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是美国政治非常重要的博弈场，也是观察美国内外政策走向的风向标。2020年是特朗普第一任期最后一年，不仅美国总统要选举，众议院全体议员和参议院1/3成员都要选举。美国国内早已风声鹤唳、暗流涌动，特朗普弹劾案无疾而终，共和党力挺特朗普连任，民主党候选人一波接一波，出现不少新面孔。然而，两党候选人的政策主张都明显偏激极端，虽然中国问题尚未成为大选焦点，但是大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和挑战不容小觑。
一、从美国大选规律看，经济好坏依然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这不仅涉及经济增长、股市涨落，更在于民众对收入不均、不平等、贫富差距扩大强烈不满，希望大选结果能给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目前，世界经济不容乐观，周期性与非周期性因素叠加，贸易保护主义日盛，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大，下行压力持续加大。“震荡”很可能是2020年常态。
IMF对2019年世界GDP增速预测是3%，为2009年以来最低。WTO的新数据表明，2019年头六个月全球贸易增长仅1%，为2012年来最低。2020年贸易紧张局势有增无减，将出现负增长。专家预计2020年全球资产和股市泡沫破裂、经济衰退概率较大，果真如此，美国经济和股市很难独善其身。中国遭受新冠肺炎疫情也给中国以及世界经济带来新变数。
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直采取货币宽松和低利率政策，边际效应递减消失。目前已有超过30家央行竞相降息，世界经济进入“零利率”、“负利率”时代，金融风险不亚于2008年前。
大选年美国对华将继续推行“美国优先”、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并把金融优势“武器化”，用经济金融制裁中国高科技企业，打压中国科技发展。两国虽然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定，能否顺利执行，如何进行下阶段谈判，还是未定之数。但美国在经济金融领域力图对华“得分”，给选民以美国“获利”的印象，是特朗普政府的既定政策，两党候选人都会予以支持。最近，美国商务部长甚至声称，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将有利于美国制造业回归。这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思维令人乍舌。
2020年中国金融开放迈开步伐，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互依赖加深，美国等资本大举进入中国债市、股市、银行、保险、资管业务，加上“一带一路”等新型国际合作深入拓展，海外人民币资金池持续扩大，国际资金流动、汇率变化对中国金融的影响增大，这将考验中国金融业韧性和人民币国际化决心。
二、大选年美国以意识形态划线现象突出，“抹黑中国”无疑又是两党候选人争取选票的得力手段。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中国共产党是美国的核心“威胁”，副总统彭斯等其他高官也有类似评论，充分暴露了美国极端势力对华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以及对中国制度优越性的“焦虑”和“惧怕”。中国发展及道路的成功再次证明美国“历史终结论”的破产。无论是在香港搞“颜色革命”，还是接二连三通过涉港、涉疆、涉藏议案法案，美国这些赤裸裸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都表明，它把中国锁定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带有强烈的“文明冲突”色彩。
美国大选政治受“身份政治”、民粹主义影响严重，两党候选人面对贫富差距和不平等持续扩大束手无策，既不能客观分析原因，又提不出好的解决办法，民众不满和怨愤长期累积，表现为与精英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性、系统性危机浮现。制度性危机进一步撕裂社会架构，激化国内矛盾，使国内政治特别是大选政治极端化。同时，危机外溢效应凸显，政府竭力转嫁危机，寻找“替罪羊”和假想敌，对外政策的极端强硬面和军事冒险性增加，中国作为美国“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很容易成为美国内各项矛盾的“替罪羊”，大选年尤其如此。
中国是近130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过去十几年每年贡献全球经济增量30%以上，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而正是看到中国人民的制度自信不断加强，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齐心协力建设现代化美好中国，中国综合实力持续增强，美国才痛下决心进行对华高烈度战略竞争和博弈，不惜使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三、大选年，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承受能力明显下降，常常对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全球性挑战做出过激反应，从国际合作和国际组织“退群”与地缘政治冲突同步增强，致使大国关系更加紧张，全球治理更加无序。
近年来，国际战略稳定已经遭到严重削弱，欧洲、亚太、中东安全形势十分脆弱严峻，全球大国竞争突出。地区大国面临“力量真空”和“秩序混乱”，竞相争夺地区主导权，地区热点问题激化，局势更加混乱。
美俄围绕战略“挤压”与“反挤压”，在乌克兰、叙利亚、伊朗等问题上的矛盾加深。美国对伊朗实施更严厉制裁，涉及俄罗斯在伊朗和中东的利益。美国对欧俄合作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以及“土耳其流”项目实施“域外制裁”，任何参与管道建设的欧洲公司将遭受经济金融制裁，其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美俄博弈虽然与美苏冷战性质截然不同，但是美国遏制俄罗斯恢复世界大国的力度不减当年，矛盾尖锐，不排除发生局部冲突的可能。
鉴于目前中美关系高度复杂敏感，竞争性突出，大选之年在攸关中国国家安全、主权利益的台海、南海等地区和问题上，美国对华战略压力加大，军事挑衅将更频繁、更直接，触碰中国的底线。全球性挑战和地区热点问题激化也将使中国对外政策包括对美外交更趋复杂，处理难度加大。
美国2019年中退出《中导条约》，并即恢复陆基中程导弹研发试验，宣布在欧洲和亚太重新部署此类导弹。美国还坚持要求中国参与新的导弹协议谈判，以期削弱对冲中国的部分非对称优势。与此同时，美国将退出《武器贸易条约》、美俄《开放天空条约》，高调声称永不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核武现代化、小型化步伐加快，企图逼迫中国进入大国核武竞赛，遏制中国发展势头。
中东地区美国与伊朗数次走边缘，斩首伊朗军事领导人剑走偏锋，险些触发军事冲突，矛盾激化难以避免，下步走向将对地区局势产生决定性影响。围绕耶路撒冷地位，以及联合国“以土地换和平”原则受到美国将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等决定的冲击，巴以冲突再趋激烈。中国是中东石油的主要进口国，美国力图搞乱中东，逼升油价，造成石油市场动荡，中国首当其冲，国际政治经济压力增大。
大选年，美国两党候选人内顾倾向严重，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将使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更加“无序”，国际社会难以就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网络安全、地缘政治冲突等全球性挑战形成共识，世界更不安宁，发生“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的概率增大。
全球化发展趋势表明，全球生产链和世界消费市场的形成，商品生产和服务业的扁平化，技术革命的强大推动，都是全球化继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全球化不会逆转。然而，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博弈将持续升温，“治理赤字”的扩大已经使以规则为基础的治理体系四分五裂，重新制定国际规则，包括是否摒弃WTO，将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美国大选年，全球治理将面临更大考验，中美在气候变化、WTO改革、全球核不扩散体系维护、处理不断升温的地区热点问题等诸多方面都将面临一系列合作还是分道扬镳的艰难抉择。
总之，美国大选年在美国政治上是特殊年份，两国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大，关系更难处理，需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从长计议，既坚持原则，又冷静观察，不急于对一些事情下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