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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经验”

更新时间:2020-03-07 15:50:40
作者: 张旭  
现在我们算是学会利用国际条件了。”(16)

   1982年,邓小平在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时谈到,我国实行经济开放政策,争取和利用国际上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经济,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发达国家企图卡住我们穷国的脖子,不愿意我们得到发展,所以,“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你们想了解中国的经验,“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我们很多东西都靠自己搞出来的。……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即在建国三十二年多的时间里,大体有二十几年,我们完全或基本上处于没有外援的状况,主要靠自力更生。没有外援也有好处,迫使我们奋发努力。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我们在这个期间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发射了人造卫星等等”(17)。以自力更生为主,就可以振奋起整个国家奋发图强的精神,把人民团结起来,就比较容易克服面临的困难。

   以自力更生为主、加强国际合作,固然重要,但是如果缺乏了自主创新,总会受制于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就一直是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的。毛泽东对技术革命作了两步走的设想:整个技术革命大约需要20到25年的时间,第一步,社会主义改造与技术革命同时并进,以社会主义改造为主、技术革命为辅;第二步,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来。毛泽东认为,技术革命是属于生产力、管理方法和操作方面的问题。技术革命的开展,可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的经济面貌全部改观。他“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18),使中国能够迅速摆脱经济和科学技术上的落后状态,赶上经济发达国家。因此,就必须重视知识分子问题,强调知识分子在技术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注重培养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1956年1月,中央专门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指出,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技术、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科学是关系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决定性的因素。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奋起直追,“向现代科学进军”(19)。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技术落后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内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文化水平而奋斗。会后,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的组织领导下,有数百名著名科学家参加,历时数月,制定了《一九五六— 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并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把规划付诸实施。1963年,由于上述计划的主要项目和许多具体要求已经达到,在此基础上提前制定了新的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63-1972年),毛泽东就制定这个新计划明确指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20)尤其重要的是,在进行技术革命的时候,毛泽东特别注重独立自主地开发自己的技术,这既是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继续,也是对包括苏联单方面撤走专家教训的汲取。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确立、60年代大力推行、70年代坚持的发展尖端科学技术的战略方针,极其深刻地体现了“技术革命”思想的本质精神、深层价值和重大意义,使得艰难初创的新中国科技事业获得振兴和发展。其直接的结果是,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巨大潜力,对原子能、航天器等世界前沿尖端科学技术的研制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突破,导弹、原子弹和卫星“两弹一星”的成功,不仅促进了中国科技体系的发展,而且奠定了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里的地位。1969年,毛泽东在审阅空军关于技术革新的报告时,指出了对每一项具体改革来说,称为“技术革新”就可以了,而技术革命是指历史上的重大技术改革,例如用蒸汽机来代替手工,后来又发明了电力,现在又发明了原子能之类。这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对于“技术革命”的深邃理解,以及他提出在中国要来一个“技术革命”的深刻用意。毛泽东理解的技术革命已经不是仅仅包括技术改造和机器的使用,而是持续创新。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赶上世界先进国家,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21)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22)。20世纪80年代,世界科学技术发展进入高速时代,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制定高科技发展计划。1983年美国提出的“星战计划”、欧洲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等,对世界高技术大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向国家提出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中国高技术的建议。在邓小平的建议下,“863”计划开始制定实施。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世界科技革命出现了新的特征,科技革命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在此背景下,党中央根据新的情况,及时提出并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1993年7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关于科学技术的法律。1995年5月6日,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正式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在同月26至30日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江泽民指出: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我们必须在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坚持不懈地着力提高国家的自主研究开发能力。在继续“863”计划的同时,实施“973”计划,其战略目标就是加强原始创新,在更深层面和更广领域解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以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为国家未来发展提供科技支撑。我国从2000年起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推动自主创新。经过不懈的努力,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实施,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23)为中国道路打下了新时代新的坚实技术基础。

   中国道路的形成是一个体系化的过程,但是,“自力更生—国际合作—自主创新”这一发展框架无疑抓住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在这一框架的实施过程中,我国走出了一条以我为主、坚持自主创新、主动参与国际合作的科技与经济协同发展的道路,构筑了我国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有力支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一跨越关口的战略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支撑就是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加强基础研究,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要倡导创新文化。这一“自力更生—国际合作—自主创新”的发展框架,勾画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以我为主、自我发展、自主创新的发展设计,这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务必思考的基本遵循。

  

   三、用未来理念引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共同体—世界”的未来框架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同样离不开中国。不可否认,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结构性矛盾,这不仅表现在存在着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也表现在世界各国在制度层面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层面的竞争。如何让中国的发展更加有利于世界的发展,如何营造良好的世界环境保障中国的顺利发展,是一直需要解决的矛盾。

   早在1953年朝鲜停战以后,我国就致力于发挥在国际问题上的话语权,争取有利于国内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并在1953年12月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原则至今仍然是我国对外交往的基本准则。改革开放以来,和平的国际环境尤其重要。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强调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邓小平指出: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从现在到本世纪末是第一阶段,再加三十到五十年,就是说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24)我们就是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并且,邓小平在多个场合、多次谈话中都强调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为人类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可以作更多的贡献,强调即使中国发展起来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称霸。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中国一直的面向未来的发展理念。

   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中国与周边国家、与世界大国努力搞好关系,甚至有些时候为了大局放弃一些自己的利益,充分显示了一个爱好和平、负责任大国的使命和担当。尽管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世界并不平静,大战没打,小战不断,但是中国的周边是相对平静的。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发展进行了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全方位的遏制,以及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断渗透,我国仍然保持了足够的战略定力,力图用未来理念来化解矛盾,实现共同发展。

   在面向未来的发展理念下,对于中国自己的事情,我国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并顺利实施。在国际关系上,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逐渐被世界所接受。

   进入21世纪,世界格局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处于大调整时期,各国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深,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越来越多地成为世界的潮流。同时,各种风险和挑战也日益增多,不断爆发的国别和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增长乏力,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持续蔓延。传统的西方中心论及其治理理念和模式越来越不适应世界格局的新变化,人类向何处去逐渐成为一个世界聚焦的沉重课题。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演讲中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5)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就要求建立共同发展、共商发展、共建发展、共享发展的理念。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已经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并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是理念的积极推动者,也是脚踏实地的实践者。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紧扣发展主题,不断开辟经济全球化的新路径:倡导国家间合作发展的新模式,提出和实践“一带一路”倡议;实现金融合作和投资方式的创新,提出和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出和运营了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等等。

2018年1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了《同舟共济创造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提出了当今世界面临的新挑战:经济全球化大潮滚滚向前,但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为世界经济蒙上了阴影;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但增长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国际格局深刻演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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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学刊》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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