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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力民:1967-1968年的省级权力机构嬗变

更新时间:2020-03-09 11:41:31
作者: 黄力民  
广西军区司令欧致富主持,成员有区党委书记贺希明、区副主席李殷丹、军区副司令陈开路、军区副政委何纪元、空7军副军长范迪波、广州军区后勤部20分部副部长魏德安,包括在广西的3个驻军单位。

   3月13日周恩来打电话给原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称“广西地处抗美援越前线,要实行全面军管,你站出来当军管会主任”,但军管问题一直未决。11月18日中央发出《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同意广西军区的检查,同意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的检查,决定成立自治区革筹小组,韦国清任组长,成员欧致富、军区政委魏佑铸、55军副军长孙凤章、空7军副政委焦红光、原区党委书记伍晋南、安平生等。1968年8月26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空7军政委焦红光、55军第一副军长霍成忠(军长陈明仁实为挂名)、安平生等正副主任。

   ⑼ 宁夏自治区

   宁夏军区司令朱声达主持自治区前期支左,1967年8月青铜峡等地发生严重武斗,中央决定开办宁夏学习班,为期4个月学习班的结果是宁夏军区支左被否定。12月27日中央发布《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成立由兰州军区副司令康健民任组长,宁夏军区副司令张怀礼、21军第62步兵师师长徐洪学、王志强任副组长的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注

   王志强曾任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第一书记,1961年5月降职为自治区交通局副局长)。1968年4月10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康健民、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等正副主任。

   内蒙古、四川、河南、湖南、江西、甘肃、广西、宁夏的革筹小组是军队支左反复的结果。天津、河南、广西革筹小组长是原第一书记,其他6个省市区的革筹小组长是军队干部。

   革筹小组至少达到两结合,指定核心人物,各派群众组织代表人物可以从长计议,但仍

   有四川革筹长达一年,湖南、广西革筹八个月。

   注:本文第二节所述军管省份有的又经由了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再到革命委员会,有没有干部代表是关键。例如1967年6月20日在青海省军管会之下成立青海省革筹小组。11月12日,中央《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批准由黄永胜、陈郁、孔石泉、王首道、陈德、广州军区后勤部长邱国光、广州军区副参谋长阎仲川等7人组成广东省革筹小组。


四、 六省区的其他方式:冀鄂吉陕辽新

  

   河北、湖北、吉林、陕西、辽宁、新疆六省区未经军管,亦未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其中陕西、新疆属于周恩来所称“等于实行军管”,河北、湖北有北京军区、武汉军区一直直接领导支左,吉林、辽宁的特殊情况是东北局领导职能直到1967年8月初才停止。关于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河北、湖北、吉林、辽宁、新疆五省区以大军区党委名义,陕西省以驻军陕西省支左委员会名义。六省区除湖北省外,表面上支左没有大反复,正因为没有设置军管会、革筹小组,支左中的方向、路线错误问题易于在内部调整,对湖北省的处理预案本来也是温和方式,只是未料到突发恶性事件。

   ⑴ 河北省

   1966年5月河北省会从天津市迁回保定市。华北局会议后省委第一书记、华北局第三书记林铁被撤职,省委第二书记刘子厚接任。保定发生的河北省夺权事件(1967年1月23日)未获批准,省军区与第69军共同主持河北省支左。河北省是畿辅重地,2月沈阳军区第38军奉命从通化驻地调入保定,第69军调往山西大同。5月10日中央碰头会通过北京军区关于河北省军管的请示报告,建议郑维山(北京军区副司令)兼军管会主任,但方案搁置未执行。此时的保定地区因支左主持者的变更与分歧而加剧群众组织的对立,夺权前景黯淡,高层决定另辟蹊径。1968年1月28日,郑维山、李雪峰(北京军区兼政委)署名的成立河北省革委会请示报告建议省会再由保定迁至石家庄。2月3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在石家庄正式成立,主任李雪峰,第一副主任刘子厚,副主任省军区司令马辉、政委曾美、63军军长张英辉等。

   ⑵ 湖北省

   2月1日武汉军区成立支左指挥部,省军区独立师作为支左部队改为直隶武汉军区。武汉军区姿态强悍,2月18日《严正声明》对时局表态、3月21日《通告》解散“工人总部”等群众组织、6月4日《公告》重申军区支左方向正确不得为“工人总部”翻案,都是当时搅动大局的著名文件。7月毛泽东赴武汉目的之一就是欲亲自说服军区领导、扭转支左倾向,不料发生震惊全国的“七二零事件”,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被撤职,调沈阳军区副司令曾思玉、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接任,空军第15军进驻武汉担任支左。

   1968年1月28日中央批准武汉军区临时党委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委会报告,主任曾思玉,副主任刘丰、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等。毛泽东关注过很多省份原当权派的表现,张体学属于毛泽东所言“没有逃跑”者,为人朴素宽厚、持中秉正,既无高调造反言行,也不计较群众组织的批判,易为各派势力接受,若能被武汉军区及时推出,或许不致发生大乱。

   ⑶吉林省

   1965年11月至1967年吉林省军区司令、政委恰好缺位,吉林省支左领导小组由16军政委王淮湘任组长,省军区副司令贺吉祥任副组长。1968年2月中央同意沈阳军区党委报告,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王淮湘为主任,空1军政委肖道生、省军区司令何友发,以及原省委常务书记阮泊生、书记郑季翘为副主任。

   ⑷ 陕西省

   1967年3月3日兰州军区党委批准陕西省军区、第21军、兰州军区空军(司令部驻西安)、总后西安办事处联合组成西安地区驻军支援左派指挥部(后称陕西支左委员会),省军区司令黄经耀、21军军长胡炜、兰州空军司令杨焕民、总后西安办事处主任白辛夫领衔。

   1968年4月30日中央领导接见陕西省代表团,宣布批准陕西省支左委员会关于成立省革命委员会报告,次日成立大会即在西安召开,原省委第二书记李瑞山任主任,黄经耀、胡炜、杨焕民,以及原省委书记肖纯等任副主任,陕西省支左委员会继续存在。原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1971年1月始增补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副主任。

   陕西省夺权一大特点是李瑞山、黄经耀、胡炜、霍士廉几名重要人物都是新到陕西:1965年10月浙江省委书记霍士廉接任胡耀邦的陕西省委第一书记,1966年9月湖南省委书记李瑞山调任陕西省委第二书记;黄经耀曾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1967年3月调陕西省任职;21军新从北京军区山西驻地调入陕西。其次,因毛泽东批示过西安学生领袖李世英,陕西省支左委员会支左倾向明确。

   ⑸ 辽宁省

   1967年1月23日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成立“三支两军”领导小组,2月4日成立“辽宁省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省军区第四政委李道之任总指挥。

   1月31日辽宁省宣告夺权,未被中央承认。2月16日召开20多万人大会,以“大联合”和“三结合”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省军区政委杨弃、沈阳市委书记莫文祥等发言支持,但仍未能如愿。

   辽宁省委早已中止,东北局却依然在位,1月31日宋任穷出席黑龙江省夺权大会并发言支持。4月21日东北局书记处发表《关于(辽宁)当前运动三点意见》,遭到一派群众组织强烈攻击。4月26日周恩来同顾卓新等东北局和沈阳军区负责人谈话,要求军区支持东北局继续领导文革运动。7月4日宋任穷宣布收回“三点意见”。8月6日中央决定“东北局停止对东北各省市领导”(西北局、西南局、华东局、中南局、华北局已于1966年内相继撤销)。9月以总参副部长柴成文为组长的中央调查组赴沈阳,12月18日主持达成各派制止武斗协议。1968年5月8日中央批准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任主任,军区政治部主任李伯秋、副参谋长杨迪、省军区政委杨弃,以及原省委书记杨春甫、王良等任副主任。

   辽宁省没有军管,但有1967年8月17日中央决定成立鞍山市军管会。

   ⑹ 新疆自治区

   1967年1月26日新疆石河子事件打响全国文革第一枪,2月7日周恩来传达毛泽东批示“新疆问题应当快点解决”,考虑新疆夺权条件不成熟拟实行军管,有意区党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兼政委王恩茂任军管会主任,却是终究未决。新疆军区主持全区支左,境内还有兰州军区空9军,支左倾向与新疆军区有分歧。

   1968年8月调湖南省军区司令龙书金任新疆军区司令,9月1日新疆军区党委关于成立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获批,龙书金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有王恩茂、军区副司令郭鹏、军区副政委兼兵团第二政委裴周玉、空9军政委李全春,以及原自治区主席赛福鼎等。9月又调舟嵊要塞区政委曹思明任新疆军区第二政委。


五、 最后五省区的困局

  

   1967年4月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过4个月才有青海省革委会成立,这一年冬季有内蒙古、天津、江西、甘肃、河南五省市区革委会成立,1968年春节后到5月31日河北、湖北、广东、吉林、江苏、浙江、湖南、宁夏、安徽、陕西、辽宁、四川十二省区革委会相继成立,延至8-9月才解决最后的难点云南、福建、广西、西藏、新疆五省区。

   云南、福建、广西、西藏、新疆五省区的夺权之路包含上述三种情形:云南、福建、西藏经历了军管,广西几乎是最后一个成立革筹小组,新疆一直由新疆军区主持支左。五省区地处偏远,情况错综复杂,夺权迟迟不能实现,最大障碍都是武斗频发。1967年就颁发制止打砸抢抄抓的《六六通令》、关于严禁抢枪的《九五命令》,1968年制止广西、陕西武斗的《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措辞严厉,均在全国范围广泛传布,成为一时之中心。毛泽东的夺权激情大受影响,遂加大对运动的收束力度,以便形式上达成全国革命委员会的完成式。

   《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之后,最高层还曾拟定更加严厉的关于十条罪状《布告》(类似1966年《公安六条》的形式),《布告》称“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凡有以上十项罪状之一者,即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追查到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7月31日周恩来修改《布告》定稿并上报,此后发生变故又批“不办,暂存主席处。”

   最高层另一项关键措施包括:1968年7月27日调动数万工人、部队官兵以“宣传队”名义进入清华大学收缴武器、清除武斗据点;7月28日凌晨毛泽东等紧急召见北京五校学生领袖,指斥“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8月25日发表姚文元重头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毫不留情地打消青年学生的虚妄念头,同时切断北京学生组织插手各省市区的运动。

   云南省、福建省从实行军管到成立革命委员会历经一年三个月以上,也显露军队组织内部矛盾、军管方式过于独断而不能有效发挥革命干部与群众组织的作用。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最晚,而且军管会存在到“三支两军”终止后的1973年5月才撤销,可能是要充分利用军管会的强力以维持边境地区的稳定。

昆明军区司令秦基伟文革初期靠边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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