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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传染病是全球化特定风险

更新时间:2020-02-17 11:11:00
作者: 田飞龙 (进入专栏)  

   武汉新冠肺炎危机引发人们很多思考。在隔离管制的状态中,对这一危机的冷静反思是值得的。其中一个维度是全球化风险的维度。新冠病毒起于武汉,具体来源尚不明确,这本书就是一个风险谜题。病毒的传播途径也莫衷一是,从最基本的飞沫传播到气溶胶、血液等不一而足,这种知识认知上的不确定性也是一个风险谜题。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最活跃的经济体和关键节点,来往中国的商旅人士络绎不绝,他们本身也是“病毒”的关键传播者,甚至有“超级传播者”,还有不道德、不守规矩的“毒王”,他们到底去了哪里,危害如何,传播到了哪一级,是否可控,这些问题并没有在WHO防控合作机制及各国协调措施中予以精确定位,这也是重大的风险谜题。这些风险在源头上与全球化有关,其传播、扩散甚至最终的防控完成也必然与全球化有关。  

   全球化,在国家、资本与精英的心目中自然成为权势、财富与文化优势的扩散增值机制,然而全球化网络传播的绝不仅仅都是正面的信息与物质,也包括负面产品,比如说经济不平等和传染病。法国“网红级”经济学家皮凯蒂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及《资本与意识形态》中持续深入批判全球化资本主义带来的经济社会不平等,而且全球化过程始终伴随着落后国家、保守性产业及本土文化精英的抵抗行动。  

   传染病是另外的关键风险。早在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平行发展的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传染病就曾经肆虐横行,天花、疟疾与鼠疫造成过庞大帝国人口的结构性消减及经济动能的严重衰退,并引发各自的政治社会秩序动荡变迁。早期殖民时代,葡萄牙与西班牙对拉美土著文明的摧毁,除了直接的武力屠杀与强制劳动之外,传染病也是非常重要的“杀手”因素。

   全球化带来了不同人种的过度密切接触,而他们各自的免疫力、疾病史以及传染经历各不相同,很难保证不相互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开发造成的自然病毒的变异、进化与跨种群传播,也是重要的风险来源,此次武汉肺炎危机中的“蝙蝠疑云”就是如此。还有各国生物战与病毒研究的风险控制能力各有差异,“人造病毒”也不是不可能。全球化还造成了各地生物物种之间的贩卖、走私与交互,其病毒交叉和传染更加难以预防和控制。    

   全球化带来了经济发展、旅行便利、人文交流以及人类整体福利的进步,但传染病的变异升级也必然长期尾随,不可能只有收益没有风险。这就像参天大树,越见其高大,越显其阴影。我们对传染病风险的亲身体验和反思绝非是反全球化的动机和理由,因为全球化带来的总体文明增量和福利前景对于人类的道德交往、物质进步和知识提升具有无可置疑的价值。只是,我们必须清晰理解到,传染病是全球化众多风险中无可回避的显著风险。我们回顾一下近期的状况,2003年的SARS、2009年墨西哥的H1NI、2014年非洲埃博拉以及2019年非洲猪瘟等,而当下的武汉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染性、致死威胁、波及面以及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更甚以往。

   没有谁可以在这一场全球化条件下的传染病危机中独善其身。在中国全面应对疫情防控的同时,各国应以理解和应对共同危机的生存伦理和道义责任对中国进行援助支持,并做好自身的防疫部署。同处中国主权秩序内的港台地区表现出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以及乘机脱钩、歧视的言行及操作,是“一国两制”与民族复兴之痛,将疫情过度政治化也反映了港台某些势力背离国家立场和人类普遍价值的阴暗心理和道德退步。至于欧美一些鹰派反华势力的冷战动作和歧视言行,更是对其曾经领导和塑造之全球化价值秩序的背离。借“疫情”歧视、敌视中国,甚至希望中国经济社会遭受更大损失,发展中断,乃至于爆发某种政治危机,这是郑永年先生所谓“西方一股新的反华潮流”的风起云涌,也是背离全球化的政治倒退。

   相反,我倒相信真正全球化的价值与力量将在这次武汉疫情应对中得到考验和进步,也相信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事业是21世纪全球化最具价值正当性和发展前景的方案。就传染病而言,中国的有力防控是对世界公共卫生秩序的重要贡献,通过防控过程的全球合作与协调治理,全球化体系不仅可以证明其经济优势,也可证明其制度优势。当然,经过此次抗疫大考,我们也必须清楚看到中国之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仍有较多机制和空间需要严肃检讨和改进,以便应对中国更深层次全球化带来的严重风险。

   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既然是21世纪的全球化方案之一,就必须在公共卫生秩序和风险防范上有充分的技术储备和制度安排。中国应对此次危机提出的“生物安全”不仅是国家治理的新要素和新命题,也应当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扩展思考与秩序建构之中。因为,越紧密的共同体,对安全及预防传染风险的要求就越高。但愿此次危机能够促进中国治理能力的制度性进步及病毒研究和防控技术水平的真正突破。只有中国有能力许给国人及世人一个可控传染病的安全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才具有了最基本的信任前提。因此,这是一次关于中国是否有能力真正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技术与制度大考,而中国的合格担当与进步必然构成21世纪全球化的真正福音。        

  

  

  

   (原载多维新闻网专栏,2020年2月16日,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驻站研究员,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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