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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理解人类历史:两种权利秩序与制度演进逻辑

更新时间:2020-03-09 12:29:41
作者: 道格拉斯·诺斯  
例如,如果限速为每小时 60 英里,那么我们该开多快?但同时,在个人形成对他人行事的信念和看法方面,制度也提供了一个结构,比如,如果限速是每小时 60 英里,那么别人会开多快?在此框架下,试问:当制度约束、人们的信念以及行为之间的互动给定,那么什么类型的制度能够存货?(Greif,2006;Weingast,2002)这个复杂的问题提醒我们为什么制度会从正式法律到非正式的行为规范,再到个人对世界的共同信念,无所不包。

  

   同样的制度在不同的环境中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看一下选举制度,在政治竞争公开化的社会和有限政治竞争的社会,选举产生的结果是不一样的。选举制度不一定能带来民主。选举必须配备有制度、组织、信念和规范,才能创造出民主竞争政治权利的权利开放秩序。

  

   与制度相对应,组织是由特定人群组成的,这些个人通过一定程度上的协调行为来实现他们亦公亦私的目标。组织协调成员的行动,这样,组织的行动便胜于所有个体行动的总和。由于个人在组织中追求的是共同目标,并且组织是典型的由重复互动的个体组成的,因此,在大部分组织中,成员对于其他成员的行为以及组织的规范和规则有着共同的信念。这样,许多组织形成了自己的内部制度结构:规则、规范,以及影响这成员在组织内的行为方式的共同信念。(Grief,2006)

  

   我们将组织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黏合性组织”(adherent organization),特征是成员间有自我实施的、激励相容的协议。这类组织不依赖于第三方来实施其内部协议,一个黏合性组织成员间的合作,必须是在任何时点上,对所有成员都是激励相容的。而第二种组织,“契约性组织”(contractual organization),则需要合同的第三方实施,并需要在成员间签订激励相容协议。(见 Williamson(1985)对公司的论证)与黏合性组织中的成员不同,合同的第三方实施容许契约性组织的成员就可能出现的激励不相容情况预先签订子协议。我们的框架和历史研究所围绕的中心,是那些能支撑复杂而精巧的契约性组织的制度模式的发展,包括美国的和其他国家的。

  

   现代权利开放社会一般是通过制度来限制暴力的。制度设计出规则,通过改变暴力行为的代价(payoffs)来制止暴力,最明显的,就是规范对暴力行为的惩罚。人们一般愿意遵守规则,即便对他们来说成本很高,只要他们确信其他人也同样会遵守规则。与使用暴力有关的规则尤其是如此。当害怕其他人会不遵守规则并克制暴力的使用时,个人就会选择先开枪再说。为了使一个正式规则——一项制度——能约束暴力,特别是发生在互不相识的人之间的暴力,一些组织必须发展起来,这些组织中的官员必须非人际关系化地(铁面无私地)实施规则。换言之,只有存在着又能力在非人际关系化的基础上实施规则的组织,正式制度才能控制暴力。

  

   社会越大,实施者人数就越多,他们必须被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从理论上说,对下述观点的两种理解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进路(approach):国家可以被当作是一个单独的行动者,或者是组织的组织。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将实施者的组织抽象地看作是一个单独的实体,并将研究重点放在实施实体与社会其他成员的关系上。正如韦伯(1947,p. 156)的著名格言所说:国家是唯一能合法地适用暴力的组织。国家的身份沦为一个单独的行动者,使我们容易地理解为何一个只通过分析国家所面对的约束和激励来处理大众之事的国家,会被定义为“统治者”。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是:为何与民众一起发展和互动的国家会被模型化为税收最大化的帝王、一个固定的强盗,或是一个单独行动的“代理人”。笼统地将国家看作为组织,这一进路忽略了支配联盟中精英间的内部动态关系是如何影响到国家与大众之间互动的方式的。在自然国家,通过限制权利来系统性地创设租金(rent-creation),并不仅仅是为了充实支配联盟成员的私囊,而是控制暴力的一种基本手段。设立租金、限制竞争和组织的权利,是这些国家以及其制度和社会绩效的本质的关键所在。将创建契约性组织的权利限制在支配联盟成员的范围内,就将强有力的精英的利益直接与联盟的存亡联结在了一起,这样就确保了他们在联盟内的持续合作。

  

   用单独行动者进路来研究国家的困难,在于其忽视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国家该如何达成其对暴力的垄断?我们知道,这一过程对于个人和组织该如何在社会中行事,以及一个联盟怎样来构建国家与社会,都是关键性的。

  

   我们将采用另一种方法。与其将“将强大的人联合起来去处理暴力”这一问题归纳为某种有组织的努力,我们宁愿从研究(潜在)实施者组织的成员间的内部关系结构这个问题开始。限制暴力的第一个问题是要回答:强势的个人是怎么真正做到放弃争斗的?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本书的基础,同时我们相信,这还将是社会科学的一个新的概念性框架。对暴力的控制依赖于强势的个人之间的关系的结构,及其维系状况。


二、自然国家的逻辑

  

   自然国家通过形成支配联盟来减少地方性的暴力,支配联盟由拥有各种特权的成员组成。自然国家的逻辑源于其处理暴力问题的方式。精英——支配联盟的成员——同意相互尊重特权,包括产权,以及获取资源、参与活动的权利。通过将这些特权限制在支配联盟的成员的范围内,精英们之间互相合作而不是相互斗争的可靠的激励便产生了。因为精英们知道,暴力只会降低他们的租金,故而他们有不争斗的激励。此外,每一个精英都知道其他精英也面对着相似的激励。这样,自然国家的政治系统就通过操纵经济系统来产生租金,来保证政治秩序的安全。

  

   支配联盟中有精于军事、政治,以及宗教、经济等方面活动的成员。我们先从军事专家开始分析,再转到全部联盟成员,这将更容易理解支配联盟的运转机理。设想这样一个世界:暴力是地方性的,社会由许多小群体组成,没有组织得很好的政府或军队。有些人擅长暴力活动,但是所有人都必须时刻准备拿起武器保卫他们自己的权利。暴力专家可能会为一小部分客户提供保护,但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其他暴力专家。当他们想就解除武器达成协议时,第一个放下武器的人面临着被别人杀害的风险。这样,暴力专家们都继续保留武装并继续打仗,这就是均衡结果。

  

   要让一个暴力专家停止打仗,就必须让他感知到不打仗有利于双方,并且,这样的期望是双方共有的。只有当打仗的成本以及不打仗的收益对于双方都是清晰可见的,才会让他们相信停战是可信的。接下来,程式化的解决方案是:两方同意划界,各自控制一块区域,然后相互承认各自在自己的区域内有掌控土地、劳动力、资源和贸易的权利。暴力专家们不会放下武器,除非他们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源在没有暴力的情况下有更高的产出,从而这种安排增加了打仗的成本。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怎样才能让非暴力承诺变得可信。如果在和平时期,每个暴力专家都能从他们所控制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源中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租金),并且这些租金足够大,那么才有可能使暴力专家们都确实相信不打仗改善了对方的福利。租金(rent)是指:一种经济资产所获得的回报超过将该资产用于其他用途所能带来的最高收益的部分。对于暴力专家来说,和平的租金就是在不打仗时和打仗时他们的资产所获得的回报的差额。或许某天,有个暴力专家会想要反悔,但在长期,重复互动使得不打仗才符合他的利益。

  

   要让承诺是可信的,就需要暴力专家有能力调动和积累由其他人创造出来的租金。而租金的调动,反过来又需要其他方面的专家。在这里,我们将从有关暴力的简单观点转回到对自然国家的逻辑的更为合理的描述上。在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中最早期的那些社会里,牧师和政治家建立起了再分配网络,来调动产出并在精英和非精英之间再分配。在自然国家,非军事方面的精英们要么控制这宗教、生产、资源的公共配置、司法、贸易和教育等关键部门,要么就在这些部门享受着特权。由于支配联盟中的精英的地位、特权和租金的获得依赖于现存政权实施的“限制进入”,因此,所有的精英都有支持和帮助维持联盟的动力。因为一旦失败,就将面临暴力、无序和租金散失的风险。

  

   精英组织生产租金,并划分部分租金给联盟。精英租金的最有价值的来源是拥有创建国家所支持的组织的特权。通过创造出支持契约性组织的办法,并将创建这类组织的特权扩大到其他成员,支配联盟创造出了一种在联盟内部生产和分配租金的方法,同时还找到了一个可靠的管束精英的办法,因为精英组织依赖于联盟的第三方支持。精英们在国家的庇护下组织起合作行为的能力,又使他们从社会的生产性资源——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中获得了更多的回报。

  

   嵌入在这类组织中的激励产生了双重平衡(double balance),一方面是暴力潜能和政治权力的分配和组织,另一方面是经济权力的分配和组织,这两方面趋于一致。双重平衡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所有社会系统都必须保持利益的内在平衡,还意味着如果社会要保持稳定,则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军事系统的激励都必须是相容的。

  

   自然国家的支配联盟都是黏合性组织,因此,和平不是必然的,和平取决于设立租金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的平衡。暴力和内战时有可能发生。军事专家不会放下武器,事实上,他们必须保存他们的武装力量来平衡相互间的力量对比,同时还可以威慑他们各自的客户。军事力量的分散也是自然国家的逻辑的一部分。这样,暴力威胁成为了控制实际动用暴力的措施的一部分。

  

   自然国家是稳定的,但不是静止的,没有一个支配联盟是永久的。社会所面临的意料之外的冲击和变化,会使支配联盟内部关系发生动摇。从内部来看,领导者所做出的政策和决策可能会带来一些并非出于他们本意的后果,从而改变联盟所面对的环境。领导者和联盟成员不可能完全清楚他们的行动的含义,时不时地,他们会犯些严重的错误。从外部来看,无法预测的变化可能会发生在相对价格、天气灾害、农产品产量暴增、技术变化以及新的有敌意的邻居等方面。所有社会都受制于随机的、未预知的冲击。在自然国家,变化可能会影响暴力能力的分布,从而在支配联盟内部需要就特权和租金的分配进行再协商。同时,当新的利益集团兴盛起来而旧的利益集团开始衰落时,联盟就需要调整成员。比如,某个特定的暴力专家相对于其他专家变得很强大,他可能会要求分到更多的特权和租金。如果协商失败——拥有暴力潜能的群体错误地估计了相互的能力时——暴力很可能就发生了,包括:内战(比如,比夫拉(Biafra)对抗尼日利亚的其他地区,孟加拉国对抗巴基斯坦的其他地区),种族暴动(比如,原南斯拉夫,卢旺达),或是政变,以阻止民主选举政府的特别政策(比如,1973 年发生在智力,1936 年发生在西班牙的那些事件)。

  

自然国家尽管在根本上是相似的,但还是存在着很多的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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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暴力与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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