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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术地位与理论贡献

更新时间:2020-03-10 13:15:46
作者: 刘少杰 (进入专栏)  
虽然因此而重视了人的社会行动的能动性,但韦伯没有从感性的实践性来观察和思考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他讲的人的选择行为和主观意愿仍然是抽象的;依据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来观察和分析社会生活,社会生活既不是单纯的外在客观性,也不是单纯的内在主观性,而是外在与内在、客观与主观在现实的感性实践活动中的相互作用、辩证统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础理论。他们首先深刻论述了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历史活动,指出人们不仅要不断生产和再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资料,以满足人们自身生存的需要,而且还要不断再生产维持人类世代相续的人口,因此,物质生产既是维持自己生活的生产也是繁衍他人的生产。正是在这种物质生产关系中,不仅发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也发生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或物质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物质关系从整个社会生活中区分出来之后,就可以清楚明确地论述精神生产及其同物质生产的矛盾关系了。他们认为,人们的精神生产最初同物质生产是直接统一的,只是到了后来由于物质生产的发展才出现了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劳动分工,人类的精神生产有了相对独立性。但是,精神生产无论怎样都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之上的,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而成的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生活发展变迁的决定力量,任何复杂的政治现象和思想文化现象都能在物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找到根源。这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分析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主体,阶级斗争是历史变迁、社会进步的直接动力。这些考察社会历史变迁趋势、揭示社会结构运动规律、把握社会各种矛盾关系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得到了概括性的经典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马克思的这个经典论断,通常被看成是社会哲学的论述。应当承认,马克思恩格斯有很多类似具有社会哲学意义的论断,但不能把这些论断排斥在社会学范畴之外。应当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关于社会结构、社会矛盾、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论述,确实具有高度概括性和一般普遍性的意义,已经达到了社会哲学的理论层面,但不能认为这些上升到社会哲学层面的基础理论就不是社会学。事实上,在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传统中,都有一些概括程度很高的理论阐述。不仅前面提到的索罗金、帕森斯、沃勒斯坦、吉登斯和鲍德里亚等人的一些思想理论具有很高概括程度,也可以看成是社会哲学层面的思想理论,而且孔德在《论实证精神》中关于实证精神的立场原则、人类精神史革命以及道德教化与社会秩序的论述,也是上升到社会哲学层面的思想观点,实证主义者从来没有把这些思想观点排斥在社会学范畴之外。

  

   《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5期

   在一些强调经验原则的社会学家那里,排斥概括程度较高的思想理论的一个理由是,那些高高在上的社会哲学不是从实际出发的理论概括,而是从概念原则出发展开的逻辑推演。与哲学不同,社会学必须从经验事实出发,其理论观点一定是在经验研究基础上生成的。如果用这个原则来评价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理论,不仅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排除在社会学之外,相反,能够更加充分地证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础理论。与其他抽象的社会哲学不同,马克思恩格斯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理论,是在大量而深入的社会调查或经验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不是远离现实的哲学思辨,而是在深入现实、观察现实和批判现实基础上的理论概括。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深入社会生活实际,通过对劳动群众或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德国和英国的经济社会问题、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等方面的大量调查和深刻批判,形成了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深刻认识,阐述了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观点,展开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的理论起点。

   1841年10月,马克思于柏林大学毕业后出任《莱茵报》主编,他不仅积极采用具有革命民主主义倾向的稿件,而且亲自撰写了大量抨击封建专制的充满战斗激情的文章。马克思发表的文章主要有关于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对出版自由的辩论的批评、林木盗窃法、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和政教分离等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在大量的社会调查基础上写作的,马克思以充分的社会事实为根据,论述了摩塞尔农民的艰难生活状况和林木盗窃法对农民的压迫。这些文章表明,马克思开始从单纯的理论研究和精神追求转向直接面对生活的现实批判。

   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而这两篇文章也是在开展了大量社会调查基础上写成的。在19世纪初的德国政治生活中,犹太人遭受迫害的问题比较突出。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认为:犹太人的问题是宗教问题,犹太人的不平等遭遇实质上是犹太教同基督教的对立关系,在基督教处于统治地位的国家,不会允许同基督教对立的犹太教徒获得平等的权利,犹太人要想获得平等的权利,只有否定宗教、成为无神论者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通过对犹太人实际社会生活的考察发现,鲍威尔等人没有抓住犹太人问题的根本,不懂得只有到世俗社会中才能发现宗教问题的根源。

   马克思认为,犹太人的生活是世俗的生活,犹太人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实际需要、私人利益和金钱利润,并且这种追求是整个市民社会的真实追求,所以市民社会同犹太人的生活一样,都是自私自利、金钱至上,是在私有制基础上展开的物质生活。正是在对底层社会问题的考察与分析中,逐渐接触到同政治领域和思想意识领域相对立的经济社会领域——市民社会。对市民社会的观察、分析与理论概括,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起点。在从《莱茵报》时期到《德法年鉴》时期短短的四年时间中,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概念在理论与实际的密切联系中得到不断深化和具体化。

   在布鲁赛尔时期,马克思满腔热忱地投入了革命斗争。为了了解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和他们的革命要求,马克思与侨居布鲁塞尔的德意志工人建立了密切联系。1847年春天,马克思恩格斯加入了由德国政治流亡者成立的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并将其改造成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为了更深入地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还建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白天鹅之家”餐厅成了德意志工人协会的主要活动场所。马克思恩格斯定期去那里发表演讲,甚至用组织游戏等方式使革命宣传活动变得丰富活泼。在《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更加积极地开展各种革命活动,他们投入了大量精力筹办《新莱茵报》,目的在于动员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并且还在科伦加入了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的“民主协会”,试图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对他们进行帮助。这是一个成分极其复杂的群众组织。它的成员除小资产者及其知识分子外,还有工人和手工业者。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个由工人、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组成的组织中,坚持用无产阶级立场教育引导他们,促使他们从民主革命的立场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

   1849年,马克思来到伦敦,在这里生活了34年,完成了《资本论》写作。在伦敦的艰苦生活中,马克思孜孜不倦地研究经济、政治、历史、哲学等各种领域的思想理论,在大英博物馆中开展了大量文献考察和资料收集,实质上也是进行了视野广阔而且内容充实的间接经验研究,使《资本论》的写作建立在深厚的间接经验研究基础之上。并且,在伦敦时期,马克思还亲自参加了第一国际的大量活动,领导了第一国际的革命斗争。1871年3月巴黎公社建立后,马克思热情关心和支持巴黎公社的斗争,不仅同巴黎公社领导成员保持联系,在巴黎公社失败后还做出了深刻的经验总结。

   恩格斯对社会生活开展直接的调查研究早于马克思。早在1839年匿名发表的文章《伍珀河谷来信》中,恩格斯就依据他在家乡观察到的大量事实,揭露了社会各种层面的不公正、不合理问题,对劳苦群众的艰难生活和不平等待遇表示深切同情和强烈义愤,对宗教制度的虚伪性和专横性予以尖锐批判。这说明恩格斯对社会生活存在的各种问题十分敏感,善于根据经验事实对各种社会制度开展批判性分析。

   1842年11月,恩格斯离开德国前往英国曼彻斯特。当时曼彻斯特是仅次于伦敦的英国第二大工业中心,恩格斯在这里对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各种经济社会问题、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开展了大量调查研究,不仅明确地认识到工人阶级遭受的沉重剥削,而且清楚地了解了工人阶级的斗争精神和摆脱压迫的革命要求。曼彻斯特还是宪章运动的中心,恩格斯通过对宪章运动的观察思考,进一步认识到工人阶级的组织能力和推进社会变革的革命理想。

   同马克思相比,恩格斯更多地从经济生活入手开展对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各种问题的研究,而马克思则首先从政治、宗教现象开始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然后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中进一步展开社会研究的视野。因此,恩格斯对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一开始就表现出对物质利益、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业革命和经济关系是国家、法的基础等问题的高度重视,较早地形成了从物质生活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基本立场,这一点在恩格斯于《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状况 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和《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等著述中有十分丰富的论述。特别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更能十分清楚地看到恩格斯深入实际、开展了大量调查研究。恩格斯在《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的信中说: “我曾经在你们当中生活过相当长的时间,对你们的境况进行了一些了解……我很想在你们家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而进行的斗争。”

   进入19世纪后期,特别是1883年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在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同时,还肩负了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任。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恩格斯同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拉法格等人创立了第二国际,开展了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斗争,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能够保持团结,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和毛泽东等人对深入实际、开展社会调查和根据经验事实做出理论概括和政策决策,都予以了高度重视。1921年,为了制定俄国粮食税政策,列宁接见了大量来访者,多次深入到工厂和农村,与工人、农民们亲切交谈,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直接了解第一手材料;列宁还亲自参加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非党农民代表会的会议,从非党农民代表对农村生活重大问题的讨论中了解到一些情况,并把他所记录的农民发言分发给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征求他们的意见。正是由于列宁能够深入实际进行调研,做到了对实际情况和群众意愿了如指掌,才使废除余粮收集制这个决定既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切实可行。

毛泽东对深入实际、开展社会调查更是高度重视,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通过开展大量社会调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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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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