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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中美贸易战将会导向何种基本结局:规模经济和市场保护效应的分析

更新时间:2020-03-12 13:08:50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摘 要:毋庸置疑,贸易战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冲击,甚至会改变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和方式,进而会降低中国大众的经济收入和福利水平。但同样,贸易战也会对美国经济发展造成冲击,甚至还会更大幅度地降低美国大众的经济收入和福利水平。究其原因,自由贸易本身就是相互的,贸易剩余为双方所分享,而且强势者所分割的贸易剩余往往更大;进而,无论从低级产品的买方市场还是从高级产品的卖方市场角度上说,美国都是强势者,从而从中美贸易中获取的交换利益也必然更大。为此,我们就需要深入剖析美国在中美贸易中之所以出现巨额而持续的贸易逆差之原因,由此才可以找到真正有效的解决之策。

  

   【导读】基于规模经济和市场保护这两大维度,可以更清楚地洞悉中美贸易战的基本结局。一方面,在规模经济方面,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依赖于显著的规模经济,从而依赖于开放的国际市场;与此不同,中国企业的规模经济则相对较小,庞大的国内市场往往能够支持其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在市场保护方面,美国的市场保护主要是国别选择性的,目的在于获得更多的交换收益,而不是促进本国相关产业或企业的发展;与此不同,中国的市场保护主要是产业或产品选择性的,目的在于促进本国企业或产业的生存和发展,进而通过促进生产力的提升而赢得未来的竞争优势。显然,这两点意味着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必然难以持久。同时,从必要性和可行性两大维度看,中国也应该且可以对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及其极限施压战略进行有针对性的还击。一方面,在必要性方面,如果不进行还击,中国将不仅失去越来越多的交换价值,而且生产力也无法获得实质性提升。另一方面,在可行性方面,庞大的国内市场、已有的技术进步基础以及技术的高度流动性都为中国的自主创新和构建高新技术产业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显然,这两点也启迪中国积极应对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及其派生出的其他冲突。

  

   一、引言

   如火如荼的中美贸易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和军事等各个层面的矛盾和冲突,涉及严峻的社会现实和理论学说。例如,保护主义的政策而言,涉及重商主义基于交换利益的全面保护和历史学派基于生产力提升的局部保护以及发展经济学基于贸易条件的多变保护;就自由贸易的认知而言,涉及基于比较优势深化的合作共赢和基于比较优势转换的收益逆转;就知识产权的保护而言,涉及基于科学特性的开放和基于创新激励的保护以及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国内外差异政策,等等。显然,基于不同为何的目的,我们可以对当下的贸易战进行不同的解读,由此也就引起当下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争论和争鸣。在这纷纷扰扰的争论中,中国又该如何应对这场贸易战呢?这就要回到贸易战的根本症结和目的。面对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中国是接受其开出的条件还是进行适当还击,根本上就取决于它对中国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会带来何种影响。也即,何种策略最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

   实质上,这也就关乎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比较优势或企业竞争优势究竟是如何决定的?一般地,产业比较优势或企业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要素禀赋、技术水平和规模经济这三大要素,将三者结合起来就可以形成对产业比较优势以及企业竞争优势进行分析的基本框架,这也就是国际竞争优势原理。[①]同时,由于生产方式和时空环境的不同,这三大因素在构成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中的比重往往会有所差异;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化生产的扩大,技术水平和规模经济对产业或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所产生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②]显然,基于技术水平和规模经济这两大视角,我们就可以对时下中美间的国际竞争优势以及中美贸易战的博弈势力进行深层次的剖析;进而,结合中美两国在市场保护上的特征剖析,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地揭示贸易战所衍生的收益效应和发展效应。为此,本章从规模经济效应和市场保护效应这两大维度对中美贸易战的基本结局做学理性分析和前瞻性判断,进而也就可以从必要性和可行性这两方面对中国应对贸易战提出明确而具针对性的策略和政策。

  

   二、基于规模经济效应的分析

   一般地,行业的规模经济差异具有这样的特性:行业的技术水平越是先进,它对规模经济的依赖性往往也就越强。其基本原因在于,技术研发和应用需要投入大量的(固定)成本,这些成本只有在大规模生产中才容易得以有效分摊;否则,产品的价格必然会非常高昂,以致只有少数人才买得起,进而也就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基于这一逻辑,我们就可以明白:(1)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往往规模较小,甚至单干的家庭经济在现代社会依然存在;(2)资本密集型的制造品工业往往规模较大,不仅单干已不再可能,而且规模小的企业也越来越难以在开放经济中生存;(3) 技术密集型的现代IT产业则往往拥有巨大的规模,它需要依凭一个开放的国际市场,甚至往往也是发源于一个规模较大的经济体。进而,正是基于规模经济差异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对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做清晰的后果分析:只要应对得当,中国不仅可以化“危”为“机”,甚至还会促成中国相应产业的茁壮成长和相关企业的华丽转变,进而还会带来全球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动。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两方面加以阐述。第一,中国经济中的很大一部分是规模经济不显著的农业和加工工业,相应地,这些产业离开美国市场甚至国际市场照样可以生产和生存;其麻烦只在于,由于市场需求下降而不得不减少生产,进而也导致收入下降。与此不同,西方国家尤其美国的经济几乎都依赖于具有显著规模经济的重工业和IT产业,即使农业也主要依赖规模经济(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才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相应地,这些产业离开中国这一庞大市场将难以维继,或者因为需求下降而导致价格显著上升,而搬入美国国内进行生产则更会导致生产成本高得离谱。第二,即使像汽车、飞机、高铁、船舶、机床等大型制造业以及华为、腾讯等IT产业而言,中国自身也有足够大国内市场以支撑其发展;进而,如果抓住时机排挤出先入的跨国公司,那么,就更是为国内企业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与此不同,美国企业——无论还是制造业的波音、通用还是IT产业的苹果、高通等——往往都严重地依赖国际市场,甚至生产上也深度地嵌入在国际分工链中;相应地,如果失去中国这一庞大市场,这些产品的成本和价格将明显飙升,导致这些企业往往也就只能诉诸出售技术而非出售产品才能生存下去。事实上,随着跨国公司的企业规模、产品价格以及企业利润持续提升之后,连锁锚定效应将使得它的各种成本也变得非常高;相应地,一旦市场需求受到抑制,进而利润出现显著下降,这就会危及它的生存,很多大型企业的倒闭和破产都是源于某些偶然的市场因素。[③]

   为了更清晰地认识这一发展情势,又需要剖析当下的国际市场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既有的国际协议和规章,也源于市场开放的全球化经济这一情势,中国国内市场的一大部分已经为发达国家的企业和资本所占据,而这种先入优势已经显著地限制和阻碍了一些领域的本国产业发展和本土企业成长。但面对这一情形,中国也不得不接受,进而只能在维持这种现状下寻找其他发展本国产业和企业的途径;否则,如果中国采取明显违反现有国际规则的措施,就会触犯众怒,不仅失去道德上的支撑,而且会引发世界各国的联合惩罚。更不要说,鉴于中国经济发展带给世界的压力,发达国家正时刻在寻找中国违规的证据并以此为借口来设置障碍以阻止中国加入某些普惠性协议和机构。不过,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却给了中国将这些先占企业排除出去的有利机会和正当理由。事实上,既然美国已经完全不顾既有的国际规则了,中国当然也就可以顺势采取更大力度的措施将特定产业的一些企业尤其是美国企业排除出中国市场,由此来为这些产业中本土企业的发展和壮大腾出或扩大市场空间;而且,即使中国的报复对其他国家造成了不利影响,但既然是美国“不仁”在先,国际社会的批评声浪也会将矛头主要指向特朗普政府。

   当然,现代制造业和IT产业发展不仅需要市场,更需要技术。显然,特朗普政府发起贸易战的核心也就在于阻碍中国技术的获取和进步,甚至限制中国企业对既有国际技术的使用和推新。问题是,特朗普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吗?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流动性最强的恰恰就是技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又如何限制?一般地,美国技术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发展和领先,首先就在于拥有大量的高科技人员;进而,美国之所以能够集中如此多的高科技人员,又是源于全球化的国际分工,就此而言,特朗普政府试图打破目前这种国际分工,自然也就会导致高科技人员的流散。对此,我们可以做这样的逐层思考:高科技人员为何会集中到美国?在很大程度上,高科技人员之所以愿意在美国或美企工作,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在于,美国或美国企业能够给予高额薪酬;进而,美国或美企之所以愿意付给他们高额薪酬,又在于他们的研发成果能够迅速转化成产品并销售到全球,从而给企业带来高额利润。由此,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思考:如果美企失去了中国这样的庞大市场,又会是怎样一副情形呢?一方面,由于市场的缩小而规模经济变小,企业的利润必然下降,进而企业也就不会花费如此高薪聘用研发人员;另一方面,由于巨额的研发成本无法通借助大规模的生产而得到即时消化,那么,技术更新和新产品推出的周期必然延长,进而企业也就不愿供养这么多研发人员。也就是说,贸易战持续下去的必然结果是,美国企业对研发人员的需求逐渐减少,进而研发人员的工资也会明显下降。

   为此,我们又可以思考:面对薪酬的下降甚至工作的失去,这些研发人员又会怎么办?理所当然,他们会积极寻找更好的出路。此时,愿意高薪聘用的中国企业就很可能会成为他们的合理选择,更不要说,这些科研人员中还有一大批怀抱“祖国情感”的华裔。美国政府总不能再次限制这些人员流动吧?要知道,人员流动是西方社会最为看重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当然,唯利是图的特朗普政府也可能会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而不顾所谓的人权和自由,特朗普政府确实也已经采取了非常规措施来限制中国人甚至华裔在美国从事高新技术的学习和研究。问题是,如果听任特朗普政府作为的任意持续,美国还能在多长时间里保持科技繁荣和技术领先这一局面呢?这涉及另一个层次的问题:美国或美企何以能够拥有如此高强的技术水平和创造力?根本上说,这正在于美国是一个相对宽松和自由的移民社会,它吸引了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尤其是科技工作者。但是,研发的投入和科技的繁荣又是建立在开放而自由的学术环境之基础上。但试想,特朗普所推出的充满猜忌的政策或禁令又会产生何种后果呢?它刻意地排除这些高智力人士,或者让他们感受不到信任,进而也就缺乏归属感,这最终必然会危害甚至瓦解美国社会的科技和创新基础。[④]

最后,我们还可以思考贸易战可能带来的最为极端情形:中美贸易完全中断,中美经济脱钩,学术交流和人员流动完全中止;进而,由于美国把持和控制了众多领域的最新技术,中国社会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就几乎只能(全然)依据自力更生和自主创新的方式。基于这一预测,一些新古典自由主义者就宣称:中国对美国进行还击的结果将重新退回到改革开放前的那种闭关锁国的状态。显然,这些危言耸听的言论特别容易触动社会大众的神经:一方面,时下中国人正享受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不断提升的经济福利;另一方面,很大一部分人对改革开放前30年的贫穷落后生活依然心有余悸。问题是,贸易战的结局果真会如新古典经济学人所渲染的那样悲观吗?显然不会。这有两方面的现实理由:第一,与美国贸易的中断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会与世隔绝或重蹈闭关锁国之路,因为中国依然可以与美国之外的发达国家进行经济、贸易、文化以及技术等领域的交往,而且,这些领域的交往甚至还会得到进一步扩大,更不要说中国依然拥有广泛的亚非拉市场;第二,更重要的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已经完全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段时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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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察网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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