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雷蒙·阿隆逝世的时候，他已在法国公共领域里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几乎每个人都爱戴他，崇敬他；他的作品和观点被抬高到学术、思想和公共舆论界中准经典的位置。作为那一代始终坚持自由立场、反对极权的时代倾向的思想者中最卓越的一位，阿隆不仅是伟大的法兰西思想传统继承人中的代表，而且还是一座灯塔，在混乱和困惑笼罩知识界的时候指明了未来的方向。早些年前，“68年一代”还把阿隆看作法国保守派精英的所有劣根的卑鄙无耻的化身，但到了1983年，这些人中那些幻觉和理想惨遭褫夺者就视他为自由思想复兴的最大希望所系。一个个学院、一家家刊物横空出世，要继承他的事业，追随他的目标。就在萨特式激进主义的坟冢之上，新一代法国知识分子开始给阿隆式的理性建造纪念碑。

每一个对“二战”后的30年里阿隆在法国学术和思想界遭到的敌视记忆犹新的人，都会感到这种命运大逆转的震撼之深。雷蒙·阿隆的寿命也够长，总算得以亲历这种转变——他去世那年《回忆录》的出版加速了转变的发生——这给他带来了欣慰及很多激发反讽思考的理由。在一个充斥着糊涂和虚伪的政治—思想文化环境中，阿隆有意选择承担诚实和清醒带来的痛苦，也从不为自己遭到主流思想界的排挤而牢骚满腹。然而，尽管他对几代学生的影响得到广泛认可，尽管他在《费加罗报》上的专栏拥有一批恭敬的读者，其学人崇拜者也遍及四大洲，但他在很大程度上仍被法国同行排除在圈子之外。成年时代的阿隆，许多时间都生活在祖国的外围。

当然，把雷蒙·阿隆定性为局外人，乍看有些不合事实。从某个角度来看，他是一个彻底的当局者，在那一代人、那一整个思想体系中都是一位法国模范。阿隆生于1905年（和萨特同年），他的职业学者道路非常成功，在每一个舞台上都把同龄人甩在了身后。他进了孔多塞公立中学，后被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录取，当时是法国最重要的高校。1928年，他获得了国家哲学教师学衔，并且荣膺首席。他写的哲学博士论文通过了答辩，并被公认为是那一代最有前途的哲学家，直到他的学术生涯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暂时中断。

战后他推迟了一段时间才回到学校，其间把注意力转向了媒体——在战后的几十年间，他给《费加罗报》写了大约4000篇社论和其他文章，但到1954年，他才被聘为索邦学院教授（尽管是社会学教授），这个位置似乎早该属于他。从那时起直到1971年通过一场迟到的选举进入法兰西学院，阿隆的前进始终遭到左右翼对手事实上的联手阻挠，尽管如此，他还是在1963年被选为法国人文政治学院的成员之一，并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主持一个定期研讨会。到去世时，用弗朗索瓦·傅勒的话说，他已经被公认为“不单是一位杰出的教授，而且是法国大学中最伟大的教授”。

这是所有献给他的赞辞中最贴切的一句，既切合他的天才，也切合他最深刻的抱负。他是一位与生俱来的学者，思考、写作，他作为教师的素质一次次得到证明，而他毕其一生从对思想体系和思想者的研究中获得的乐趣，则是对前两者的补充。在去世前不久才完成的回忆录中，他回顾了60年前初入高等师范学院时的感受：“说出来不怕献丑，我得承认，踏上乌尔姆大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一种狂喜。甚至到今天，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我还是会以最大的诚挚和天真回答他：因为我还从没有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见到过这么多的智者。”

除了他的学术写作和教学之外，阿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一位典型的法国“当局者”。他在高师里的交往，他在伦敦避战时和“自由法国”共度的那几年，他持续几十年的政论写作，使得他在法国公共活动的上层领域中拥有一大群社会关系和友人。同政府、公共行政部门以及诸如商业界等领域的非比寻常的良好关系，让阿隆的政论文章得以拥有特殊的权威性。

法国知识分子的新闻报道历来就与道德权威性和论证的严谨性结合在一起，除此之外，阿隆的文章还拥有一种可信度，因为作者显然就是其论述主题的实际操作者。他看起来总是对所谈论的问题了如指掌，这种权威性很大程度上乃是来自他与他所分析的决策者的密切联系。雷蒙·阿隆只进过一次政府——1946年，他在安德烈·马尔罗领导的短命的信息部里当过办公室主任——他从没有深入至法国官僚机器的内部，但却常年与法国政治精英过从甚密（正如他在不同时间与美国、德国、英国政治精英的联系一样）。因此，他从局外人的立场写作，但带有局内人的现实感和限度感。

阿隆对他那个年代的法国公共领域相当熟悉，他本人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他的素质还体现在另一面：除了学术名流、当权者的心腹以及出色的政论家外，雷蒙·阿隆还是一位知识分子。并非一定从他的学术雄心或成就得出这个结论——他那时的法国知识分子很多都不是学者或教师，而他的学术同人中，通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相对而言也很少，但雷蒙·阿隆无疑是其中一个。终其一生，他都对专业领域之外的公共话题保持着活跃的关注（尽管我们将看到，他很重视在参与公共辩论之前先掌握更多情况，比他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同行掌握得都多），他还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对待知识分子参与意义重大的公共辩论的责任。但最主要的一点，他和许多其他知名的法国知识分子活动家，也即哲学家，都从同一条起跑线上起跑的，最后，他成了一名公共知识分子。

在他的同时代人看来，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对很多人，例如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而言，阿隆是且首先仍是《历史哲学导论》的作者，这是他研究历史知识本质与范围的博士论文，1938年3月，阿隆就这篇论文在索邦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不屑一顾的神情面前接受了答辩。阿隆论点中惊人的独创性，以及他严密的哲学分析的冲击力，我们今天听来并不激烈：他当时积极谋划反对的历史实证主义后来一度统治了法国高校，如今早已寿终正寝。他的观点是，对历史的理解不能与企图理解历史的人的立场和局限割裂开来，人自身在他试图描述和阐释的历史进程中所处的位置一方面会加强，另一方面又会限制所有这些阐释的深度。除去其中精确的认识论和经验主义例证，用现代学术用语来讲，这一论断形成了很多被称为“相对主义”的思想的核心，但是，阿隆当年提出此论断的独创性乃至勇气，现在我们却难以体会。

回想一下当时的背景，我们就能看清阿隆的这番论证是何等富有勇气，产生了何其强烈的刺激性。30年代法国的学院派哲学大大落后于德国或奥地利。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则不自觉地秉承了现实主义原则，以至于认可一切方法论。阿隆所说的“辩证法”无法在高校中取得认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新哲学思想或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革命，连带其与一切形式的社会考察和政治活动的关系，事实上全部遭到忽视。甚至黑格尔也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拜在亚历山大·科耶夫门下的那些年轻激进分子们读着黑格尔，却用更多的精力去读科耶夫那些滋补了马克思思想的理论。阿隆在论文中宣称，历史是一种我们一边活在其中，一边进行建构的东西（“每个人根据他的自我认知来选择他的历史”），这不啻是对他的师尊们所奉圭臬的激烈背叛。

当然，那时的法国还是有一些人能够挣脱学院内实证主义的束缚——《年鉴》的创办人和编辑马克·布洛赫、吕西安·费弗尔（Lvcien Febvre），或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等一些开始着手创建文化人类学法国学派的学者。但是，阿隆的特殊性正在于，他没有把旧的思想流派一弃了之，而是在它们自己的地基上发动攻势并加以拆毁。他没有无视任何一门成熟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重视“主要通过对规律性的观察建立必要的联系”的需要。与他的高师同学保尔·尼赞（Paul Nizan）相反，阿隆也从不认为，事实和真相无论如何都是以不同的阶级或环境为转移的。

阿隆只是希望，能够在一种略略超出这个时代的分析训练的严密性中揭橥历史客观性存在的局限——认识论上的局限，这些局限来自历史人物既定的位置，且这一两难困境无法用任何形式的哲学技术来克服，除非你不情愿地承认历史必然的二元性：“由此，关于历史的二元知识就是可能的，其一直接用于探究镂刻在物质世界之中的思想，其二用于研究通过这样的客观化可感知的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意识；此种二选一状况不仅源自历史学者的位置，也缘起于现实的基本结构。”

阿隆在这里引导他的读者走向一个精妙的平衡，这种平衡从此塑造他的思想，直到他去世。历史中存在理性，正如存在关于过去的知识。但是，终极的理性或完全的知识无论是否存在，都是靠不住的，只因我们无以达致——我们本是故事中人，局内人的位置剥夺了我们的阿基米德支点，令我们无法一览全貌。1/4个世纪之后，他阐述了一个本质上相同的观点：“在我们看来，理论的精进应帮助我们明晰对目的和终点的多样化认知，而不是用以支持一元概念化的解释——这种解释总是专横而党性十足。”

对于赞赏阿隆的同时代人而言，他的论文，他在一群前辈哲学家怀疑的眼光注视下的滔滔雄辩，其中含有三点重要结论：其一，对于人及其著作有多种可能的解释，判断其中一种为最优者，是也必然只是一种选择的行为；其二，因此没有什么确定性可言——过去和现在都是由各种选择组成的，尽管这些选择都产生了后果，但假如换一个环境，这些选择就不一定会做出了；其三，虽然人类能够自由选择怎样创造他们的世界（以及如何阐释世界，这一点同样重要），但只要行动产生了真实的后果，他们就得负相应的责任。

由此，阿隆的同时代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为他那一代人精心勾勒了一套完整的历史存在哲学。萨特本人对此深信不疑。不久以后，当萨特送给他的小伙伴自己的新作《存在与虚无》时，他说这本书只是阿隆作品的一部“本体学导读”。他并没有说错。阿隆把他的论文作为一次超越道德和意识形态，进而确定“在现实本身的限定下，可能的抉择的真正含义”的尝试；因此可以说，萨特式的存在主义方案其实就是在对阿隆所揭示的处境进行阐释，并做出相应的行为。

阿隆沉浸于他那一代人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他也是把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论证方式介绍给那一代法国人的关键人物——他们迄今都对这些一无所知——这些事实已基本被人遗忘。1945年后，阿隆开始活跃地参与时政新闻业以及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他和萨特在冷战中立场相反，互为敌手，他们共有的、独一无二的哲学理想主义和历史实证主义因分歧而变得暧昧不明了。然而，阿隆比萨特和他的知识分子同僚们更加忠于运用自己的理性。他写道，人类总是“在历史之中”并且亲手创造历史，明乎此，我们就不能向相对主义或犬儒主义投降，放弃理解世界的一切希望。“因此，正相反，人经由确定他在世界中及做选择中的位置来创造自我，由此我们可以确证人的力量。只有如此，个体才能够通过决定的绝对性来克服相对性，也只有如此他才能拥有历史——带在身上，进而成为自己的历史。”

在另一个意义上，阿隆和他那时代的法国思想界也是完全一致的。他在成人后的很长时间里也深为马克思主义所迷醉。和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包括大部分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相比，阿隆是马克思的一个谨慎的读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迷恋，在一定程度上系出于他对法国人舶来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思想深感失望，那里充满了无知和自相矛盾。而且，要理解阿隆对马克思作品的兴趣，还必须看到阿隆对苏联问题的关注——这也是他与政敌们的共同之处。但是，有一个引人关注的事实是，阿隆一次次回到卡尔·马克思的主题，以至于他在回忆录里的某处停下来问道：他是否可以不要费太多时间来讨论那种“世俗的宗教”？他的一些最优秀的分析性文章，他所有犀利的论战作品，都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让人很想同意他的观点，即他所投入的与时代谬误的斗争可以归结为一种变相的“反教权主义”。

尽管如此，阿隆对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兴趣同他早期的哲学关怀仍是一致的。他对左翼知识界倾向马克思主义的错觉的批判中，最有名、影响最大的是《知识分子的鸦片》，此书通常被看作《历史哲学导论》的姊妹篇和续集。马克思本人吸引阿隆的地方，部分在于他在现代社会思想叙事中的位置，部分在于他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锐利观察，但是首先在于他本人不成功的历史哲学建构——马克思心目中的这种历史哲学既是“客观”的，同时又对人类介入历史的决定性行为保持开放。阿隆情不自禁地崇仰这一普罗米修斯式的计划，更是因为它也隐现于在他本人的早期作品之中，而他与雄心勃勃的马克思的共鸣，也令他对马克思主义事业的成就与失败有着深刻的洞见，比他的知识分子同行中那些自诩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深刻。这其中的反讽，阿隆自己并非一无所察。

本文选编自《责任的重负》，题目为编者所加，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