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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理解人类历史:两种权利秩序与制度演进逻辑

更新时间:2020-03-09 12:29:41
作者: 道格拉斯·诺斯  

  

   表3给出的是一种特定类型的组织在国家间分布的估计数字,按照收入对国家进行了分类。本例中的组织均为正规商贸组织,数据由 K. G. Saur 公司收集和发布,Coates,Heckelman and Wilson(2007)也采用了这些数据。能找到国家收入数据与 Saur 公司的计算相匹配的共计有 37 404 个这类组织,分布在 164 个国家。在年收入低于 2 000 美元的最贫穷的国家,组织的平均拥有量约为 30 个,每百万居民平均拥有组织约 2.8 个(表中第 3 列和第 4 列)。而年收入高于 20 000 美元的国家中,组织的平均拥有量约为 1 106 个,每百万居民拥有量约为 64 个。随着收入的增加,每百万居民的组织拥有量稳定上升(见第 4 列)。收入低于 10 000 美元的国家的总人口占样本总人口的 78.4%(见第 6 列),但组织的拥有量却只占样本的 13.1%(第 5 列)。从国家间的对比可以看出,组织的数量与经济、政治发展的程度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表3涵盖的只是一国所有组织中很小的一部分。在发达的权利开放国家,存在着极大量的正式组织。比如,从公共部门来看,美国在1997 年有 87 504 个正规组织的政府单位(1 个联邦的,50 个州的,3 043 个郡的,19 372 个市的,16 629 个村镇的,13 726 个学区的,以及 34 683 个特殊区域的)。从私人部门来看,1996 年,美国有 1 188 510 个免税组织(654 186 个宗教和慈善机构,139 512 个社会福利组织,31 464 个老兵援助组织,80 065 个应税与非应税的农业合作组织,77 274 个商业联合会,以及 91 972 个博爱仁慈会)。虽然 Robert Putnam(2000)用资料证明了美国公民的参与度的下降,但现今仍差不多每 160 个人就有一个正式的非盈利组织。1997 年,盈利组织达到了 23 645 197 个(1 700 万个独资公司,170 万个合伙制公司,470 万个股份公司)——也就是说,每 60 个人 1 个正式的商业公司;每 13 个人 1 个正规领域的商业组织。这些数字是惊人的,尤其是考虑到在 1776 – 1800 年间,整个国家大约只有200 个正式的商业法人公司。

  

  

   上述关于正式政府组织的数据触及到了社会秩序模式的最后一个要素:大政府(Lindert,2014)。表 4 给出了有收入数据和政府开支数据的一些国家的政府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可靠的政府开支数据很难收集,因此,表 4 的样本数比其他表中的要校。尽管如此,该表还是反映出了收入档次与政府规模和结构之间的很强的关联性。从第 2 列可以发现,收入与中央政府的规模并不相关。但是,当我们将地方政府——州、市、县、省等——的信息纳入后,见第 4 列,收入与政府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便清楚地显现出来。实际上,收入和地方政府规模之间的正相关性最强,不论是就地方政府支出在总的政府开支中的占比而言(第 5 列),还是就其在 GDP 中的占比而言。高收入国家创立并维持着一个十分密集的地方政府组织网络。高收入国家的政府规模比较大,是因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公共品,包括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教育、公共卫生系统和社会保险,并且,他们是一视同仁地为所有公民提供服务的。正如Bertrand,Djankov,Hanna and Mullainathan(2007)在对印度腐败问题的引人注目的研究中所揭示的:在自然国家,如果没有人际关系基础,办事就不会像签发驾照似的那么容易。

  

   政府规模和结构模式方面的最大区别也出现在人均收入高于 20 000 美元与低于 20 000 美元的国家之间。在那些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即完成了向权利开放秩序转型的那些国家,收入与发展之间的关联体显得尤其清楚。

  

   总结起来,现代社会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社会模式。权利开放模式的特征如下:

  

   (1)政治和经济的发展。

  

   (2)在经济中负增长出现得较少。

  

   (3)存在着大量组织的、丰富而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

  

   (4)庞大的、较为分权的政府。

  

   (5)普及的非人际关系化的社会关系,包括法治(rule of law)、产权保护、公正和平等——即平等对待所有人的一切方面。

  

   权利限制社会的特征为:

  

   (1)经济增长缓慢且容易受到冲击。

  

   (2)政治未受被统治者的普遍认同。

  

   (3)组织的数量相对较少。

  

   (4)政府较小并且较集权。

  

   (5)主要的社会关系是沿着人际关系这条线路展开的,包括特权、社会等级、法律实施上的不平等、产权缺乏保障,以及一种普遍的观念:人并非是生而平等的。

  

   所有社会都会受到随机的、未预期的内外部变化的影响。不论是外部因素如气候、相对价格、比邻群体的变化,还是内部因素如领导者的身份和性格、内部纠纷与争端、相对价格的变化,这些都使环境处于持续的变化中,所有社会都不得不对此加以应对。限制或开放权利的社会的长期经济绩效的波动,反映了这两种社会秩序应对变化的固有能力。概念性框架并不是静态的社会均衡,而是考察社会面对在所有时间和地点上变动的约束和机会的一种方式。社会秩序的动态性是指变化的动态,而不是进步的动态。大多数社会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是时进时退的。本框架没有目的论的含义,但却阐明了为何权利开放的社会比之自然国家能更好地应对变化。

  

   社会模式的持久稳固性提示我们:现代社会的发展应该是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技术以及制度的同步发展。这些要素的变化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因此,当计量社会学家试图在大量的同期相关性(contemporaneous correlation)证明因果力量时,一再受挫。正如近期 Acemoglu,Johnson,Robinson and Yared(2007)针对现代化假说(modernization hypothesis)所进行的调查所指出的,民主与高收入之间的同步或许不具有统计学上的因果联系,但却反映了某个缺落变量的影响。我们相信这个缺落变量就是权利开放秩序中的社会关系模式。

  

   权利开放社会中的社会学家过多地依赖于一个暗含的、方便的假设,即,他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就是历史规范(historical norm)。与此相反,我们认为自然国家,而不是权利开放秩序,才是社会的默认结局。直到 200 年前,还没有权利开放秩序;即便是现在,世界人口中的 85% 还生活在权利限制的秩序里。在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中,社会组织的主流模式是自然国家。我们称之为“自然国家”,而没有用字面上更精确的“权利限制秩序”,是为了提醒我们,这并不像霍布斯(Hobbes)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所描述的那样:在那个社会里,人类组织无论是规模还是范围都非常小,没有国家。事实上,作为大型社会组织的持久形式,自然国家早在 5 000 – 10 000 年前就出现了。自然国家之所以能延续如此长的时间,是由于他将有权势的个人的利益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支配联盟”(dominant coalition),以此来限制暴力并使社会互动能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维持。

  

一、社会秩序的概念:暴力、制度和组织

  

   所有社会都要面对暴力问题。暂且不论我们的基因构造中是否预设了人的暴力倾向,如果某些人有动用暴力的可能,这对任何群体来说都是一个要害问题。没有一个社会能够以完全消灭暴力的方式来解决暴力问题,至多能对暴力加以控制和应付。暴力在多个维度上体现出来。暴力可以表现为身体行动,也可以表现为威胁将采取身体行动。暴力举动和口头威胁都属于暴力。暴力举动和威胁之间的关系和个人对他人行动的信念有关。我们对暴力威胁是否可信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动用身体暴力将激起其他个体或国家的反应方面投入了大量的关注。另一方面,暴力有可能是个人行动,也有可能是有组织的群体——从帮派到军队——的行动。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有组织的暴力(organized violence),是群体行使的暴力或暴力威胁。因为暴力威胁可能是用来减少实际身体暴力的,所以,要测算一个社会的暴力等级绝非易事。暴力对一个被威胁将受到身体暴力的人的影响,可能和一个实际遭受身体暴力的人是一样的。在有些情况下,我们特别处理了身体暴力行使的频度。而在大部分案例中,我们的暴力概念包含威胁和行动这两种情况。在确定到底是什么在社会秩序中起关键作用时,我们很小心,是对暴力的分散化控制所导致的暴力威胁,还是对暴力的集中控制从而许多关系能在没有暴力威胁的情况下建立?限制与开放权利的秩序在暴力的这些维度以及暴力的组织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对暴力的控制涉及社会规模方面的一些重要因素。通过反复的当面接触来处理暴力的办法只在小群体中才能奏效,也许 25 – 50 个人吧。在小群体的社会里,人们通过获取个人的详细信息来学着相互信任,这些信息包括个人是否有暴力癖好,以及对多次重复交往后不断增进的关系是否带来收益的信念。在相对较大的群体里,没人能知道群体中或社会上所有成员的个人信息,因此,单靠人际关系是不能控制暴力的。社会如果要发展大群体,某些形式的社会制度就必须建立起来以控制暴力。当然,也可以设想一个由和顺的个体组成的较大的社会,但如果这个社会只是通过个人信息和重复的人际接触来控制暴力,那么这个社会将不能久存。

  

人们可以选择通过暴力来与他人争夺资源和身份,那么,一个自然的推论就是:在社会群体中,可以通过限制竞争来减少暴力。这三种社会秩序都是竞争性的,但它们限制的方式是不同的。应对暴力的方式根植于制度与组织中,对这两个概念我们必须加以说明。制度是“游戏的规则”(North,1990,pp. 3 – 4),是支配和约束个人关系的一种互动模式。制度包括正式制度、成文法、正式的社会惯例、非正式的行为规范、共同秉持的对世界的信念,以及实施手段。制度通常被认为是对个人行为的一种约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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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暴力与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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