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 ：著名的现代化研究专家 （雁栖湖）健康发展论坛执行主任，京张冬奥研究中心主任
一． 感恩
感恩是一种美好的品德，是一种不忘他人恩情的人萦绕心间的情感。“感恩”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感恩”实际是对他人的尊重。一个不懂感恩的人，严格说，不能称作完整社会学意义上的人；一个不懂感恩的民族，也一定不会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感恩实际是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例如，我们向那些努力工作，牺牲自我、负重前行的人感恩，实际是对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士一种情感上的回报，是一种人文关怀。只有懂得感恩，社会才能明是非，辨善恶、识好歹，知良莠，国家才有明确的发展方向，人民才会有前进的动力。
2019年12月初武汉发生的新冠疫情演变至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截至3月5日24时，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552例，累计死亡病例3042例。为应对这场疫情，党和政府调动了全国的医疗资源，很多人英勇牺牲，14亿中国人共同参与并见证了防控疫情的历史时刻。
我们感恩——
我们感恩在防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这包括支援湖北和武汉的来自全国各省市区的4.2万多名医务工作者（其中有来自部队的4000多名军医），包括在中国所有城市和乡村中为疫情防控作贡献的医务工作者。这是与死亡接触的前线，已经有3000多医务人员受到感染，近30位医务工作者牺牲。特别是武汉市中心医院是被感染的职工最多的医院，有200多职工被感染，短短的26天，有包括李文亮在内的3名医生因感染新冠去世。对绝大多数的医务工作者来说，疫情前线并不是非上不可，而他们却大义凛然，义无反顾选择了上前线。
我们感恩在疫情防控期间为维护社会治安努力工作的全国各地的人民警察和辅警、以及为维护治安的社区工作者。以湖北为例，湖北是此次疫情最严重的省份。当大部分群众在家隔离时，全省6.3万公安民警、5.6万辅警和广大医护人员一起，直面被感染风险，积极投币疫情防控。并承担了隔离封控、收治转运、帮扶群众等工作。截至2月25日17时，湖北公安机关已有293名民警、111名辅警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4名在职民警因感染新冠肺炎牺牲。而全国公安民警和辅警在此期间有49人因公牺牲。截止2月21号，全国有33位城乡社区工作者为维护社区治安因公殉职。
我们感恩为防控疫情做出积极贡献的科研工作者。感谢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袁国荣，是他带领团队在港大深圳医院最终得出病毒人传人的结论，并在1月17号上报给广东疾控中心；感谢84岁的曾经为抗击2003年非典做出特殊贡献钟南山院士和73岁的李兰娟院士。1月20号钟南山院士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全国人民才知道这个疫情是可以传染人的，全国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疫情防控。而李兰娟院士也是2003年抗击非典的英雄。今年1月22日，是她大胆建议“武汉封城”，并最终采纳。从而使武汉疫情防控真正进入实施阶段。感谢为此次疫情做出重要贡献的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他身上体现的科学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特别是关于“零号病人，我只认证据"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感恩"疫情上报第一人"张继先医生和包括李文亮在内的八名吹哨人。2019年12月27日，是张继先医生第一时间将4位病人的症状上告，而八名吹哨人之一的李文亮则是在12月30日在一个150人左右的同学群中发布信息。正是有了他们，人们才逐渐获悉了疫情真像。疫情防控才得以提上议事日程。
我们感恩诸多媒体人为此次疫情防控所做的努力。他们克服了种种挑战和束缚，在一些媒体缺位的情况下依然负重前行。特别是胡舒立领衔的财新传媒、中国新闻社以及所属的《中国新闻周刊》、中国青年报、上海东方卫视等一些媒体第一时间深入一线的报道，给人们以振奋和思考。特别是财新传媒调遣 37 位记者，放弃春节团聚，在 2 月
1 推出 4 万字篇幅的封面报道，为疫情防控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财新第一个采访了被“训诫”的李文亮医生，尤其李文亮医生在接受采访时说的“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引发强烈的社会共鸣。
我们感谢——
感谢湖北省作协的方方女士。自疫情爆发后每天一篇日记，忠实纪录下疫情最严重的武汉人们经受的磨难与不屈。日记中有悲愤，有警示，有反思，有问责，文字虽节制，思想有穿透，似乎是家长里短，探讨的问题，却关乎当下中国社会诸多关节。文中释放大量的信息，透露出正直与大爱，已经成为疫情期间武汉这座城市珍贵的记忆。
感谢在疫情防控期间一些特殊岗位仍然加班加点工作的人们，感谢成千上万的社区工作者为保障居民正常生活所付出的努力；感谢为14亿中国人正常生活提供交通、物流等各项服务的无数普通劳动者。这包括快递小哥，售货员、清洁工、交通司机、小区物业等无数普通劳动者。需要特别提及的是顺丰速运武汉公公司快递员汪勇小哥，在疫情期间，以一个快递员的身份，撬动了医护人员的整条后勤保障线，向人们说明一个人的潜能如果能够得以发挥会达到怎样的极致。
感谢那些忠于职守，心系人民，挺身而出、敢于担当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公务员。为防控疫情，成千上万公务员投身到疫情防控的工作前沿，需要提及的是湖北潜江市委书记吴祖云顶着压力，在第一时间（1月17日上午）实施封城，将潜江疫情损失降到最低。灾难面前方显英雄本色，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疫情防控已曙光再现，应当向这一群体表达敬意。
感谢为此次疫情防控做出努力的14亿中国人民。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原有的生活节奏。但中国人民在各级政府领导下万众一心，依照当地人大制定的防控疫情的规定宅在家中，对疫情防控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此外，全球各地的华人也纷纷捐款捐物，为抗击中国疫情献上了自己的一片爱心。
感谢美国、日本、缅甸、斯里兰卡、蒙古等世界上诸多友好国家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美好感情。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170多个国家领导人、4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以电话、信函、声明等方式对中国表示慰问和支持。截至3月2日，共有62个国家和7个国际组织向中国捐赠了口罩、防护服等中国急需的疫情防控物资。例如，缅甸政府提供大米，斯里兰卡提供红茶，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在蒙古国传统佳节白月节假期后第一天到访北京，向中方赠送3万只羊，让中国人民记忆深刻。应当特别感谢伟大的美国人民，这是对中国40年改革开放贡献最大的国家，中国美国商会的100多家会员企业已向中方提供了总价值约5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和物资援助。美国企业对华援助总额排名第一，并且远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盖茨基金会提供500万美元紧急赠款之后，承诺投入最高1亿美元赠款，直接帮助中国加速在药物、疫苗及诊断方法研发等方面的工作。中国最高领导人也为此向盖茨基金会的领导人表达了感谢。也应当感恩美国政府，美国国务院协调组织慈善机构向湖北提供了16吨疫情防控物资，包括38万只N95医用口罩、2.9万副医用手套、6000 套防护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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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感谢的还有很多，就不一一例举了。
二．思考
本文用了很长篇幅感恩感谢那么多群体和个人，实在是此次影响14亿中国人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付出的代价太大，教训也极为深刻。
多难能否兴邦，关键在于是否对灾难进行反思，汲取沉痛的经验和教训，或许才有可能避免下一次的灾难。也就是说，一个伟大的民族，一定是一个有着深刻记忆的民族。如果没有记忆，多次走入同一条河流，灾难也一定会接踵而至。诚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此次疫情，人们似乎感觉是2003年“非典”再版。问题是，如果我们不能够从此次疫情汲取教训，并成为国家记忆，下一个疫情到来时，可能又会是新冠的再版。
此次疫情引发了若干问题的思考。
（一）如何使政府的信息公开成为常态
公开是一个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政府任何一项与公开的行为，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包括政务公开、信息公开、历史档案公开、官员的财产公开等等。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五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应当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遵循公正、公平、合法、便民的原则。”这说明，现行法律为信息公开提供了保护，并规定为“常态”。但政府有自己的考虑，信息公开是否会造成民众的恐慌，疫情信息是否会影响社会稳定，等等。因而，政府就有可能有选择的“信息公开”。《信息公开条例》第六条还规定：“
行政机关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和经济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这一规定意味着政府有权决定什么样的信息应该发布。如果不发布，可以以“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为托词而使政府信息不能真正做到公开。实际上，疫情与公民健康息息相关，不属于“例外”的范畴。当信息公开与官员们理解的社会稳定发生冲突时，公开就成为了例外。这就使政府信息公开经常陷入一种尴尬境地。如果没有有效的强有力的监督，没有第三方介入，政府的信息公开很难成为常态。此次疫情表明，如果信息不能依法公开，只会导致疫情的急剧扩散，带来社会恐慌。
疫情暴发以后，政府的信息公开比较到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卫健委和各地政府分别召开了多场相关新闻发布会。在极大满足民众信息需求的同时，有利于民众消除恐慌焦虑心理、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这说明，政府只要信息公开，实际极大有利于社会稳定。
（二）地方分权
此次新冠疫情出现，也使地方分权这样一个国家治理的重要形式提上了桌面。需要说明的是，地方分权不是分权制衡。
1956年,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建国初期的一些历史经验之后,发表了著名的讲话《论十大关系》。其中的第五节就是讨论了中央和地方分权的问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如何厘清各自边界，事权与财权相统一，进而发挥中央与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这对中国这样的超级型国家来说尤其重要。类似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如果中央与地方分权清晰，重要的是能够提升效率，提升解决复杂事务的快速反应能力。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原则不影响中央与地方分权，不影响需要厘清各自的边界。地方政府权限范围的事，有地方负责；属于中央权限有中央负责。不能够事无巨细，地方发生的事都由中央负责，那领导人即使有三头六臂也难以胜任。类似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如果明确是地方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就有权力依据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轻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确定事件等级，进而采取相应防控措施。而不是层层上报，影响应急措施的出台，导致疫情扩散。
（三）媒体监督
媒体监督或新闻自由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把公权力关在制度笼子里的重要支柱。媒体监督或新闻自由，实际也是主权在民的另一种表达。应当明确，媒体监督重要的是在于监督公权力，进而保证公权力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如果媒体监督只在于监督普通百姓，那媒体监督也就迷失了方向。
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媒体监督，虽然财新传媒等一些媒体监督表现到位，但人们普遍感受到媒体监督总体仍然缺位。而民间自媒体在此次疫情中发挥了基础性甚至支撑性的作用，并成为中国社会充满活力的力量。
诸多媒体缺位，也引发人们思考。也就是吹哨人李文亮的提出的问题，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够只有一种声音。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谎言传言盛行也就难以避免。政府公信力必然受到挑战。
如何才能避免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答案是显然的。就是允许人们说话，天踏不下来。允许人们说话，实际就是要落实宪法精神，夯实让人们能够说话的土壤和条件。
（四）道歉
道歉原本是一种个人与个人之间表示愧疚的行为，目前也已经上升到一个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只有懂得道歉，人们才能够明辨是非，国家才有前进的方向；只有懂得道歉，才能够化解因积怨而造成的矛盾和对立。特别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道歉越来越成为不少国家纠正历史性非正义行为和争取与受害者和解的方式。此外，政府向人民道歉也十分盛行。
国家之间的道歉最经典的道歉西德总理勃兰特。1970年12月8日上午，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的下跪，震惊世界。二次大战中，勃兰特是名坚强的反纳粹的斗士，被希特勒到处追捕他。按照勃兰特话说，他面对的是600万犹太人的亡灵，他是“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这样做的人下跪了”。 勃兰特这一跪，不仅极大化解了波兰人对德意志民族怨恨，也推动了德国向正常国家迈进的步伐。 此外，1993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正式为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道歉；1995年8月15日，在中国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和中国人民道歉。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就日本侵华明确表示道歉；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任内，也曾向卢旺达人民，就美国袖手旁观卢旺达大屠杀道歉。
政府向人民道歉也成为风尚。2006年6月22日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向华人铁路工人道歉，同时也为1923年“人头税”停征后实施的《排华法案》表示最深切的悔过。这个道歉虽然晚了一点，却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加拿大华人对加拿大政府近百年的积怨。1995年7月，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为法国人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迫害犹太人道歉。
还有人民之间的道歉。比较经典的是陈小鲁的道歉。2013年10月，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在北京八中当着师生和媒体记者的面，公开为文革期间的错误道歉。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反响，引发人们对文革历史的反思。陈小鲁觉得，我们还没有反思历史的勇气，而且运动中遗留下来的基因还没有肃清。陈小鲁在他的道歉信中说：“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的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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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新冠疫情，由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多名医生写作、今年1月24日发表于《柳叶刀》上的英文文章披露，武汉不明肺炎发病就诊记录，首例病人为12月1日，12月10日再次出现3例病人。也就是说，从2019年12月初期发生，一直到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说出病毒人传人，才正式启动疫情防控。虽然我们看到在疫情防控阶段，中国人民万众一心，齐心协力，在做出巨大牺牲的同时，充分展现了现有体制优势，使疫情上升势头得到扼制。问题是，在启动疫情防控的前一个月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3月1日深夜，经济学家华生在微博发表一篇长文，分析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预警的第一道防线为何形同虚设。在文章中，他以逻辑为向导，以法规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得出的结论是：湖北和武汉方面的相关责任人和主事人，应当为此次疫情担责。
由于诸多信息目前还不清晰，我们确实难以判断湖北和武汉的前任主事人究竟在此次疫情中应当担负怎样的责任。但可以类比的是，距离武汉300多公里的湖北潜江的主事人能够在1月17号第一时间封城，第一时间终止所有娱乐活动、第一时间出台严格禁足命令，那无疑也是顶着巨大压力。为什么武汉就不可以？如果不能封城，至少1月18日武汉市江岸区的百步亭社区举办的“万人宴”聚会、有“四万余家庭共吃团年饭”可以下令取消吧？1月21日在洪山礼堂举办的2020年湖北省春节团拜会，有众多文艺界人士参加的演出可以取消吧？如果主事人能够真正从人民利益考虑，在向中央上报疫情的同时，同时做好武汉城市疫情防控的准备，完全是职责所系。但这些工作都没有去做。就以上问题，难道湖北省、武汉市的主事人就没有责任，就没有一点点忏悔，就不应该向民众道歉吗？如果武汉也能够像潜江一样在1月17号封城，那么此次疫情扩散到全国的严重程度无疑将会大为减轻。
（五）如何释放社会活力
一个常态的现代社会，应当是三足鼎立的社会了。就是政府，营利性机构（企业）和介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共同发展的社会。第三部门是独立于政府和私人部门之外，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强调非营利性、志愿性的合法组织，主要为民政部门注册的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及未注册的草根组织。主要是由NGO组织（非政府组织）和NPO（非营利）两部分组织构成。
中国目前的情况是，民间社会组织发育不足，大量社会组织实际上是政府的一部分。
此次疫情防控，从民众反馈的情况看，官办的社会组织评价不一。例如湖北红十字会，在疫情防控最紧张的时候，湖北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等3名领导因存在不担当不作为等失职失责问题受到处分。也有一些表现的不错的社会组织，例如湖北英山，是此次疫情防控工作做的好的县。一条经验是，县领导直接与公益组织对接，采用线上防疫的方式，志愿者随时将一些问题反馈给领导，第一时间解决问题。这种沉下去、接地气的工作方式，民众的诉求和政府决策迅速实现了对接，是此次防疫大考英山县得分高的诀窍之一。此外，湖北慈善总会，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等，也在此次疫情期间有良好的表现。但民间组织毕竟总体势单力薄。在此次疫情防控方面，人们明显感觉到民间社会组织的力量不足。李克强总理在上任之初提出，“凡是社会能做的让社会去做”。现在的问题是社会能做的没有让社会去做，社会的活力受到各种因素的阻碍，并没有迸发出来。政府过于庞大，社会的能量不能释放。因而，如何释放社会的活力，让民间组织能够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开展活动，应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六）法治，重要的是依法行政，保障公民权利
一个现代国家，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要义和公民行为的基本遵循。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如何在防控过程中遵循法治，让政府各项行为都有法可依，公民有所遵循，并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实际是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此次政府在疫情防控的法治建设方面，既有可圈可点之处，也有不尽人意环节。具体说，从目前公开的信息分析，2月5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依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意见》。这是自武汉封城后的13天后做出的决定，在时间上是到位的。会议强调，“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这样一种认识十分精准，十分重要。与此同时，“两高”、两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提出要准确适用法律，依法严惩妨害疫情防控的各类违法犯罪。与此同时，全国省级人大和有立法权的较大城市也先后制定了相关的疫情防控法规。
不尽人意的之处，主要以下两方面内容：
一是法治意识需要提升。以疫情最严重的武汉为例，武汉市政府发布的封城的1号通告，没有向市民告示依据哪一部法律实行封城。武汉封城决定需要提前预警。但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做出的提前预警警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突发事件预警制度。预警级别也有一级至四级之分。此外，武汉立法决定出台有点晚。武汉封城后接近一个月后，即2月18日，作为有立法权的武汉人大，才出台了《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依法全力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武汉保卫战的决定》，这比湖北省人大出台的决定晚了7天，比全国人大出台的决定晚了13天。
二是法治宣传力度还不够。在国人法治意识普遍提升的时代，出台的任何一项与民众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法规，需要适时进行宣传，有利于疫情防控。例如，此次地方人大出台的决定，都含有出入公共场所必须佩戴口罩的规定.多起视频显示，居民（包括一些公务员）出行受到责罚，多数是对法规不了解所致。实际是法规宣传不到位。政府相关部门，例如法制办，应当为居民出行，提供具体的网络法律指南和网络法律须知，并注明各项法规出处，有助于居民在疫情防控时有所遵循。此外，违背法治精神的现象还时有发生。一些部门，在疫情防控方面层层加码、一些随意做法违背了法治精神。仍以带口罩为例，只有出入公共场所，才需要带口罩。但诸多视频显示，一些没有出入公共场所的居民，因为没有带口罩而遭受责难，甚至打骂。
（七）中国经验的国际分享
中国武汉2019年12月爆发的疫情，传到全国，扩散到世界，根据世卫组织报告，截至3月4日，目前共有76个国家有确诊新冠肺炎病例。中国在较短时间，采取国家动员，迅速调配资源，采取封城等措施，短短一个多月时间，虽然中国疫情防控还没有取得最终胜利，但中国疫情防控曙光再现。
中国的做法是，在减缓疫情扩散蔓延、阻断病毒人际传播方面效果明显。新冠病毒是一种未知病毒，目前还没有人知道它的来源和特性，唯一能做的就是阻断传播。中国通过国家动员，整个国家迅速动员起来，控制速度之快，体现了中国现存体制的优势。此外，对不同地区采取“差异化”防控措施、科技驱动也是中国疫情防控的特点。
新冠疫情目前正在多国扩散。中国经验能否国际分享，能否成为防控疫情的国际标杆，需要具体分析。各个国家具体情况不同，体制不同，采取的应对措施也不同。但无论怎样的应对，都需要遵循防控疫情的规律性特点。如果中国的做法符合疫情防控的规律性特点，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新的发现，无疑可以作为经验与他国分享。例如中国在确定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后，第一时间就向全球分享了病毒全基因序列、引物和探针，与全球100多个国家、1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分享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等多份技术文件。中国疫情防控能否成为防控疫情的国际标杆，需要时间检验，更需要防控新冠病毒疫情国家中的多数国家的认同。
（八）人类应当怎样面对未知的世界
新冠病毒，人们至今还不能明确它产自何处，具有怎样的活动特性，正因为此，短短的2个多月，已经把这个地球搅动的昏天黑地。《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联合考察报告》于2月29日正式发布。这份报告承认，目前对新冠肺炎这种全新疾病的认识仍非常有限。新冠病毒是一种新出现的病原体，现有知识对“病毒的动物来源和天然宿主”“初始阶段的动物到人的感染过程了解存在很大局限。诸多专家认为，新冠病毒长期存在的可能性非常大。道理很简单，新冠病毒也是一个新的生命体，当还没有找到办法消灭它时，它将长期存在。人们只有认识到这种病毒，才有可能消灭他。这也说明，人类还有很多的未知世界。问题是，人类如何面对未知的世界？
人类当然需要积极努力探索未知的世界。但在探索过程中，还是应当对自然界多一些敬畏，保护好人类生活的生态环境；对人类的朋友，动物界多一些尊重。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基础上，以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为导向，扩大法律调整范围，确立了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制度，从源头上防范和控制重大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吃野味不仅不卫生，还有很大的风险。在健康意识、环保意识日益高涨的今天，在全民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决定》无论从生态平衡，人与自然，还是人类自身健康角度分析，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