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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治平:晚清遗产谁继承?

更新时间:2020-03-05 21:15:59
作者: 梁治平 (进入专栏)  
其最显著者,则是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复燃,但其角色已变:昔日引领潮流的普遍主义者,如今成为国情论者,而其批评者则多以普适价值相号召。把当下这场论争与清末的论争相比较,可以发现许多相似之处,甚至争论双方的论证方法及特点,前后也相去不远。这表明,中国人当日遇到的问题,无论为客观的还是主观的,今天仍未解决。

  

   与此同时,科学主义依然流行,但其作为合法性意识形态的角色也开始有分化迹象。简单地说,由普遍主义变身为国情论的官方论述仍然高度倚赖于科学话语,并试图维持对科学话语的垄断。但从普遍主义向特殊主义的撤退,多少削弱了这种努力的成效。毕竟,科学主义通常是同普遍性联系在一起的。不过,当今普适论者挂在嘴边的,更多的是“民主”、“人权”,而不是“科学”。在他们那里,科学主义与其说是一个标签和符号,不如说是其基本的思想方法。同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后裔,当代普适论者一样地相信社会进步,相信普遍的进步公式,相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准则。由此出发,他们也同样地敌视传统,轻忽习俗,对中国“两千年的封建遗毒”深恶痛绝,对贴有儒学、孔教标签的各种思潮和现象均抱持高度警惕。着眼于此,可以说,当代中国政治思想方面的主要对立派别,包括其中的新旧支脉,其思想上的亲缘关系及相似性,至少也像它们表面上的分歧和对立同样重要和值得注意。这也意味着,晚清历史遗产流变的图景并非黑白分明。

  

   以今日情形而论,若以国家主义划线,则不同政治主张及力量之间的界限尚易辨识,以普遍主义划线,情形则较为复杂,若以科学主义划线,更是如此。涉及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也有同样情形。自清末法理派力倡法律与道德两分之说,道德残余便逐渐被从法律中去除净尽。今天中国之刑法,全无旧时代痕迹。礼教立法的原则固然荡然无存,亲属关系在刑法上也了无意义。传统的家族制度早已不存,家庭伦理也因为代际关系的改变和大量家庭残破甚至解体而难以维系。个人主义原则从一开始便支配了婚姻法。如今,权利话语更大举侵入个人私域,财产原则也在所谓市场化改革的冲击下进一步渗入和支配了家庭关系,并以法律方式将残余的旧的家庭观念和伦常清除殆尽。造成这种局面的合力,既有鼓吹个人解放的现代思潮,也有造就现代社会的国家主义运动。实际上,这两派都是清末法理派的继承者,它们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和评判,虽然用语不同,标准却是一样的。正因为如此,相对于国家主义对传统道德秩序的毁坏,一百年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道德秩序重建方面也一无建树。至于今日,倡言法治的自由派人士,仍动辄教导公众个人有不道德的权利,而将个人自由、权利奉为圭臬的法律人,也以为法治与道德无关,对国家治理实践中利用传统道德和民间习俗的做法嗤之以鼻甚或猛烈抨击。然而,实际情况是,法治未立,前人所忧虑的“人惟权利之争,国有涣散之势”的情形,却已成为现实。

  

   综观中国百年历史,类似情形并非特例:国家主义狂潮之下,国家已然独立、“富强”,而社会贫弱,人心离散,国家统一迟迟不能完成;理性主义大胜自然主义,国家治理之理性化反而难以实现;规划的社会变迁,令社会生活支离破碎,生机尽失;法律主义固已取代道德主义,但是“政令不行,伦理荡尽”;“有中国特色的社HUI主义法律体系”已宣告建成,实现法治的目标仍任重而道远;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轮番交替,争论不止,中西古今之辩了无止歇,文化认同问题较以往更加严重和急迫;中西古今之辩了无止歇,文化认同问题较以往更加严重和急迫。所有这些或强或弱的矛盾,或隐或显的问题,无不可追溯于清末。而当年的论争不但预示了后来的政治、社会与文化之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其中,就是这变迁的一部分。由今视昔,则历史之意义豁然,我们对自己当下处境的了解,也将因此而深化。

  

  

   本文为梁治平先生著《礼教与法律:法律移植时代的文化冲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一书的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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