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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若干特性

更新时间:2020-03-12 12:29:18
作者: 许倬云 (进入专栏)  
更不能靠农奴或奴隶的集体劳动。因此汉代的农庄基本上是小面积的。即使常有大地主握有大量土地,农田经营的方式大约以佃户耕种小片土地为主,而不是大面积上的集体耕作。三国以后,中国分裂为南北。南渡的汉人,进入广大的南方,土地有余,土壤肥沃,精耕农业无其必要,是以大面积的庄园由农奴耕作。北方的人口减少了,进入中原的五胡,武力掠夺土地,强迫汉人生产;而汉人孑遗集结在地方领袖(大族)的农庄上,也发展了庄园制的经济。

   隋唐以后,南北已垦地与人口比例逐渐减少时,小农庄的精耕制才逐渐恢复;而自给自足的庄园又逐渐被交换经济取代。三国至唐代的自然经济,当视作精耕制衰退的后果;而五代与宋以后复现的货币经济,当视作精耕农业恢复后的结果。同理,宋代以后,中国核心区,几乎只有租佃或自耕小农庄的经营,没有大型的庄园及集体耕作。

   中国的精耕制,与众民少土的现象相伴相随。中国的边陲地区土地广袤,按理应有大量的移民移殖到边陲。然而精耕制下的农田,往往是几代人的辛苦经营,农夫不愿离开这一片经营许久的好地。因此中国人安土重迁,移殖的人口只是溢余的人口,移民并不能降低人口的饱和密度。移殖的人口在新土地上,往往也密集地居住在最好的谷地或平原,人口不到饱和点,不再更进一步地移殖不毛之地。于是,即使在新土地上,移民又很快地用密集劳力改变粗放农业为精耕农业。中国土地不为不大,移民开拓新土地的速度则相当缓慢。三千多年向南方开拓,到今天,西南各省人口的分布仍旧很不均匀。这种安土重迁的习惯,使中国经济形态始终为小农精耕与市场交换的农村经济。技术的进步及新土地的开拓,只是增加农业人口的数量,不能改变农业经济的本质(Elvin, 1973:285—319)。

   在农村经济网络之下,中国城市只是全国交换网里面的集散中心。城市与农村互相依赖,Skinner称之为一个金字塔下的各个层级(Skinner, 1964:3—43)。中国的城市与农村关系,迥异于西欧近代以前城乡对立的局面。为此之故,传统中国的财富与人才并不集中于城市,反而相当的扩散分布于广大的农村。在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因纳入世界系统而起了极大的变化。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并不是传统中国的产物。近代中国有城乡对立与疏离,这是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共有的现象。

   其次,论社会组织与社会关系。人群的结合可有许多不同的方式。以血缘结合的为家族,但是家族的周延仍有许多方式,地缘结合为邻里乡党,其周延也大有伸缩。此外,以信仰结合的,是敬香团;以年龄结合的,为人类学上的年龄群;以出生结合的,为种姓(Cast);以职业结合的,为工会;以志趣结合的,为近代的党派及种种俱乐部。各种可能性中,本无孰优孰劣的区别。中国的社会组织,选择了血缘与地缘两个方式,而尤以血缘团体的家族与宗族为最重要。

   中国历史上宗族的出现,商代组织如何,颇难稽考。周代的宗法制,本是姬姓贵族为了保持团结与认同而发展的组织。小民百姓并不在宗法系统之内。到了春秋战国,社会变动剧烈,贵族宗法系统已不再生效,小民百姓也可能有家庭,而未尝有家族或宗族。

   秦法鼓励分异,更不利于宗族的发展。汉初重乡里组织,可能地缘团体比血缘组织更有影响力。另一方面,皇权的建立,天子之下,齐民均业,家族与宗族不再是贵族阶级所独占。儒家伦理中,孝的观念与精耕农业对劳力的需求,二者配合遂使家族组织普及于中国。东汉开始的向南开拓,延续到南朝。移殖的人群,往往依赖家庭组织向新土地进发,也在新土地上落户生根。政治权力鞭长莫及的地方,家族担任了主要的社会控制功能。五胡进入中国,北方的汉人也依靠家族为自卫的组织形态。《颜氏家训·风操篇》指出南北风俗不同,在亲属称谓方面,南人在三代之内尊卑长幼极为清楚,此外则凡同昭穆,不论亲疏,以兄弟相称,长辈则以尊为称。对外人则一概称为族人。北方风俗,不论远近,概以从叔为称。表面看来,北人互称较亲密,实际上则只是一个广泛而松懈的组织。南人的宗族组织,三代之内关系清楚,当是较严密的亲属单位。逾此便只以族人相称,便仅是核心单位的外延了。两者相较,南人的实际亲属单位较小,北方的则周延较广泛。大约南方为新开拓的移殖地,一起行动的单位,不会超越三代亲属。北人留在原来居地,歌于斯,笑于斯,聚族于此,遂族属较多。《颜氏家训》同篇,南人重别离。在新开拓的地方,一去故地,别易会难,足以说明南方族属较小的原因。隋唐高门大族,重视谱系,当兼顾南北之俗,一方面肯定近亲族属,另一方面与别的房分,保持了联盟的松懈关系。中唐以后,谱学衰微,则是联盟关系不复存在了。宋以后,宗族不是高门大族所独有,庶民以儒家亲亲之谊也把三代五服之内的亲属视同家人。然而更大的宗姓组织则事实上已不过具文而已。宋以后的制度,虽仍有南北之分,大体言之,在上层阶级族制较严,在乡村族属较大。在南方闽广新拓地区,族大而时有房分的分裂为新单位,仍与南北朝时南方情形相同(Maurice Freeman,1958&1966)。至于近代,都市化现象日剧,族制渐消失,只有核心家庭是真正的亲属单位了。

   在强烈的亲亲观念下,中国发展了不少模仿亲属的拟似亲属组织。海外的宗亲会,只认姓不问谱,是一种拟亲组织。秘密社团成员以兄弟互称。各业师父与学徒之间,亲同父子,都是模拟血缘团体的社会关系。如谓血缘组织之为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团体形态,也就不为过言了。

   相对言之,地缘组织的约束就小得多了。汉初邻里乡党的作用甚大。此后则地缘与血缘有时重叠,表现为单姓村。大体言之,虽然有远亲不及近邻的谚语,邻居到底不如亲属。然而在血缘组织较弱时,如在宋以后都市化的现象较强的情况下,邻里的作用就大了。通俗文学作品中的里闾小民(如武松杀嫂一段),邻里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在Skinner的集镇系统理论中,地缘单位可大可小,颇有伸缩余地(Skinner, 1971 ff)。此中经济意义,大于社群结合的意义。不过,凡遇全国商品交换网因内乱外患而分裂为地域性的网络时,地缘组织无疑会有更大作用。此外,中国方言歧出,也是突出地缘关系的因素。海外侨民组织,同乡会的力量不比宗亲会小,即因海外已不在国内全国交换网中,地缘单位不能再有伸缩余地,反而成为固定易知的社群了。

   在经济与社会之外,当再论政治组织。西周封建,贵族对于小人,全是以力制人。贵族彼此之间,则有以利相结的封建,而以亲属与名分,加强其联系。封建既久,上下之分已定,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也就奠定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政治权力不断地经历重组过程,最后确立了君主为雇主、臣僚为被雇者的相对关系。这种关系,经秦汉统一,成为皇帝与臣僚之间的基本形态,诚如俗谚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儒家的伦常观念,给这种利禄结合的形态加上了一层名分关系。天命无常的惟德理论,又对居于雇主的君主加了一层约束,使君臣二方面都从属在德行的原则下。汉代政治已开始有此特色,此后则以宋代的政治最为儒家伦理化。君臣之分已定,也可看作韦伯所称的制度化。

   中国的政治权力,因其着重德行而导致中国官僚组织发展为具有独特势力的政治因子,足可与君权相抗衡,政治权力遂常在强制型与名分型二端之间动荡。君权每欲逞威肆志,儒家化的臣僚则每以德行约束,以名分之故自制,不过分压倒君权。表演于实际政治斗争上,则为君主挟其恩幸、外戚与宦寺构成轩轾的一端,内外臣工则依仗行政权力构成轩轾的另一端。韦伯认为典型的官僚组织是纯粹技术性与服务性的(Henderson &Parsons, 1974:329—341),然而在中国的官僚组织,因其拥有儒家理论的解释权,其重要性就远超过韦伯的典型官僚组织的专业性了。中国的官僚组织因此有意理性格,也有特定的取舍标准,并不是为任何政治权力服务的盲目机器。

   官僚组织可发展为完全驯服于君主的政治工具,也可发展为求自我利益的自主性组织,历史上的情形当然在二端之间(Eisenstadt, 1963:276—281)。在中国,官僚组织毋宁具有偏于后者的倾向,主要原因当在于有其自我延续的制度,或以察举征辟,或以考试登庸,选择一代一代的接棒人。尤重要者为,有儒家的意识形态为思想的依归,以保持其目标方向。当然,历代官僚组织又可大致分为两种类型。南朝至中唐,世家大族把持进身之阶,使官僚组织由一小群社会上层垄断——这是以团体自身利益为目标的自主型。唐宋以下,以经义取士——这是以延续团体自身意识的自主型。汉代察举当属于这两者之间的混合型。

   官僚组织有其特殊的功用,在马上得天下的皇权必须依赖士大夫治天下。官僚组织有其自我延续性;皇帝可以任命官员,皇帝不能任命士大夫的身份。两个因素加在一起,中国的官僚组织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百官臣僚的正式组织,是政权运行的重要成分;另一方面,士大夫(或缙绅)构成正式政权系统以外的非正式政治权力。二者之间当然是不可分割的:正如Peter Blau在其对官僚制度研究所下的重要修正,非正式的人际交往与消息传递,不仅可以补正式系统运行之不足,有时甚而更有过之(Blau, 1964:221—222,285—286)。在乡的缙绅,与在朝的官员之间,或则本为亲友,或则有互利的交往、交情构成了非正式的权力网络。非正式网络与政府的正式机构同样上通下达,二者原是平行的。不过由在乡缙绅发动的交情网以地方为出发点,其动向是由下而上的,异于政府行为之由上而下的动向。本文曾提到中央与地方的对立关系。正式官僚组织与其孪生的缙绅非正式网络,遂构成双向的交通,皇权至多只在正式官僚组织上产生作用;皇权根本不能介入由下而上的非正式系统。因此,中央与地方有不可解决的冲突时,无论孰胜,当时的皇权大约总成为牺牲者。东汉地方势力高涨,倒霉的是刘姓政权。清末疆吏权重,变法者多以省份为变法单位,终于导致清室覆亡。中国历史上,分裂的局面约占整个时间的三分之一。本文前面曾引Skinner的理论,谓经济自足的地方单位,其周延颇有伸缩余地,大者兼数省,小者不过州县之一乡。凡中国分裂时,地方政权未尝有人才不足之叹,主要即由于缙绅的非正式网络原是以本乡本土为其运作的基础。

   论政治权力时,当然不能不论及军队的功能,因为中国的政治权力,即使由征伐起家,往往很快即转化为名分型的权力,象征强制型权力的军队遂不能不退居于次要的地位。不过,如逢皇权与士大夫权力发生冲突时,军队的偏向就举足轻重了。每在国家分裂之时,武人便以军阀身份扮演主要角色。基本上,武人主政的情势,当视作强制性政治权力尚未合法化(或也可认为合法化过程流产)。在武人主政的割据地区,武人不能不用当地士大夫辅政。事实上,这也是皇权与士大夫势力共天下的一个雏形。

   最后,必须讨论中国历史上的意识形态。经济决定论和结构决定论都以为历史过程中个人不能有多大的抉择,以影响演变的方向。马克斯·韦伯及杜克汉强调意识形态对行为的影响。前者认为信仰确定了行为的价值,后者认为理念的规范使个人的行为有所遵循。吉登斯(Giddens)由韦伯的理论基础上更进一步,以为人在有所抉择时,对于其所处的社会体系具有充分的了解,而其所作所为,往往依据其意志,并因此而对于其社会体系有所兴造或再现(Giddens, 1979:1944)。由此推衍,一个文化系统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成员的作为,事实上当有行为不断适应理念,却也不断修改理念的过程。中国历史似乎可为这个观点提供佐证。

   以天命靡常为政权合法化的依据,自此以后,中国的政治哲学始终在这个基础上开展。孟子的君臣行为相对论及汉代的天人感应,逐步走向天视自我民视,更走向宋代以性理及伦常纲纪为政权的根本。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可以有黄巾以至白莲教的肯定臣民的权利,另一极端可以有纲常万古不能改变的保守论调。不同的理论支持不同的行为,而不同的行为也提出不同的理论。不仅儒家思想有如此弹性,释道也都有广大的伸缩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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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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