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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权: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路径分析——基于“反思”的视角

更新时间:2020-03-07 15:46:05
作者: 王炳权  
至少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不能不提及。

   一是促进公众的政治认知提升与政治生活的开放。单向度的政治认知是片面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甚至是有害的认知,对社会的戕害是严重的。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学的发展与火热的时代相互作用,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大氛围下,推动公众多角度地理解政治,把政治生活与“奔小康”紧密联系起来,催生了人们对个体权利的认知,特别是强化了人们在市场经济中对自由、平等和法治等观念的认知。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一大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及其中国化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政治理念深入人心。人民赋权、为人民用权的权力观也在多层面得到落实。平等、自由、开放的政治认知以及相应的政治运作和政治实践不能不说与政治学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二是促进政治发展的均衡化、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四个自信”,说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有着推动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高绩效。从政治发展的视角看,“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15),“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16)等政治判读恰恰说明,在历时态与共时态的比较视野中,我们选择了最适合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其基本特征是在均衡中走向中国人自己的现代政治新生态与新格局。中国政治学多年的发展恰恰凝聚了这一智慧,在综合创新中发展自己的理论逻辑,并与实践相互作用,形成中国特色的政治实践逻辑。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思潮看,所谓“左”、右边界清晰,彼此时而发生“龃龉”,但主流政治学的声音始终在理性平和与追求建设性的轨道上运行,为政治稳定乃至社会稳定提供了智力支持。

   三是政治学话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总体上看,一段时间以来学界以“三个体系建设”为契机对政治学40年来发展的批评与否定似乎多了一些。不管这些问题存在与否都不能否认中国政治学人在政治话语体系建构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一个不容忽视的成绩就是中国政治学在理论和现实间找到了相对平衡的中间地带,切近中国政治实践,研究中国政治现象,引领中国政治生活,在这三个方面可能做得不够好,但不能说没有做。因而也产生了属于中国政治学的不同层次的范畴体系。在承认西方政治学是世界一流政治学之后,以此考察中国政治学是否达到了“世界一流”,这是一个很难把握的标准,如果中国的政治生活是一流水准,其政治学当然也是一流的。诚如有学者所言,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取决于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是否走完了一个闭环。(17)理论之于实践,或先或后,但终究离不开实践这一主线。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还“在路上”,中国式政治文明还在探索中,我们的政治学正在为此添砖加瓦,所以要求政治学能够一劳永逸地建构起一套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体系,还缺乏客观合理性。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中国政治学理论话语的现代化、中国化的努力始终未停止。我们既看到了“致思”的取向,也看到了“致用”的努力。中国政治学学科生长环境的复杂性,需要学人的建设性努力,“非此即彼”的学术争论与评价离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甚远,也不利于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在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我们也确实存在一些偏差。这些问题不能说是政治学领域独有的或者一直以来就存在的,但一段时间以来表现比较突出。主要表现为理论建构的主体性不足、过度强调经验优先。

   理论思考的自觉性不够。话语体系建构作为学术活动的重要内容,离不开自觉的理论建构。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面临诸多理论资源可供研究借鉴。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为西方主流政治实践服务的西方政治学,都深刻影响着中国政治学的建构和言说方式,特别是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给政治学自主生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为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理论思考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与现实资源。有效处理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与已有理论资源,特别是与政治实践发生有益高效的互动,需要政治学人发挥理论建构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多年来,中国政治学话语建构在日趋成熟的同时,也产生一些惰性,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多层面的教条主义。比如,在处理与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关系时,不重视概念的清晰性和逻辑的严密性,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理解为政治学话语与政治话语保持一致、政治学议题与政治议题保持一致。表面上看,是在“与中央保持一致”,实际上既不能丰富和提升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也放弃了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责任,由此建构的理论“言说”,权解一时之需尚可,其逻辑理论并不顺畅,一时可以获得比较强势的地位,但认同度并不高。这样做,并不是真正处理好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也不符合党和国家的要求,只会不断失去学术话语权。又如,完全臣服于自由主义的“言说”,对原子式个人的假设、市场神话和小政府的信任近乎狂热,不能实事求是地看待消极自由、选举和法治。同样也存在搬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草创的政治范畴,而不是对此加以进一步廓清,并根据实践的发展加以丰富和完善。无论是对待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反映在理论建构上都用“代入法”,套用这些概念、范畴、体系,完成自己的理论思考。这对学术研究来说,是“偷懒”,是丧失自我的理论思考或理论思考不到位。

   经验视角有走向片面的倾向。经验视角是我们中国政治学话语建构多年来都比较匮乏的方面。我们注重经验的观察总结,采取科学的分析方法,都是为了更深入地认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更好地把握政治实践以至于引领政治实践。但注重经验,并非轻视概念的清晰性和逻辑建构以及逻辑推理,更不能满足于用生活话语描述经验现象,否则貌似“新奇”的发现会充斥其间,细节之处皆为“魔鬼”,就不再是理论研究了。量化研究一度繁盛,甚至形成“话语霸权”(18),为量化而量化,问题意识淡化,甚至置数据的信度效度于不顾。(19)现实中,“总结经验”式的研究,貌似科学的定量分析,整齐如“积木”玩具式的成果,已经“肢解”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政治实践则被研究和呈现得支离破碎。“经验主义”的话语建构模式,带来的是“议题”选择上的偏差和对政治价值的淡化。一方面,把过多资源投放在农村和城市生活社区的研究上,侵占社会学、农村经济学等学科的议题,不关注政治学的主要议题,脱离政治学主战场,“荒了自己的田,种了别人的地”。而该政治学关注的影响国家命运的重大矛盾和冲突却被置若罔闻。另一方面,因为回避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没有思想的碰撞与交流,致使在政治价值的“引领”方面失语,丧失价值彰显和哲学思考。如果价值荒芜,政治学则真的“空心化”了,那么说我们处在“政治学荒”中也不为过。

   时代需要政治学的回归。当下的政治学需要回到政治学的初衷上来,回到政治学研究的问题上来,回到实事求是的研究方向上来。面对成绩和问题,政治学人需要以“自省”的态度面对政治学的将来。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是政治学“再出发”的抓手。政治学话语体系的生命力在于其具有厚重的理论基础、丰富的实践基础和富有前瞻性的价值基础。这三者正是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需要着力的方面。鉴于此,重新审视并强化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础,显得更为重要,也更为迫切。

  

   二、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需要“强本固基”

   打牢基础是话语体系建构的关键因素。牢固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价值基础,是话语体系建构的“资源”,也是话语体系的“底气”。找出我们在这三方面的不足和努力的方向,即是体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强化理论基础

   推动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离不开深厚的理论支撑。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学界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为本,把握西方政治学、中国古代政治学的知识体系,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与当代中国政治话语相契合,获得了深厚的理论资源,形成了比较坚实的理论根基。进一步推动政治学话语体系建设,需要提升理论解释力和理论思维能力,丰富理论资源。

   1.强化理论基础,需要继续“补课”。在新时代,政治学话语体系建设仍需要补课。这种“补课”不是否认学科建设经过多年努力获得的进步,而是“查漏补缺”,在此基础上使我们的理论建构能够转型升级。应该说,特别是在理论线索、知识体系方面,我们还存在不足。这种不足主要表现在我们还没有对基于世界政治文明的政治学认知体系有全面而清晰的把握。其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中国政治学的根本。我们可以看到从政治学的角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概念、范畴、体系并没有被持续地系统地整理和认知,曾经的努力并没有接续下去。(20)即使现在颇受关注的“为中国发声”的政治学表达,也并不都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上考虑问题,更多的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以西方式实践的问题指责西方话语,看不出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分析框架。由此,那些批评中国政治学话语建构不足,与政治实践、与主流政治话语“疏离”的声音,把原因归结为对西方话语的“膜拜”可能并不客观。因为,大家共同面对的问题都是对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日渐生疏,批评者与被批评者皆如此。在政治学新生代学者登场之际,我们确实需要补上马克思主义这一课。此外,我们还需要从对西方政治学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标签式”认知中走出来,恢复“是其所是”的认知过程,看原文读原著,加深了解,达致“中西马”的贯通,才能做到“综合创新”、转型升级。因此,继续“补课”是必要的。

2.强化理论基础,需要增强学术自主性。“近些年来,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的话题经常被人们提起,就此作为一个话题而言,说明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开始从自觉的过程转向自主的轨道,意味着即将开启学术创新的进程。”(21)为巩固政治学理论之基,我们也需要看到自身研究和表达方式上的一些欠缺遮蔽了对理论资源的正当获取,主要表现为学术自主性不彰。我国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包括政治学在内的若干方面都面临着继承与创新、借鉴与超越的问题。在学科建设上我们也有“后发优势”,即在中国实践的基础上做综合判断和比较分析,这是非常难得的成长机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在研究中的自我意识在淡化,依附性在强化,被已有理论逻辑捆住了手脚,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不利于学术发展的学术生态,“阐释型”与“叫好式”政治学、“把玩型”与“围观式”政治学、“批评型”与“怒怼式”政治学杂糅其间,尽管形式多样,表现不同甚至对立,但总体上还是学术自主性让位于学术依附性,是被“他者”所俘获,“臣服”于既有的理论言说,自我建设性的理论建构活动受到影响。“阐释型”与“叫好式”理论研究活动,在多个角度阐释既有理论的同时,放弃检视和客观的眼光,走向不加分析、不遗余力地维护。在对待各个理论源流上,都一定程度存在这个问题。对西方政治学,我们更多的是批评对其“照抄照搬”,对马克思主义,我们以“教条主义”论之,对中国古代政治智慧,我们在警惕“儒化中国”的倾向,这些耳熟能详的概括式批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种片面性的理论研究活动。其实践后果的负面性也颇为惊人。或“坚守中国立场的学者,坚拒西方的现代方案,执意开辟一个全然属于中国的现代方案,结果因噎废食,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当作一场不计后果的文化游戏”,或“坚信西方现代方案普遍有效性的学者,将中国传统打入冷宫,决意在中国推行西方现代方案,结果一错全错,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视为一场验证西方方案的惊人试验”。(22)这是学术研究缺乏自主性的惯常表现。此外,我们能看到“把玩型”与“围观式”的政治学理论研究活动,貌似“清高”,不偏不倚,实则不明所以,未见创见。“批评型”与“怒怼式”政治学研究活动专事“批评”与“谴责”,却提不出多少建设性意见。相对于“阐释型”与“叫好式”的研究活动,“把玩型”与“围观式”的政治学、“批评型”与“怒怼式”政治学貌似与之相异,其实质却基本相同,都是学术自主性缺失的表现。消磨式的把玩和没有创造性的批评,实际上还是被他人的逻辑牵着走,而“中国的崛起将形成从中国出发的世界政治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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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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