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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权: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路径分析——基于“反思”的视角

更新时间:2020-03-07 15:46:05
作者: 王炳权  
”(44)坚守人民立场,也就是社会主义的立场,这既不是资本的立场,也不是权责的立场,而是基于平等自由的共享共治的立场。改革开放40余年来,政治学话语建构的线索和思路看似驳杂,实际上有三条进路,一是西方政治话语的梳理与重构,二是儒学政治话语的当代对接,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当代转化。三种选择的内在价值追求都与“人民立场”有一定差距。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如何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并不深入,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处于被回避的状态,其中的人民立场到底如何体现,仍然是一个被悬置的问题。多种进路意味着多种选择,无从选择时,是不是可以保持“中立”?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一度被强调的政治科学研究路径,也暗含“价值中立”的意味,但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不可能是价值空心化的过程。

   3.坚守基本的政治价值。正义是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价值核心。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国情下,这些价值被赋予不同的内涵,但在强调平等和公平上是有共识的。当代中国现代化事业取得巨大成就,解决了中国人面临的最大的正义问题,即温饱问题,继而迎来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在面对实现发展跃升,特别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时,“权力正义”“分配正义”“弱势群体正义”等具体诉求不断涌现出来。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非常高,而中国的政治规定性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底色,如何推进共同富裕的逐步实现,在政治哲学上恰恰指向分配正义。与分配正义相联系,对所谓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关怀的需要越来越突出。二战后西方许多政治哲学家都在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如何实现共享型发展,是政治哲学的重要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政治发展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即重塑执政党的使命性和人民性。这从根本上重置了社会正义的走向,纠正了“官商一体”的偏误。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需要跟上这一步伐,改变不当的价值言说,回到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

   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是对应然的政治价值的彰显。政治学话语体系建设,不仅限于概念、范畴、体系的梳理和规制,一定程度上对应然的政治价值的强调可能更为关键。从一段时间来看,学界对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讨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政治价值取舍上的犹疑甚至回避,我们对如何坚持应然的政治价值关涉不多,这不能不算是一个缺憾。即使我们充分认同政治实践中的政治价值宣誓,但这并不能替代政治学对政治价值的研究与宣扬。我们从“实然”的政治实践出发,追求应然的政治价值,是为了更好地规约实际的政治生活,促进政治实践向真、善、美的目标前进,这是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中心议题之一。

  

   三、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需要“对话”

   推进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需要通过对话平衡学术与政治、学人与学人、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张力。一段时间以来,学界对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讨论以及一些学人的创制性努力,往往纠结于这三种张力无法缓解。因此,在三对关系中构建新的平衡,纾解彼此间的张力,达致共生共容的状态,可拓展政治学话语体系生长的宝贵空间。

   (一)学术与政治的对话

   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是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关键。我国是经济大国,更是政治大国,“讲政治”是“江湖”与“庙堂”共同的话题。政治学学术研究的进退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政治生活是政治学的基本对象,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更是与当代中国政治建设紧密相连。当代中国政治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为基底,整合了包括西方政治学在内的若干思想资源,在思想碰撞与交流过程中,饱受诸如“全盘西化”“照抄照搬”的批评,然而真正影响政治学发展进程和话语呈现的是现实政治。政治学话语的建构与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主题的变换有着密切关系。诸如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分开、党政统合、党内民主、社会治理等理论主题,都是在与现实政治生活的互动中提出并深化研究的议题。改革的主题和社会主要矛盾是时代的主旋律,是最大的政治,恰恰是政治学话语言说的“主角”。因此,处理好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是政治学得以发展的前提。

   一是要尊重政治引导,强化学术自主。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以“集中”为特色,这是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可能性。政治学研究尤其是话语表达,需要保持“政治正确”,同时要保有学术性。话语体系建构需要兼顾政治性与学术性。在新时代,学术的政治性具体地表现为对政治引导的认同。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任务是阐明、说透政治生活实践,呈现政治建设的规律性认知,这是政治性的表现,也是学术自主性的彰显。学界对政治引导有误解,认为与政治保持一致,就会丧失学术自主性,紧跟政治引导的科研活动是政治宣教,不是学术成果。实际上,中国独特的政治文明进路恰恰是政治学难得的研究对象,对其采取忽视乃至对立的态度,这是学术的教条主义和虚无主义。仅就学术的开拓性而言,这无疑是学术的巨大损失,即使是批评也得深入了解对象,否则就是有欠缺的研究。我们往往看到的是政治实践对学术的“规制”,却看不到学界的努力对政治实践产生的重大影响。学术研究的成果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政治实践,甚至变成国家的政策和法律。比如学界对党内民主、协商民主、善治、政府创新、法治国家、社会治理等议题的研究及凝练的概念已进入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有的还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成为政治实践的一部分。(45)所以,我们需要“告别总认为身处桎梏之中因而过度批判的心态”(46),“要恰当地运用而不是滥用挑战、质疑与反思的专业力量,去冲破那些关乎人性价值与人类基本权利的障碍”。(47)从当下的学术生态来看,学术研究是否有自主性,往往取决于学人自我的认知和努力。通过深入的科学研究得出的成果,一般都会实现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恩格斯指出:“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愿望。”(48)研究得越深,科学性越突出,越符合人民的利益,政治性也越强。

   二是提供学理支撑,反对搞学术投机。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发生扭曲,往往表现在学术活动变成投机活动,这不仅严重伤害学术,更伤害政治,同时也让政治无法尊重学术并轻慢学术。如前所述,政治学研究特别是话语体系建设与政治密切相关,这不仅是政治的要求,更是学术的要求,这种要求是客观的。政治要的不是不实事求是的吹嘘,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批判,而是货真价实的学理支撑与体现真才实学的对策建议。“因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的‘过火’……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适用的范围之外,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49)

   作为学人不能低估政治实践对真、善、美的追求。在我们的研究中,不乏带有投机色彩的操作,学风浮躁,貌似始终在与热点和前沿对接,实际上是“万金油”,靠“揣测”“对焦”“投其所好”“打击异己”谋求重视,争取“资源”,博得眼球。这样做,貌似保持学术与政治相一致,颇有“贡献”,实则为害甚深。一是浪费了大量的学术资源,伤害学科的成长;二是毒害了青年,使有志于学术研究的青年得不到科学的传承,却有可能被恶劣学风污染;三是误导实务部门的工作走向和认知逻辑,称其为“高级黑”也不为过。“如此一来,这些学者提出的新话语、新概念在学理上就显得底气不足、说服力不够,而在态度上则显得不够真诚。”(50)

   长期以来,政治学的理论思考往往落后于“政治实践即生动活泼的政治生活的发展。即便是政治学家对政治实践进行了某种超前的谋划,相对于政治实践自身的演变来讲,也总是显示出一种被政治实践重塑,而不是塑造政治实践的被动性。因此,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这类理论尝试,就只能尾随政治实践来展开,而无法站在政治实践的前方位置对之进行有效引导。”(51)这种状况客观上也催生了学术投机的产生。那种认为与现实政治保持适当距离,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杜绝投机型学术研究的观点,其实也是一种片面。研究现实政治,是政治学的责任,属于学科的重大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未尝不是一种投机。要坚持与现实政治的互动并不是政治学学科的全部认知活动,给出对现实政治有力的理论诠释和有益建议,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二)学人与学人的对话

   政治学人承担着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任务。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需要政治学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集思广益,增加包容度,减少对立思维,找到最大公约数。考察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历程,可以发现学人之间一定程度上存在的缺少沟通或无效沟通影响了话语体系建构的有效性。自改革开放之初政治学“补课”以来,政治学话语体系一直在“左冲右突”中寻找自己的建构理路,在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逻辑清晰、学科边界明确的成果,这些成果是在沟通对话基础上取得的。但由于学人的学科背景、实践感知、甚至价值观的迥异等,彼此间在特定时期缺少基于共同学术旨趣的沟通和对话,正如有学者所说,“建构新话语的首要工作是在国内学术界建立基本共识。而国内学术界的现状恰恰是不同立场和观点的学者大搞‘关门主义’,自说自话,很少认真、诚恳地回应其他立场学者提出来的问题,甚至会从动机和道德层面对论辩对手进行驳斥。长此以往,学术共同体中存在的裂痕将会越来越深,无法弥合。”(52)共识首先建立在正常的学术对话上,而正常的学术对话是建立在学术宽容的基础上的。在学术进展的瓶颈期,学人的学术宽容尤为重要,应当为彼此留出话语空间。在当下,正值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关键期,需要学人通力合作,加强沟通与交流,开展正常的学术批评,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1.尊重学术的演进逻辑。当下,我们推进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时,需要“瞻前顾后”,总结以往的成绩和不足,为更好地发展提供有益的思想和理论资源。我们现在和今后一段时间对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所做的努力和成绩都无法与前人的成果相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仍然在建设和发展中,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学发展成果充分反映了政治实践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会继续推进,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学话语也在发展进步。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的一致性,决定了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不太可能获得“革命性”创新,更无法想象搞出所谓的“颠覆性”成果。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可知“继往开来”是当下推动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基本路数,因此需要对前人的努力和成果抱有起码的尊重,而不是通过否定过去同侪的努力而获取自己的“话语权”。

   2.尊重学术的新样态。21世纪以来,政治学界在学科、队伍、议题、方法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新兴学科与交叉学科越来越多,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学者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主力,协商民主、国家治理、贤能政治等新议题不断涌现,实证研究方法得到广泛应用,以分化、多元为特点的新政治学研究生态已经形成。新的研究格局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言说方式和研究方式,这未尝不是百花齐放的大好局面。因此,尊重以至珍惜这一局面,无疑是给话语体系的生长留有空间。做到“和而不同”的关键是开展正常的学术批评。不正常的学术批评,一方面是“自说自话”:“学者可以通过一套逻辑自洽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对中国成功的经验自圆其说,但是却对其分析对象中存在的问题一笔带过或不言说,尤其是没有和针锋相对的观点之间展开学术对话。有的学者甚至简单地将问题与成就割裂开来,拒绝讨论问题。自说自话的另一个表现是通过‘敌我划分’,将学术上的质疑视为意识形态的敌对,从而将其划入政治问题置之不理。”(53)另一方面是划分敌我式的政治性批判,借“政治正确”的强冲击力,打压、削弱甚至消除“异己”的观点。不正常的学术批评为害甚大,对学术的成长是不利的,对政治学话语体系推陈出新也是有害的。

   (三)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的对话

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是学术研究过程,需要广泛而深入的国际交流。“拒绝在普遍的视角中对待相异的、外来的经验与观念,不仅无助于对所有能够积极作用于国家与学科发展的观念与经验进行公平的辨析、比较、选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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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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