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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澜: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

更新时间:2020-02-15 19:50:09
作者: 薛澜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的现有社会状况的描述,全景地勾勒出目前我国危机形态的特点,并因循社会、组织到个人的逻辑过程,揭示社会转型期我国危机事件高频发生的潜在诱因,说明危机事件的常态性以及进行危机管理体系建设的紧迫性;最后,在解析我国现有的危机管理理念和系统设置的基础上,结合发达国家的危机管理经验提出建立我国危机管理体系、实现"危机管理常规化"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危机管理 社会转型期 中国 社会危机事件 危机管理常规化 管理理念 政府形象

  

   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有效、及时、和平地处理各种类型的危机事件已经成为今后一定时期内我国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挑战,如何处理好社会危机事件将直接关系到政府在公民心目中的权威地位和良好形象,直接影响着我国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

   一、概念界定:危机与危机管理

   (一)危机

   本文把所探讨的危机界定为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危机事件的决策环境相对于政府的常规性决策环境往往是一种非常态的社会情境,是各种不利情况、严重威胁、不确定性的高度积聚。实际上,对于危机事件的认知与界定,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分成不同类型。

   从抽象特性上来看,危机事件一般具有以下四个特征:(1)突发性和紧急性:组织所面临的环境达到了一个临界值和既定的阈值,组织急需快速作出决策,并且缺乏必要的训练有素的人员、物质资源和时间。

   (2)高度不确定性:事件的开端是无法用常规性规则进行判断,而且其后的衍生和可能涉及的影响是没有经验性知识可供指导的;

   (3)影响的社会性: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其影响和涉及的主体具有社群性;

   (4)实质是非程序化决策问题:管理者必须在有限的信息、资源和时间(客观上标准的“有限理性”)的条件下寻求“满意”的处理方案,迅速地从正常情况转换到紧急情况(从常态到非常态)的能力是危机管理的核心内容。

   (二)危机管理

   对于危机管理,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危机管理包含对危机事前、事中、事后所有事务的管理。危机管理的任务是尽可能控制事态,在危机发生后把损失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在事态失控后要争取重新控制住。就其本质而言,危机管理是一种非程序化决策,这类决策极为复杂而困难,往往关系到组织的安危。有效的危机管理需要做到如下方面:移转或缩减危机的来源、范围和影响;提高危机初始管理的地位;改进危机冲击的反应管理;完善修复管理,以能迅速有效地减轻危机造成的损害。

   当然,除了基于时间发展脉络的基础作为建立现代危机管理体系的分析框架外,还可以根据危机基于管理学上的本质特征选择组织行为分析框架(危机中的主体行为分析)和决策过程分析框架(危机决策流程)进行辅助分析,这有利于更深入地理解危机的诱发根源和危机管理的战略要义。

   二、中国转型期的危机形态:危机事件高频发生

   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面对很不安宁的世界,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倍加顾全大局,倍加珍视团结,倍加维护稳定。”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经济改革已进入社会结构的全面分化时期,改革开放触及到深层次的体制性问题,社会制度系统(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家庭制度)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制度变迁,在社会发展序列上恰好对应着“非稳定状态”的频发阶段"。在这样的变革过程中,利益和权力将在不同的主体之间进行重新分配、转移,形成诸多不稳定因素,也就存在形成不同危机的可能。就现实观察而言,我国转型期的危机形态总体上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危机事件涉及的领域多元化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不仅接连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而且随着社会的转型,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领域也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危机事件。

   在经济领域里,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到位、农村发展不足、移民安置不当等因素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常有发生。在政治领域,由于转型期我国政府职能的界定尚未完全明晰,腐败渎职现象严重,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污染”,厦门远华等一批大案要案,更是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在司法领域,“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以及执法犯法等司法机构腐败滥用职权、有案不立、重罪轻判、裁判不公、执行不力等现象,很可能造成社会矛盾激化。在国际上,中美撞机事件、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国客车从吉尔吉斯回国途中被烧毁多人遇难等事件,都预示着中国有可能面对种种外交危机和跨国危机。

   (二)危机事件呈现高频次、大规模

   近几年我国发生多起严重的安全事故,尤其是矿井重大安全事故接连不断,特别是同构性的重大事故的接连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阴影。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介绍,我国现正处于第五次安全事故频发高峰期。与此同时,各地严重的治安案件数量不断增加,地区性的恶势力有所抬头。而且,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的头目往往有“保护伞”、“黑后台”,甚至有执法机关人员通风报信、协助作案。此外,在近年来出现的一些群体性冲突中,参与及波及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三)危机事件的组织性、暴力性、危害性加强

   据信访部门调查,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幕后有人策划、煽动和组织,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更是如此。随着组织性趋向明显,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持续性和反复性的态势,闹事方式不断升级,规模不断扩大,对抗性不断加剧。日益增多的各类群体型突发事件不仅交通要道受堵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这些行为的出现,无形中破坏了社会整体的行为程序,具有十分危险的群体行为误导可能性。一旦社会的安全管理体系出现失控(诸如民用爆炸品、枪支的管理),发生类似石家庄、陕西横山爆炸等惨案,其后果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四)危机波动方式多元,震动频度增大

   由于目前危机事件的发生往往涉及社会不同利益群体,敏感性、连带性很强,聚集效应明显,而且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传播渠道多元化,国内外各类反动势力有机可乘,利用我国政府旧有的处理方式和群众心理,在各类高科技的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制造各种谣言惑众,煽动群众采取过激行为。尤其在各类民族问题以及邪教的处理问题上,分裂势力和邪教组织往往利用网络,散布反动言论,组织地下非法活动,唯恐天下不乱!。着危机波动方式朝着多元的方向发展,危机事件可能引起的震动频度明显增大。

   (五)危机事件国际化程度加大

   伴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危机事件的发生也具有了一定的国际互动性,这增加了危机事件的应对难度。第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与世界的交流日益广泛,国际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重大变化都会程度不同地波及到我国。特别是“9·11”事件发生后,一些利益集团和组织利用非军事方式和手段,对敌对方的一些战略目标进行非常规袭击,这种现象引起了国际军事理论界和安全专家的密切关注。

   第二,随着与外界交流的增强,国内的极端个人及组织往往与各类国际反华势力紧密勾结,互为呼应,严重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第三,随着中国的稳定发展,中国公民在境外的人身、财产安全也常常受到威胁,成为各类恐怖主义直接或间接的目标。

   三、我国转型期危机频发的诱因

   对于我国进入危机频发期的原因,我们将因循社会、组织到个人这样的逻辑过程进行分析。在社会的分析层次里将具体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角度;由于我国为政府主导型社会,所以将组织的分析主要局限在政府,并将其归入到政治体制里一并考虑;对于个人视角,我们将基于人性中的挫折—攻击理论和曲线,对我国社会中存在的不满意程度进行刻画,诠释可能的危机诱发路径。

   (一)社会及组织层面分析

   1.经济发展具有不均衡性。改革以来特别是在90年代下半期,中国社会收入的分配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从全民“分享型”或“共享型”增长到“部分获益型”增长,从全民“非零和博弈”增长到“零和博弈”增长"。在国家范围内,人与人、人与集团、国家与国家之间围绕各自的经济利益在市场逐渐成熟的过程中,资本市场的集聚效应作用日趋明显,地区及个体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这主要体现为:首先,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公共服务水平与可及性十分悬殊;其次,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极化指数迅速上升且达到历史最高点;第三,从国际形势来看,旧秩序与酝酿中的新秩序的相互并存和矛盾冲突,使得全球经济格局中内含了极大的结构性张力和紧张;第四,在目前发展格局中,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也日益成为增长的瓶颈和社会不稳定的基础燃烧物质"。

   2.政治体制改革有待深化。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及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交互作用造成的传统权力结构畸变和传统权威模式的失效,使得旧的政治社会体制控制宏观、协调矛盾、平衡冲突、扼制腐败的主动性和能力有所减弱,于是危机的出现就具有了体制性的诱因。

   首先,虽然行政观念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效能的提高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行政管理体制、行政管理方式和行政思维模式仍有待于进一步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接轨。其次,来自信息技术的挑战与机遇也对我国公共管理的实际运作方式和根本民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三,市场化浪潮的兴起对公共管理本质的冲击和全球化对公共管理范围和结构的影响。第四,“非正式规则”的存在使得立法和司法过程存在着缺陷,行政和司法领域的腐败加剧中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迅速滋生和发展。

   3.传统道德文化体系的失稳。由文化矛盾引发或支持的冲突和危机,其根深蒂固性和持久性要远甚于其它原因直接引发的危机。在经历了西方社会发展的冲击和建国后的几次文化变革中,传统的孔儒思想体系说教功能逐渐弱化,出现一定程度的信仰危机。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教育发展滞后,社会道德、公共伦理出现失范,腐败的社会风气使道德基础发生动摇,网络时代的生活方式已经严重冲击着旧有的道德规范体系,道德虚无主义情绪逐渐蔓延。严重的规范缺失和规范偏离、社会结构变迁的加剧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了人们在不断出现的新的行动内容和选择标准面前缺乏必要的规范引导和约束;既有的规范系统在急剧变迁的社会生活之中的紊乱,也造成了人们在具体行动中的严重偏离和越轨。

   我国目前可能存在的社会组织层面的危机引致因素决定了在今后的一段时期,我们必将面对各方面的危机。从诱因来看,危机的实质就是潜在的各种社会矛盾与问题积聚激化后的表现形式,或者说是冲突的人群试图通过非常规或极端的方式,促使有关政府部门解决没有预见或长期无力解决的问题。从本质上看,我国目前危机事件的主体性质为非政治性,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于对社会公民权和利益的维护,关注弱势群体,寻求社会平等,但也不能排除具有一定政治目的或寻求某一社会利益集团局部利益的行为动机。

   (二)个体行为层面分析

在民众间对于社会稳定的整体局势的主观看法上,社科院“我国社会稳定形势研究课题组”、中纪委的调查以及中央党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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