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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楯:《卫生文存》与《环境文存》序

更新时间:2020-02-15 20:49:45
作者: 李楯 (进入专栏)  
后,又提出要改变“单纯福利观”,除政府之外,社会各部门和个人都应合理分担医疗卫生费用;政府掏钱要“适应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后,又指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改革过度“市场化”造成的。

   为此,我开始介入卫生体制改革和医疗保障制度的讨论,参加卫生部系统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会议及各类相关的会议,作报告,阐述自己的观点。在2010年初完成了《医疗卫生保障与“中国发达”》一文。此前,则有2005年的《医疗保险:政府的积极责任与市场经济社会的普遍原则》、《看病难、看病贵难题待解》和2008年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须改变》发表。

   我主张建立城乡一体的,覆盖全体国民的,最低限度的,由国家财政负担的医疗卫生保障制度,反对建立城乡分立的,财政、单位、个人都要出钱的医疗保险制度。主张医疗卫生保障应由中央财政出钱,反对中央出政策,让地方出钱。同时,认为在中国实行单一制政体,中央财政占据财政收入大部分的情况下,转移支付不是一个好的和有效的制度。

   我主张应改变医院作为政府行政机关附属物的制度;放开对医生执业的过多限制,执业医师由医师协会管理。我不认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有所谓的“过度市场化”问题。不是只讲钱,没有行为规则、没有职业伦理,就叫“市场”。医疗卫生保障制度是一种复合关系,就国家对公民的健康权承担积极责任而言,它不适用于市场规则;就国家为公民向医生及其他医务人员买服务和向企业买药品和医疗器械而言,当然适用于市场规则。因为,在这些方面,不遵从市场规则,就买不来合格的服务和合格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在医疗卫生方面,中国远没有形成健全的、健康的、政府为国民买服务的市场。如果说有“市场”的话,也是扭曲的、垄断的、通过“医疗”赚公民钱的市场。

   当然,我讲这些话,没有用。

   与卫生相关的,还做过一些事:

   一是参与了与“禁毒”和“限烟”相关的工作。

   我自2002年开始担任联合国禁毒署和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预防因吸毒引发艾滋病感染”中国工作组成员。这个工作组除许多单位成员(政府部门等)外,另有四个独立专家成员,我是其中之一。由此,和联合国禁毒署和中国政府公安部禁毒局有过许多合作。我在公安部的支持下,去云南德宏等边境地带做过毒品调查,在联合国开发署和禁毒署在泰国清莱召开的会议上作报告,参加并主持国家禁毒委员会举办“禁毒论坛”。

   我以为:由医生对药物滥用的限制,至国家法律的禁毒,一方面形成了国家对这种“药物”的垄断,并给警察赋予了查禁“毒品”和给药物依赖者强制“戒毒”的职权。另一方面,却使可以成为这种“药物”的植物及其制成品——后来,是人工合成或半合成的“药品”,价格到了其种植、提取或制造成本的几十倍、上百倍,致非法存在的武装力量和不被认可的“政权”多通过这种种植、制造、经营去换取他们所必需的军火和药品。

   由于被称作是“毒品”的这种“药品”的认定,以产生“依赖”和“有害健康”为标准,致使“毒品”的名单越拉越长。新型毒品层出不穷,查禁“毒品”和对“吸毒者”收容教育的工作量,越来越大。

   于是,问题是:1,如果一个人只“吸毒”而没有侵犯他人为法律所认可和保护权利的行为,以他的“吸毒”为违法或犯罪,能为现代法治所接受的理由是什么?

   2,如果说药物滥用(吸食毒品),只是因其使人上瘾而对人的健康有害,那么,烟草和酒,对人的健康的作用和这些“药物”是同样的,特别是烟草,在中国,它与超过10%以上的死亡相关(卫生部数据——仅此,危害大大超过海洛因),并危及自己不吸烟的被动吸烟者,何以烟草不被定为“毒品”?

   我对药物滥用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主张“抓大放小”(警察的职责只在抓大的制毒、贩毒集团犯罪,针对个人的“戒毒”以自愿为原则,由医务工作者承担)。同时,坚决主张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我参与了疾控系统推进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行动,除两次在政协提出提案外,还于2009年,在清华大学法学院主持了以“卷烟包装警示标识”和“烟草广告、促销与赞助”为题的模拟听证。

   从2004年起,我开始一项题为“吸毒:对一种非规范行为的思考”的研究,(注2)  只是多次中断,至今未能完成而已。

   另外,与“毒品”相关的是:中国大陆政府的鸦片种植在西北,制成品的存放在中部,用于医疗中的镇痛。关于疼痛,医学的解释说:一种是病人感到疼痛,第二种是疼痛已经严重地影响到病人的生活,第三种是疼痛已使病人完全无法忍受。以往,医生只在第三种情况出现时,才给病人以镇痛药物,而现在新的主张认为在第一种情况出现时,即可给病人以镇痛药物。这种新的主张的出发点是:人应活得有尊严,在活着的时候,有相对尽可能好一点儿的生存质量;相对而言,“药物”的危害,其实是有限度。

   国家管理部门属下的机构(名称待查)召开过一次只有几人参加的专家会议,希望专家支持政府扩大罂粟的种植量,以使中国的病人在第一种疼痛出现时,即可获得镇痛药物。作为参会专家,我赞同这种主张,签了字。

   二是与职场环境和职业病相关的工作。

   2009年,在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和深圳农民工因职业病防护措施缺失而罹患尘肺病事件经传媒报道后,和我关系很近的几位清华、北大和社科院的教授致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为劳工权益而呼吁,同样和我有过许多合作的媒体人王克勤在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之下设“大爱清尘”专项基金,推进对尘肺病人的救助。我参与了“大爱清尘”的一些工作。

   “大爱清尘”用近四年的时间完成《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称:在中国,在尘肺病中,农民占 90%,保守的估计,数量应为 600 万人。他们处贫困和极为痛苦的病痛折磨之中,死亡率达22%。他们因雇主(企业)违反职场环境卫生法律规定,而在工作中罹患尘肺病;又因雇主不和他们签劳动合同,而得不到法律规定的工伤赔偿和免费医疗,又因为他们是“农民”,在“新农合”(国家为农民设立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医疗支出范畴内不包括“职业病”,而得不到的治疗。

   对此,我认为:1,导致职业病发生的职场环境存在是违反法律的;导致职业病发生的职场环境存在,政府是有责任的;有职业病发生,负有责任的官员就应被追责。

   2,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及卫生局不能证明职业病发生的企业的,且不能证明职业病发生在自己辖区以外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及卫生局承担责任;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及卫生厅不能证明职业病发生的市、县的,且不能证明职业病发生在自己辖区以外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及卫生厅承担责任;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卫生部不能证明职业病发生的省、直辖市、自治区,且不能证明职业病发生在国外或者境外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卫生部承担责任。

   依据是中国于1997年签署加入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这一公约,公约第12条对健康权有明确规定,政府对公民的健康权负有积极责任。

   三是与食品安全相关的工作。

   除在“家庭与健康”的系列讲座中有食品安全的题目和有过涉及食品安全的政协提案外,我对作为人的粮食的转基因农作物,持一种高度警惕态度,在相关争论中,发表过《民生大事:怎样决策,由谁决策?》(《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2月8日)和《利益与“始料不及”:关注影响决策的两种因素——兼论公共卫生、食品安全、环境与生态保护的制度伦理问题》(2011年,收入一本书中,书不在手边,书名待查)。

   我认为:今日人类面对的问题,决策者和公众都会有一些时候在实际上失去了判断能力,而能提供决策参考意见的专家即使不是出于自身利益的缘故,也会有可能因“始料不及”而提出错误的主张。而在今日,一些决策一经做出,付诸行动,后果即难逆转。

   此前,在疾控中心中,我已任一个伦理委员会的委员多年。一种伦理的思考,只在考量“能不能”之外的“该不该”——如对食品、药品等项,在没有绝对充足、无可置疑的证据证明其无害之前,是不能投入生产、进入市场的。——有些研究和实验,即使仅仅是在研究室中进行,也是不允许的。这,即是伦理委员会的职责所在。

   至于环境与生态保护,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有过一些思考。真正参与,是在2000年以后。

   我以社会学家和法学家的身份参与过一些政府项目:有水利水电部的“水资源的补偿与恢复机制”项目(2000~2002年)、国家环保总局的重大工程环境评估程序设计项目(2000年启动)、国家移民总局的“三峡移民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2001~2002年)。

   我还参加过四项国家重大工程的环境生态保护和移民的调查、评估、论证工作:第一项是四川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2000年),第二项是广西天峨县红水河龙滩水电站(2002年),第三项是浙江温州瓯江滩坑水电站(2002年),最后,是怒江流域水电开发工程(2003年)。在这四项工程中,我对紫坪铺和怒江工程持反对立场。紫坪铺是在两次专家论证未能通过,行政长官自行决定做第三次评估后动工修建的,紫坪铺工程可能是导致汶川地震发生的诱因(范晓《汶川大地震地下的奥秘》(《中国国家地理》,2012年第6期);范晓《紫坪铺水库也许真的诱发了汶川大地震 ——紫坪铺水库与汶川大地震关系的研究文献综述报告》(加拿大Probe International 网站,2012年,2018年修订)。怒江工程则因专家和民间都有人反对,搁置至今,但对环境和生态影响同于怒江的溪洛渡、向家坝水电工程均已建成。

   针对重大工程环境评估中的问题,我在2005年1月完成了《公示、听证、公众参与、官员问责、独立专家评估: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编《科学发展观与江河开发》(华夏出版社,2005年)和《己卯以来杂稿》,法律出版社,2007年)。

   此外,我还以专家身份在2005年参与策划、组织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圆明园整治工程环境影响听证会”,并作为听证陈述人出庭作证(后来,2015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了《圆明园听证——政府与NGO合作的一次实践》)。

   我以专家身份参与过环境保护方面的非政府组织在渭河上游(2006年)、黄河流域(2013年)和阿拉善(2012年)的考察和工作评估。

   我还曾为《环境绿皮书》(中文,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英文,荷兰Brill出版社)撰写过2009年至2012年,及2014年的年度总报告,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做环境-生态保护方面的法律、公共政策,及公众参与培训。

   2006年至2008年,我与苏雨桐、姚遥、梁晓燕、杨大斌五人,以志愿者组合“守望家园”之名,做了一些事,其中,很多是环境-生态保护方面的。

   2012年11月,我和环境与气候变化方面专家七人,应法国政府邀请,访问法国。2013年9月至10月,又与几个民间基金会的负责人一起应美国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邀请访美,参加美国环境资助基金会联盟的年会,考察美国基金会的历史,并就环境问题和基金会的工作多次举行了会议。

2013年11月,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经向政府民政机关登记成立,我担任基金会理事长。在2014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自然之友”成立20周年之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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