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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讷:成也边关;败也边关:杨应琚在西北与西南边疆的政治生涯

更新时间:2020-02-15 21:08:16
作者: 吴启讷 (进入专栏)  

   八月间,云贵总督杨应琚、云南巡抚汤聘以孟艮、整欠等车里边外土司纷纷归附,新入版图者不下六七千里,原设迤东、迤西两道所辖地方辽阔、道里绵长、稽查难周,奏请在原有迤东、迤西两道之外增置迤南道,驻箚普洱府,自迤西道所辖十三府中划出普洱、镇沅、元江、临安四府归迤南道管辖,自迤东道所辖七府中拨出云南、武定二府归驿盐道管辖。

   正当清朝在车里边外复置土司之际,乾隆三十一年(1766)五月,腾越副将赵宏榜向杨应琚陈报永昌府、顺宁府边外的「木邦、蛮莫各土司愿内附,缅酋势孤易取状」。杨应琚对此抱持慎重态度,他从长期的边疆经验中,直觉木邦、蛮莫地域广远,且自明末以来久附缅甸,若准其内附,缅甸恐难坐视,事态难免扩大。因此,杨应琚最初无意接受两地土司内附,他说:「吾官至一品,年逾七十,复何求?以贪功开边衅乎」?

   然而,在赵宏榜等人不断陈说、怂恿下,杨应琚终於改变初衷,以为将木邦土司之地纳入清朝版图,并可一举解决缅甸议题的时机已成熟,遂奏请亲赴永昌处理受降事务。但迤西道陈作梅、永顺总兵乌尔登额等仍力陈边衅不可开,杨应琚不听,奏准高宗,拟一举平缅。

   清高宗与杨应琚的思考转折过程大致同步。朝廷原本不打算扩大事态,也无意在滇西、滇南复土开疆。早在乾隆十四年(1750),木邦土司即曾奏请内附,朝廷即担忧「木邦乃缅甸所辖,中外攸分,准木邦投诚,木邦即缅甸之叛逆,必至大起衅端,亦有妨於国体」。刘藻初任云贵总督时,具禀缅匪盘踞九龙江,逼近土境,高宗即谕令拨练协逐,不可擅动官兵。及清军攻入孟艮、整欠,清高宗的目标也仅限於驱逐贼匪,保护内地土司不受侵扰。乾隆三十一年(1766)六月,高宗仍考量缅境辽远,也恐杨应琚急功躁进,遂再谕:祸首召散未获,总镇统兵搜捕,驻箚边外,久稽时日,虚糜军饷,其事不值如此办理,应将官兵撤回内地,另筹进剿之策。但当他看到边外土司归附,尤其是得悉木邦土司准备投诚的消息後,遂萌生复土开疆之念。适逢读到《明史》〈云南土司传〉,高宗更对缅甸产生轻蔑之心,认为「缅夷虽僻处南荒,其在明季尚入隶版图,亦非不可臣服之境」,只要不致重烦兵力深入而成勘定之功,「以永靖南服,尤为一劳永逸」;并说万里之外之事不可遥度,赏杨应琚荷包两对,於七月谕杨「全盛之势,不妨乘时集事,招致缅匪,迅奏肤功,另当格外加恩,用昭酬奖」,示意杨应琚以最小成本解决缅甸议题。清高宗在此处虽未明确谕示杨应琚接受木邦土司投诚,但显有鼓励之意。

   杨应琚据此拟定对缅作战方略,拟於八月间调兵14,000人,绕开边境土司,直攻缅都。杨一面行文缅甸,檄称合水、陆军50万,大炮千门,不降将入境征讨。一面遣使到缅属诸土司劝降,各土司尚犹豫观望,仅有一些小部落归附。乾隆三十一年(1766)六月,杨应琚派赵宏榜率兵500出铁壁关,收降蛮莫,克服蛮莫所属新街土司,扼住金沙江口,又收猛密土司及猛密所属之猛连坝头目;赵宏榜进而遣人招抚附近猛拱、猛养土司。

   九月间,杨应琚调兵驻箚於靠近木邦的内地遮放地方,并遣副将赵宏榜驻箚新街,为蛮莫扞蔽,接受木邦土司投诚,并以木邦土司先人在前明时曾任宣慰司,赏二品顶戴,授为宣慰司。自八月至十一月间,杨应琚连续奏报木邦土司、头人与大山、猛育、猛答、猛音等处头目投诚。

   木邦土司归附,并为清朝接纳、授职,标志清朝的战争目标,已由靖边安民转为复土开疆。一如清高宗和杨应琚一度预测过的结果,缅方无法接受木邦叛离。缅军主力虽然深陷暹罗,但留守阿瓦的缅王孟驳立即调兵进入木邦。战争自此全面升级,战场也由车里边外移到木邦、蛮莫一带。

   九月,应琚至永昌受降。缅甸调集边兵数万,分路攻打甫归附清朝的掸人土司部落与云南内地的掸人土司部落。缅军攻击附清的木邦,木邦土司线瓮团不能敌,退至清军驻箚的遮放;新街扼水陆要冲,顺流而下,四五日可达缅都阿瓦,为双方必争之地。九月二十四日,数千缅军沿水路对守卫新街不足千人的清军发动攻击,刘天佑等领兵400往援,不支战死。赵宏榜力拒2日1夜不支,焚辎重器械,放弃蛮莫,突围退回铁壁关,蛮莫土司瑞团也随清军退至铁壁关,後被安置於陇川。

   杨应琚紧急调集各镇营兵赴援。十一月,提督李时升进驻铁壁关,遣诸将分路出关,意图规复木邦、蛮莫、新街等地。缅军却出乎意料地在新街分兵两路,一路沿东北方进入云南境内,进逼铁壁关;另一路二千余人沿伊落瓦底江北上,抵达戛鸠後,东向攻入云南境内,再南下截断铁壁关清军後路。清军对此毫不知情,十一月十八日,缅军主力对铁壁关发动攻击,清军虽然居高临下,但武器装备以弓矢和火绳枪为主。火绳枪射速既慢,向下方射击时,弹药往往未发先落;缅军则装备来自葡、英、法等国的燧发枪,射速、火力都远胜清军;对环境的适应力更胜清军,清军伤亡惨重。缅军树立营栅,逐渐逼近清军大营。清军只能采坚壁不出之策。

   十一月二十日,缅军绕道戛鸠的北路兵二千余人,由万仞关、巨石关间攻入守备薄弱的腾越境内,10天内先後攻占盏达、铜壁关,清军死伤数百,战火蔓延至户撒、腊撒地带,威胁到铁壁关後路。清军急援,缅军乃主动脱离接触,退往铜壁关。缅军屡战屡胜,但深知主力远在暹罗,不利与清军长期对抗,早定下以战逼和之策,缅将莽聂渺遮曾於楞木前线向清军请求议和,但清方要求缅甸递交降表,谈判破裂。不久,楞木及铁壁关的清军遭北路缅军截断後路,被迫撤至陇川,缅军主力四千余人乃攻入铁壁关,进军陇川。在陇川,两军再次爆发大战,清军失利,无力组织有效反击。

   杨应琚闻警,痰疾发作。乾隆帝命侍卫福灵安携御医前往探视,并密令察看军情;同时并谕其子江苏按察使杨重英、宝庆知府杨重谷省视。杨应琚遂命朱仑与缅军议和,於乾隆三十一年(1766)十二月二十六日接受对方停战条件,蛮莫、新街等地仍归缅甸。缅军分兵绕出万仞关,焚掠内地永昌府、腾越府境内盏达、户撒、陇川、猛卯等地,破铜壁关而去。

   木邦、蛮莫、新街先後弃守,清军全线败退至关内。杨应琚隐瞒真情,屡与李时升连署奏捷,谎称官兵在关外杀敌万余。并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正月虚报缅甸遣使乞和,称缅甸孟毒之四胞弟卜坑、领兵土目莽聂渺遮诣军门乞降,恳赏蛮莫、新街互市,疏请罢兵。高宗从其奏报中看出破绽,明了清军已战败退至八关之内,杨应琚所称将蛮莫、新街等处赏给缅人为贸易之所,实为让地退兵,暂为苟且之计。不久福灵安也将赵宏榜、李时升失地退守,谎报战功等情奏闻。清高宗遂连降严旨,痛责杨应琚欺饰之过。

   清高宗指出,对缅事原无成见,未有兴师勤远之意;杨应琚到滇时莽匪已平,只需经理疆界、按剿逸贼即可。但杨应琚行文向彼索取逆贼,声言不将逆首召散擒献,即兴问罪之师,且木邦、蛮莫来归,谓有可乘之机,遂听其筹办。原欲木邦等处实因彼等众心畔散,窘急来归,固可就其已涣之势设法招徕,使其自成瓦解,然後抚驭绥靖,御其外患,使之永隶版图,不留贻患,不料杨将此事办得不可收拾。对於议和一节,清高宗主张,缅匪亦一大部落,如果诚心乞降,愿附属国,其酋长自当请罪纳款,具禀输诚,效安南、暹罗之通职贡,奉正朔。除此之外,还须将蛮莫、新街呈献,或尚可议及撤兵蒇事。木邦、蛮莫等处既已投诚,并遵制薙发蓄辫,中国派兵进驻,则此两处皆为中国版宇,投诚之众既已归附中国,并给予其职衔,即同内地人民,天朝出兵保护,皆中外共知。若将新街、蛮莫给予缅方贸易,则无疑是将已纳降之地送还,如此,木邦、整欠、整卖、景线等前已准其归附之地又复效尤,亦将悉还之而听其戕乎?何以申国宪而靖蛮服?何以尊国体?朕何以对天下?况我国家正当全盛之时,准夷、回部悉皆底定,何有此区区缅甸而不加剪灭乎?必当歼渠扫穴,以申国威。

   事实上,作为战败方,清高宗开出的议和条件,不可能被得胜的缅甸接受,双方难以罢兵议和,战争还将进一步扩大。乾隆帝将怒气出在杨应琚身上,遂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三月,将杨革职解京。经廷讯後,以欺瞒之罪赐令自尽,终年71岁;子杨重谷亦遭处死。

   清缅冲突的升级,也超出缅甸的预料。贡榜王朝扩张的主要方向在暹罗,1764 — 1767年间,缅军的精锐正用於对暹罗作战,当清军攻取孟艮、整欠之际,缅军正在围攻暹罗国都阿瑜陀耶城,直到阿瑜陀耶城陷,才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四月将主力投入对清作战。

   此後,历经明瑞、傅恒等骁将的军事行动,征缅之役仍以清朝军事失利告终。清军四度征缅失败,双方议和。此举奠定了当今中缅边界的基本格局。於清缅开战之初奉旨来滇探父的杨应琚的长子杨重英,奉命使缅和谈,被缅方拘留,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才获释。清高宗得知重英在缅甸「居佛寺逾二十年未改中国衣冠」,深受震动,「比之以苏武之节」, 御制〈苏杨论〉加以旌表,并释放重英之子长龄。

   从世界史的角度来,清缅战争造成中南半岛上的重大政局变动。清军征缅之际,缅甸正与其宿敌暹罗交战,甫灭暹罗就遇上清军进攻。国内空虚的缅甸被迫只留下3,000兵力驻守暹罗,全军回师抵御清军。暹罗华裔将领郑信藉机击败暹境其他政治势力,击退缅兵,重建暹罗。而清朝对於此役造成中南半岛上的大变局──既削弱了缅甸,又避免其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命运,同时挽救了暹罗──长期一无所知,而是对全盛时期无法降伏「南荒小夷」耿耿於怀。缅甸战後十八年主动求贡,重新被纳入东亚朝贡体系。

  

   叁、结语

   1. 汉军旗人身分的意义

   出身长白山、黑龙江流域渔猎经济区,文化与中原汉人颇有差异的清朝定鼎中原,一方面亟需利用前明核心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资源,另一方面更需要「勘藩拓边」、「修饬封疆」,从战略上对外阻绝外来威胁,对内监视汉人的动向。因此,清朝的中央朝廷在极大程度上直接袭用明朝的国家机器,更直接接管了明朝的地方机构和边疆政治体系。在这一情势下,用人成为清朝的重大政治议题。朝廷感到「用满人与民阂,用汉人又与政地阂」,

   汉人官员难脱清朝在入关前即以体认到的「南朝文武殊途之敝」,清军入关之初,汉人官员多抱持首鼠两端的观望态度,政治效忠度不足。满洲八旗出身的官员也不尽符合清朝朝廷的政治需要。後金转型为清朝後,强化中央集权成为朝廷政治的第一要务,满洲官员却身陷传统八旗的关系网之中,在君权与本旗利益之间,往往倾向後者。「宁负朝廷,不负其主」。而汉军旗人出身的官员,其荣辱非系於八旗,而系於皇帝;他们对满洲的效忠,不见得超过满洲或蒙古八旗出身的官员,但他们对君主的效忠,则必定超过之。

   类似杨应琚这样汉军旗人出身的官僚,不仅在政治效忠度上高於汉人,而且较汉人熟稔源於满洲的政治、法令等制度;同时,也较满、蒙八旗官僚更熟知汉人民情,熟稔明朝旧政治体系的运作模式,这些条件都是满人、汉人所无法兼备的,因而屡屡被委以重任。可以说,汉军旗人出身的官僚,不是血统上,而是文化上、政治上的混血儿。这种混血优势,在清朝面对前明遗留下来的的传统边疆事务与後金─清政权所开拓的新型态边疆事务时,更展现出其难以取代的价值。

   杨应琚的政治生涯,大致呈现出清朝前期朝廷处理边疆事务时,最高决策者与其参谋、谘询体制间的互动。

   2. 清朝治理西北与西南边疆成败的起因

   杨应琚个人政治生涯的起伏,其背後所呈现的,是初步面临世界变局的清朝,在边疆政策上的成功与困境。

杨应琚和他所效忠的清朝,成功地结合渔猎、游牧民族的骑射传统与历代中原王朝的防御性治边战略,使汉、唐王朝全盛期的地缘安全设计得以恢复和巩固;但面对超出这一传统安全设计外缘的问题,尤其是这一外缘正在经历巨大的内部和外部变化之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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