宗”是不同层次的家长,低层次从属于高层次,最后从属于最高层次的大家长,即周王。通过这样一个层级网状结构将所有人都整合进来,用血缘关系将人们联结为一个整体,“惧其散而无统”。从血缘关系的角度看,所有人都是亲戚,是周这个大家族的一员,统属于周王这个大家长的管辖。通过血缘关系将人联结为整体是氏族公社制遗留下来的传统。马克思认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

  

   周保留了氏族公社制的传统,因而运用传统资源解决“散而无统”的问题,由此也奠定了大一统国家的基础。

  

   血缘关系是一种人与人相互依赖且具有次序性的关系。这种人的依赖关系产生了人身依附,任何人都不可以离开这一关系,否则便成为无祖无宗、无亲无戚之人,也就不成其为文化意义上的人了。周将日常生活世界的宗法关系引入国家状态,形成宗法制度。它受长期历史形成的血缘关系所决定,也是周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借用血缘宗族资源再生产出来的政治制度,即宗主与国主同一,宗法与国法同一,族权与政权同一。在周朝的治理者看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所有人都是有拟亲人,要像亲人一样“笃仁、敬老、慈少”,“天下一家亲”。有了这样一个理想的道德世界,自然可以“保世以滋大”。天下人都统一到亲情网络之中。

  

   (四)分封建国:宗亲地域化

  

   周取得政权以后,如何对溥天之下的“土”进行治理,便成为重大事务。与通过基于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联结溥天之下的人一样,周是通过基于血缘关系的分封建国来联结溥天之下的土。它不是按地域关系划分行政区域,实现对民众的行政联结。这是因为,周保留了大量氏族公社传统,国家承担爱民保民的强烈政治使命。周王将自己视为对天下人负责的大家长,具有共建共享的理念。而获得国家政权之后的周,已不是“小邦周”了,拥有着比过往大得多的土地。而这些土地上居住着不同族类的人群,即“华夷杂居”。周王是溥天之下土地的所有者和主权者,但他不拥有直接管理溥天之下土地与民众的统治能力,周因此选择了分封建国的制度。

  

   分封建国是从血缘氏族组织脱胎而来,根据血缘宗法关系的差等原则分配领土,实行多级治理的国家治理制度。这一制度发源于夏,明晰于商,成熟于周。钱穆先生认为:“夏、殷之际,虽已有共主、诸侯之名分,然尚不能有如此强有力的建国形势,故曰封建制度起于周代。殷以前所谓诸侯,大体仅为部族,不能如周室封建各国之文化规模耳。”周的封建制度与宗法制度相配合,目的是建构一种血缘与地域关系紧密结合的地域结合体。

  

   分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分配制度。分封的主体是作为大家长的周王。周王是唯一的主权者,根据血缘宗法差等和名号原则进行分配。分配的资源除了领地以外,还有领地上的人,所谓“授土授民”。

  

周王是天下“大宗”,既是所有土地的主权者,是天下共主,代表整体利益,又直接占有和管理大量土地。其数量和质量都属于最高等次。据估算,周天子直接控制的土地达整体的1/8。(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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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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