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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疫情下回看中国,二十世纪末的“化危为机”与结构性制度变迁

更新时间:2020-03-06 11:22:40
作者: 温铁军 (进入专栏)  
很快形成了轻工业、电子产业、纺织业的几大片,就是辽东、胶东、苏南、浙北、广东珠三角,这一片就起来了,成了中国创汇很重要的力量。国家适当的向他们政策倾斜,我们就用这些——放开之后农村所形成的兴旺发达的局面,编了很多报告给世界银行,世界银行就把中国当成了好学生,是世界上转轨最成功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得到了西方世界的普遍认可,认为中国是市场化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等等。八十年代,就是农村一片天地,托起了中国在整个世界的崛起。当然不仅仅是这样,但相对而言,农村在这个阶段确实是发展的很快。当时领导人说,没想到农村改革,一蹶子刨了个大金娃娃。尤其是,后来总结时说农村改革是党领导下农民的三个伟大创造:第一,家庭承包,第二乡镇企业,第三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还有城镇化,城镇从改革之前不到3000个,到十年后发展到30000个。城镇大量需要基本建设,于是把城市工业拉动起来了,当然农民搞得小经济也大量需要设备,把城市大工业设备也带起来了。

   所以,这个阶段中国融入全球化,没有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陷入债务危机,发生翻天覆地的动荡。在70年代接受了西方一般生产的产业转移,到了中国后,这个债务我们认真对待,在不能开支的情况,先放开农村,农村猛地发展出来了“三大创造”,既解决了粮食问题,又解决了轻工业、化工业、一般纺织工业等等。

   这样发展了十年后,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种兼业搞工业的劳动力9600多万,接近1亿,好像到了九十年代初,就1.2亿了。那个年代,8亿农民有1亿转移了,而且是不造成交通压力、社会负担。农民就是在家门口,早起干点活,然后去工厂上班,下午五点下班回家还能干俩小时,多业态在农村被自然整合。那时候为什么农村工业化发展这么快呢?因为当时很多集体经济还得计工分,你要想进厂上班得抓阄,并不意味你进厂上班比农业劳动力拿到高多少倍的工资。而且在大田劳动,拿的工分比进厂拿的工分高,因为大田劳动辛苦程度更高。于是,工农业劳动力剩余价值部分被集体占用了,因为集体用本村地、原材料、劳动力不要钱,所有这些条件下,我们这里的资本原始积累和马克思所说的田园诗般的那东西有一定的一致性,并没有表现为资本对劳动的残酷压榨,这儿资本原始积累静悄悄。短短十多年时间,中国农村工业化占了整个工业增加值的一半以上,它原始积累怎么完成的,到现在为止,我们教科书浪漫主义学者们很少有人把它说清楚。

   所以我们说,中国渡过了七十年代债务危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走了不一样的路,不是谁的主观选择,它是一个客观过程。这个客观过程,导致大量农民形成半农半工的就业,极大的节约了劳动力必须到城市去的转移成本,这些转移成本就转化成中国的改革红利,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变成中国很重要走出危机的现象。后来总结八十年代时,很少再像当年文件中那样承认,这是党领导下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还是人民创造历史吗?

  

   八九十年代跌宕起伏中的“伟大斗争”

   原来我们的工业计划只是在城市,大量资金分配、原材物料都是分给城里,突然有个能够占到工业增加值一半以上的农村工业,它的资金、原材料、市场怎么办?过去是分配的,现在怎么办?于是它就极大冲击原有在城市的这套体制,农民一搞加工业,原材物料就紧张了,农村一发展城镇化,它就十倍的增长,基建三材也就紧张了,直接影响了城市的经济秩序。这也是个客观情况,我们得承认。更何况农民拿不到原材物料怎么办呢?只好送礼。那时候有了这点好像扰乱计划怎么回事,总之这些事儿就批评起来了,咱也理解批评也对,接着就变成请客吃饭,再进一步低端第三产业就发展起来了,这些事儿,是客观过程。因为农民的这些企业没有分配,当时我们还有个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替农民说话的,那就谈判,最终谈下来每年定向的给农村资金。

   但城市更受不了的原因不在这儿,更受不了的原因其实是当年,七十年代后期时有些政策,比如知青回城,这是很重要的政策,当时就是几千万知青也包括我在内都得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回城,回来后又有就业问题。1979、1980年知青回城的时候,正赶上财政严重赤字、扩大再生产能力极度匮乏,导致没有就业空间。当时出台的政策,是五个人的饭十个人吃,要求国有企业打开大门,把自己的子女招进厂顶岗,父母都是老工人,也是技术骨干,于是他们就下岗了。不过,整个国企人力资本素质就变化了。机关怎么办呢?就机关就打开办三产,大家开始办公司,当时就是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倒几道之后,这个PPI就受不了。一方面国企人浮于事,一方面又是价格猛涨,就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我们说农村救了城市,但陡然崛起又客观上形成压力导致城市原有体制不适应,派生了一系列问题。这时候,我们帮着世界银行编点故事让西方人相信,我们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的过程,因为西方主张我们按照西方的制度来嘛,我是干技术活儿的人,也得服从帮四化。但这些东西一旦被西方人接受可了不得了,因为变成它的意识形态之后,转过头来我们教科书浪漫主义的主流朋友们全接受了。我们这个学西方东西不是不对,没有对错,是你没学到根上,也没好好把中国自己的经验总结到位,于是就把西方人从我们拿去出口转内销的东西,变成了教科书颠扑不破的真理,这就麻烦了。于是,八十年代我们就认为要全面推开市场化,我们知道八十年代大变局有个重要比较,就是为什么苏联垮了我们没垮,一般发展中国家垮了我们没垮。

   我已经把农村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怎么回事简单做了点评,这个时候如果完全按照西方意识形态真的玩儿,说不定还不如当年苏联,苏联就是真接受了。现在很多学者还是照搬了西方的解释,你不如自己亲自去看看。苏联解体那年,1991年12月正式解体,我就是那年十二月份去的苏东国家,我走了7个苏东国家,一点一点考察,我才知道它为什么垮。中国没有像它们那样,尽管被客观规律推着,一步一步克服无数困难,我们走过来了,我们得认真总结经验,才能讲好中国故事。我们编的那些教科书,不一定对人家意识形态没影响,因为它是主流东西嘛。我干这活儿干了五年,我管自己叫“两道翻译”,我得把世界银行组织的西方大专家、学者到中国指点江山的东西翻译成各地试验区地方干部听得懂的说法,我还得把地方说的东西翻译成世界银行大专家们能听懂的东西。

   我们是按照自己国情走了中国特色市场化道路,这些没有被我们认真总结,还是影响了教科书的传播。我们88年提的方案并不亚于苏联体系,当时领导同志说恐怕不能这么大动,风险太高,那就选个点吧,选的是价格闯关。1988年,开始尝试着放开物价走市场,原材料价格太高,连续几年的通货膨胀了,于是试着价格闯关,导致了1988年18.6的物价指数,到1989年就变成了生产停滞,因为是三角债,大量企业没法生产,没有资金,所以连续两年发生经济危机,接着中国就出现了比较严峻的局面。再加上1989年6月,美国宣布对中国制裁,西方国家开始大规模撤资,中国正在工业化高涨时期,遇到撤资,怎么办?中国经济进入了严重衰退。1988、1989年是滞胀危机的爆发,1990年进入大萧条,正是需要资本的时候,中国从1991年开始,逐渐放开了国内的资本市场,证券、期货、房地产相继在1992年前后放开,同时自己增发货币、国债,利用财政金融主权仍然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机会,自主金融,形成中国经济基本增长的能力。但是由于1993年增发货币,94年导致极高物价指数,严重通胀,加上债务,危机再次爆发。

   我们一直在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如果老老实实看历史的人,会发现每次跌宕起伏都是伟大斗争。当时,老布什是中美建交驻中国联络处主任,还当了第一任中国大使,对中国多多少少了解,他知道封不住。那时急于向外转移产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纷纷进来,向中国转移投资,如新加坡在苏南办产业园。一方面我们自主金融,一方面周边国家向中国转移产业。1993、1994年,美国开始放弃了对中国全面封锁,所以我们终于度过。当1994年又有高涨的时候,当时香港、台湾制造业大部分一般生产全进了中国大陆沿海,这个阶段外向型经济突飞猛进,经济秩序有很多严重问题,于是农村乡镇企业出现大规模倒闭破产,2700多万家乡镇企业倒闭,只能自己兜着。这样农民不得不外出打工,向中国沿海转移,出现了一江春水向东流,造成了社会秩序混乱。

   这个阶段上,出现了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这些债务没法承担了。这些国家在兴旺发达时所形成的的各种投资瞎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1992、1993、1994年美国军事技术解密了,它过去是发明电脑、IT来指挥全球军队统一行动,苏联解体了,它的主要敌人不存在了,美国变成超强,于是把军事技术商用化了。1994年前后,出了大批IT公司,吸纳资本回流美国,于是一般商品生产的东亚国家纷纷进入危机,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这是这个阶段全球资本流动所造成的客观结果。

   1997年11月份,国家召开全国金融会议算大账,发现中农工建四大行不良资产占比高达30%以上,按说我们比东亚金融危机的国家都严重,但就是中国这个体制,财政金融不分家。也怪不得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国有企业在九十年代不景气的时候抓大放小,4000多万职工待业,那时候是严重的大危机局面,国家要求银行给几乎关门的企业继续发工资性贷款,给下岗工人保命钱,那时候秩序很混乱。九十年代后期这场危机爆发的时候,是几十万家国企抓大放小,是场严重的危机局面,怪银行吗?不应该怪,其实是整个国家面对世界大变局,产业资本全球布局过程中形成的非常严重的失衡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自己的经济社会结构也发生改变,1997年东亚危机爆发盘点,发现我们的不良资产率非常高,财政一次性把不良资产剥离,用国家财政管的外汇注入到银行,让银行干干净净的变成商业银行。这就是进入二十一世纪金融资本的全球化,中国基本上赶上了,是因为我们在九十年代后期,彻底把银行变成了商业银行,但资本金80%以上是国家的,还是国有银行,国家对国有银行仍然说了算。国家财政和国家金融双手操作,我们在二十一世纪全球金融化的大危机中,仍然有伟大斗争的条件。

   所以说大变局,回顾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变化过程,有助于我们在疫情中理解全球化出现严重危机时有效应对。我所说的一切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假如真想批评我,也请迈开双脚去走走看看,有了真实感受后,我们才能展开谈论。

  

   来源:乡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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