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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沛:批判与建构:新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更新时间:2020-03-05 14:03:41
作者: 于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实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夙愿。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中国历史学发展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新中国历史学迈出的第一步,是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和建设开始的。中国历史学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同时广泛汲取中国传统史学和外国史学一切有益的理论成果,在实践中推动新中国历史学持续发展。新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表现出的规律性内容,是“批判与建构”的辩证统一。没有批判就没有建构,反之亦如是。彻底批判、摒弃、清除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及其影响,是新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一、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新纪元

   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它揭示了人类历史运动的奥秘,使“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1949年7月1日,郭沫若任主席的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成立,研究会的宗旨,首先是“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同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也明确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中国历史学界也不例外。1951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在北京成立,郭沫若在会上作题为《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的报告。在他看来,“新纪元”的主要标志,是“大多数的历史研究者已经逐渐从旧的史观转向了新的史观;……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也是一个史学发达的国家。“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最迟至殷时必已有史官,则吾侪从现存金文甲文诸遗迹中可以证明”,但是,以往的中国史学只有天命史观、循环史观、进化史观,而用唯物史观这“唯一科学的历史观”,作为史学整体上的指导思想,在漫长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却只有在新中国才成为现实,这自然是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对历史学家像对其他知识分子一样,“采取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帮助他们逐步成长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向各界人士提出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1951年9月初,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等12位知名教授发起北大教师的政治学习运动,同时还写信给周恩来,提出邀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彭真等到北京大学作报告。此事得到党和国家的支持,同年9月29日,周恩来在京津地区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他提出,知识分子首先要解决立场问题。一百多年来,中国是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在这样的具体环境中,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是由民族思想、爱国思想发展到争取民族解放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是一个好的起点。他希望大家要建立这样一个信心:“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在座的同志多数在旧社会生活过较长时间,会带来很多旧的东西,要求一下子把旧的影响肃清,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不断的斗争中,才能求得进步”。周恩来的报告,使广大知识分子受到鼓舞,坚定了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的信心。

   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思想改造和学习运动首先从教育界开始,但很快扩大到文艺界、科技界和整个知识界,形成了全国范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历史学家积极投入到运动中去,思想改造运动历时两年,到1952年秋基本结束。“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尽管有的做法比较粗糙,有的单位采取群众斗争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伤害了一部分愿意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的感情,但总的来说,这项工作适应了知识分子,也符合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知识分子贡献力量的要求”。思想改造和学习运动帮助知识分子“掌握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由民族的、爱国的立场前进到人民的立场”。陈垣、吕思勉、吴晗、罗尔纲、杨向奎、童书业,以及赵俪生、杨荣国等史学家纷纷撰文,畅谈与唯心史观划清界限,提高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问题能力的收获,“就我们历史工作者来说……经过这一系列的运动与学习,大家都有极大的进步,立场、观点和方法都初步地改变过来,初步的以工人阶级的立场、唯物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来讲授和撰著历史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史学工作者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初步确立,为新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53年8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陈伯达为负责人,成员有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侯外庐、吕振羽、翦伯赞、杜国庠、胡绳、尹达、刘大年等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9月21日召开第一次委员会会议时,作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著作,认真研究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发表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著作,认真学习苏联历史科学发展的经验和重要结论等决定。1954年2月,毛泽东倡导创办的《历史研究》创刊号正式出版。郭沫若在发刊词中提出,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历史中发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们要从历史的发展中来体会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从历史发展中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民族自信心、促进民族新文化的创造,那就“请从我们所从事的历史研究工作这一门科学方面努力达到实际的成果,来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入的学习吧”。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和《历史研究》创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开辟了广阔的现实道路。

   为迎接新中国思想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推动全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中共中央在1951—1953年,出版了《毛泽东选集》1—3卷。

   1953年,经中央批准,将中央俄文翻译局与中宣部有关部门合并,成立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开始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编译局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尚未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仅出版了几卷。1961年,人民出版社在解放社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人民出版社出版),南开大学历史系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的基础上,编辑并公开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以使史学工作者“能够集中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历史科学的一些基本观点”。这对于当时深入、系统学习唯物史观对新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指导,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文革”结束后,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拨乱反正,首先从史学理论研究入手。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文革”中遭受摧残,他们痛定思痛,汲取历史的教训,就更加自觉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推动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健康发展。大家深刻认识到,一定要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去研究史学理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件事也许有某种意义: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新版本、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专题汇编的新版本相继出版,为史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2013年,《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经典著作导读》出版,这本著作“比较展开地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形成、发展及其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在解读精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15篇关于历史理论的经典著作同时,解读了精选的毛泽东的10篇关于历史理论的经典著作;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史学思想及其对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历史认识论及方法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研究的重要思想等。新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这是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基础,指引着中国历史科学的现实和未来。

  

   二、重视和开展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批判性研究

   史学理论研究是“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研究,不言而喻,批判性的研究作为原创性研究的内容之一,是基础性研究和对策性、前瞻性研究的结合,在新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清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人类历史的歪曲,用唯物史观阐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彻底摒弃宣扬种族主义的“欧洲中心论”,深入批判并清除其在中国史学中根深蒂固的影响。

   18世纪中期,德国哥丁根学派的一些史学家最早提出宣扬种族优越的“欧洲中心论”,后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史学家兰克推波助澜,成为19世纪殖民主义史学的核心理念,长期在西方史学占据统治地位。为突出日耳曼民族的“至高等级”,黑格尔将世界民族分为“历史民族”和“无历史民族”。他认为,世界历史虽始于东方,但中国还不是世界历史民族,中国所以能够走进世界历史进程之间,只是“因为它们自己的关系和我们研究的原故”。在黑格尔看来,中国文明犹如“空气”,是静止的和没有深度的;而西方文明则是“火”,火在对立统一中超越自身,不断完满。他还认为,“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没有地中海,世界历史便无从设想了”。兰克晚年曾口授《世界通史》7卷,其内容也只是古代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欧洲的历史。

   “欧洲中心论”使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置于被动、消极乃至从属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前,已有一些学者对“欧洲中心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1949—1950年,中国历史学家周谷城3卷本《世界通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周谷城在书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欧洲通史并非世界通史之中心所在”,他通过对尼罗河流域文化区、西亚文化区、爱琴文化区、中国文化区、印度文化区、中美洲文化区6大古文化区的阐述,努力凸显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明的特征,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中国不仅没有被排除在外,而且以相当大的篇幅阐述了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

   继《世界通史》出版后,周谷城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仍在继续。1961年初,他连续发表《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迷惑人们的欧洲中心论》,强调“世界史,顾名思义,应该是关于世界整体的历史”。而欧美资产阶级史学极力宣扬“欧洲人高于世界其他各地的民族”。现在,“否定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建立具有新观点新体系的世界史的时候已经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周谷城拟参加复旦大学新的《世界通史》撰写时,重申了他的《世界通史》的体系,对以“西方为主体”,以“西方外为附庸”的思想表示反对。

西方史学把世界分成“文明的欧洲和落后的非欧洲”,用欧洲的价值观念衡量世界。1964年,吴于廑用“整体史观”的思想,对这种典型的“欧洲中心论”进行了批判。他说:“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无疑必须体现世界的观点。所谓世界观点,是针对地区或种族的观点而言的。它应当排除地区或种族观点的偏见,全面而如实地考察世界各地区、各国家、民族的历史”。吴于廑还通过远古以来的世界历史研究、通过对兰克、巴勒克拉夫等史家思想的研究,精辟地概括了“欧洲中心论”的真谛:“欧洲中心论者是以欧洲为世界历史发展中心的。他们用欧洲的价值观念衡量世界。在欧洲文明发生以前,所有其他文明都只是它的准备;在它发生以后,全世界的历史又必然受它支配和推动,是它的从属品”。西方史家从不把“落后的非欧洲”写进史书,如果写,“也是用以反衬欧洲的文明和进步”。这样的历史观不仅支配着近代以来的欧洲史学家,而且也影响着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学。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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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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